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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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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三年来访问的第219篇人物档案。我们在2014年的目标是访问100个三明治人物欢迎自荐和推荐受访者(邮箱:webmaster@china30s.com)。

我们想报道的三明治人物包括

·已经和正在做出生活创新改变的三明

·处在各种压力中,计划做出改变的三明治

·尝试过,失败了,正在总结思考的三明治

·身处于大众媒体平时不常注意到的领域和行业的三明治

·地域不限、国籍不限,年龄通常在25-39岁之间

 

下面开始故事:

chenqiufan

编者按:31岁科幻作家陈楸帆是地道潮汕人与新北京人的合体,这位曾在Google工作、现任职于百度的三明治青年,被称为是继刘慈欣后、中国科幻界新的领军人物。他的长篇《荒潮》中包涵了对现代化反思、全球化的思考,而他的多重身份也让作品格外有趣和特别。

文/马明月

 

初识陈楸帆,是通过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在微信里的介绍,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神秘、帅气和酷。加了他的微信,发现这个人非常有趣。

他的微信地区显示为地球上最孤立的海岛“百慕大”,而实际上他是个地道的潮汕人与新北京人的合体,1981年他出生在广东汕头,17岁离开故乡,北上求学,从北京大学获得中文及影视编导双学位,此后游走于技术与科幻创作之间,曾供职于Google中国,现供职于百度,从事互联网广告策划工作,现居北京。

我对这个中国科幻界的实力派作家充满了好奇感。见楸帆之前,觉得他外表酷酷的,又是个拿奖拿到手软的科幻大咖,会不会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可现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楸帆有着潮汕人的热情、友善和温文尔雅,他说话语速不快、思维敏捷。也许是在北京生活了12年,太太又是北京人,他也有了纯正的“北京腔调”,话语间透着北京人喜爱的调侃意味。

在楸帆看来,科幻应该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他的作品总是追根究底地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而他认为科幻小说或者说科幻作家不应该具备解决问题的功能,科幻最大的作用是提出问题,提出那些传统文学所没有提出的问题,思考那些行走于坚实大地上之人视野无法企及之处的问题,甚至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所以科幻也许是最具有“问题意识”的文类。科幻作家就像是杞人忧天里的杞人,可能很多人会视其为疯子,但确实会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疯言疯语而开始每天仰望星空。

与楸帆聊天是个很享受的过程,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叙旧,我们谈论的内容有关科幻,有关人生,有关理想,有关成功与失败,有关人生未知的一切……“可能性”这个词被他反复提及了很多次,而这个词也被他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一种探索未知人生的可能性,一种不甘循规蹈矩生活的可能性,一种重建自我、放大理想与追求的可能性,无数种“可能性”让陈楸帆的世界,如同很多觉醒的“中国三明治”一样,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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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少年、互联网青年与科幻作家

Q:当初为什么选择远离家乡,到北大中文系读书?

A:少年时就怀有一颗“出走”的心,想离开家去远方生活,但没想到会走得这么远。高三毕业那年,本来打算报考广东省内的大学,但在班主任的威逼利诱下,在高考志愿表填上了“北京大学”,父母并没有察觉到这四个字背后的巨大阴谋,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

从广东汕头到北京,18岁时的一次背井离乡,一晃就是十多年。少年时那个印象中遥远而庞大的谜一样的北京,如今看来,却成为想再次逃离却无法脱身的“第二故乡”。

读书是自己小时候最大的兴趣爱好,尽管后来也曾着迷于足球、摇滚,读书这个习惯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北大中文系的氛围对于喜欢看书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每天的生活基本都跟书打交道,而且身边有一群非常有天赋才华的小伙伴可以一起讨论各种问题直到深夜。基本上那四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Q:你作为一个文科生,为什么会走上科幻作家这条路的呢?什么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A:我从小对科学和读书很感兴趣,父亲从事偏技术类的工作,会带回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自己喜欢阅读科普类的书籍,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书刊。和自己的同龄人不同,当大家都沉迷于武侠、言情小说的世界里时,自己却痴迷于杂志上连载的科幻小说,这可能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或许与遗传基因有关。

很多人会误会文科生逻辑思维差,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缺乏逻辑思维的表现(需要从统计学上进行定性定量的样本分析)。诚然文科生写科幻确实存在一些劣势,比如没有经过比较系统的理工科基础训练,容易犯一些比较低级的硬伤。但科幻小说不是论文,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而对于一些真正超前沿的科学领域,其所需要运用的数学工具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理工科学生所能覆盖的能力范围。从这点来说,科幻面前,不分文理。

Q:在你的微博个人认证上写着“业余科幻小说作者和Googler”,为什么会定义自己是“业余科幻小说作者”?“业余”二字该如何理解?对于科幻小说作家和现实从事的职业,你更偏重哪一方?又是怎么协调两者的关系的呢?

A:“业余”指的是心态上给自己的定位,不靠写作科幻小说养家糊口,所以不会带着生存压力去写作,能够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期望值。创作科幻小说纯粹是为兴趣而做,正所谓“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写作科幻小说就是我的“初心”。

出于热爱,我会兢兢业业去研究如何写作科幻类作品,从这个角度谈,我或许是“专业”的。但从心态上,我希望我能永远保持一个“业余”的门外汉状态,不断去学习、吸收一些新的东西,给创作时多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科幻创作和本职工作的关系具有两面性,是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在时间、精力上会有所冲突。尤其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节奏特别快,有时下班回家,会筋疲力尽,什么也不想做,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而另一方面,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各种最新的资讯,包括在与行业里有想法、有才华的人去聊天,能激发自己非常多的灵感,带给自己很多全新的创作思路。这是工作与创作相辅相成的一部分。

Q:你之前在谷歌从事的什么工作内容?这个职业对你的写作灵感有什么帮助吗?

A:我在Google中国工作5年,从事商务合作。谷歌有比较开放、透明的理念,所有的信息在内部都是相对公开的。所以我可以获取到的信息,不仅仅是商务这一块,还包括技术等等各种方面都会有。每年在美国,谷歌的创始人也会为大家分享很多最新的科技动态。

其实Google在技术上,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公司,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做Project X,基本上是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包括无人驾驶、基因测序技术、太空天梯等等,这些都具有科幻的色彩。

而且谷歌的创始人从小都是科幻迷,内部的工程师也都是科幻爱好者,我们有时也会进行内部分享,包括公司会投资的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技术趋势,可以帮助我拓展在技术方面的想象力。在此基础上,我会结合社会、人文方面的东西做一些延展,表达“技术如何去改变个体,改变社会,甚至改变一个文明整体的走向”,这就是科幻的一个魅力所在。

在我的作品《荒潮》里有很大一个篇幅在写“增强现实的眼镜”的应用,它的原型就来自于Google Glass(谷歌眼镜)。

Q:你现在在百度从事什么工作内容?是否和谷歌一样,也能给你的创作提供很多想象力的空间?

A:我与百度有过两次工作经历,最早是2007年进入百度工作,1年后去了谷歌中国,5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重新加入百度,现在在百度是做产品市场。

相比谷歌,百度更有趣的地方在于“人”的方面,我一直在观察这两个公司的不同点,或许针对这种观察的思考会体现在日后的创作中。同样是技术驱动型的公司,由于母体生长的水土不一样,所以造就了不同的企业文化氛围,包括做事风格、价值观等等都不同。

我在谷歌中国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与人的交往很西化,不像是在中国企业里的氛围,比如和保安、保洁打交道的过程,都感觉和国外没什么两样。但一出谷歌的办公室,又会觉得顿时回到了国内,谷歌在中国就好像是“文化飞地”。

而百度就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公司,百度的企业文化去年开始,定义为“狼性”,要求有敏锐的嗅觉,捕捉行业内的机会,有非常快的反应速度,“狼群”的团队协作力和作战精神。

相对于百度的“狼性”企业文化,在谷歌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词Googley(谷歌范儿),也就是在Google的后面加个“y”,把Google变为形容词“Googley”,用来形容一个人是否适合谷歌的价值观。

这样一个词具体怎样定义,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模糊的概念,这些就会形成一个模糊的合集来定义“Googley”。我对于Googley的理解,首先是Smart(聪明)充分运用资源做事情,Scalability(规模化)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的影响力;其次是curiosity(好奇心)和Audacity(大胆),非常大胆、勇于尝试;然后是Innovation(创新),创新在谷歌文化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最后是Fun(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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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荒潮》中那个垃圾之岛硅屿,是你对全中国的映射还是局部某些地方,还是就想到了汕头的“电子垃圾之都”贵屿?你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在相比较差别大吗?

A:《荒潮》中“硅屿”的原型是贵屿,离我的老家很近。媒体去年6月报道称,这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镇,遍布着3200多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从业人员多达7.5万人。这个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业,在创造了一个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同时,也把这里变成广东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和解决。

选择以家乡为蓝本进行创作,这与我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有关,将变化中的中国的痛苦书写出来,恰恰是因为我非常渴望看到它逐渐变好。而家乡的变化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最为真切、最为感同身受的,每一个写作者都无法逃避自己的故乡情结,就像人无法逃开自己的影子。

来到大城市之后会发现,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塑造是全方位的,且影响深刻到足以持续一生。广东是一个非常科幻的地方,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并置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发展中的所有的症结与希望,最先进发达的科技思想与最为落后保守的风俗观念并驾齐驱,它给了我许多灵感与启示。

从历史上看,广东总是开时代风气之先,是诸多变革的源起之地,希望在21世纪的今天,广东同样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将影响力辐射到全国、亚洲甚至全球。

Q:身为潮汕人,我看到你在《荒潮》里运用了一些潮汕语言与风俗文化,包括你在后记《不存在的故乡》里也说到这是一篇以故乡为背景写下的,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A:我的《荒潮》这本书的最初来源是我的一个发小,他是做环保回收的。在2011年春节,我跟家乡的发小吃饭时立下宏愿,要写一本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而且要把这几个好朋友都写进去。

我的故乡是个很小的城市,人们之间的圈子也不大,基本上在大街上经常可以遇到熟人,每两个人之间能找到第三个认识的人。这种情况下,对于个体来讲,缺少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而北京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大都市,它会给人成长中更多的可能性。你让我5年前想我现在的状态,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而让我现在想我5年后的样子,我可以想象,但我觉的一定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因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加速度”的状态,不是一条“线性发展”的趋势,这中间会有非常多的“变量”,也许加入一个“变量”,发展曲线就会发生非常大的激变。

基于对这种生活可能性的追求,我希望逃离我的家乡。我现在回家,看到那些当年一起成长起来,并一直留在本地的同学,我觉得自己当初选择远离家乡是正确的。因为我的那些同学现在的生活和5年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是重复着之前的工作和生活,只不过可能换了大房子、生了孩子,过着非常平稳的小日子。

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出去闯荡的人生活很累,不能理解我们现在的状态。但我们这些出来的人都会反驳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多无聊啊!”就是一种互不羡慕的状态。我觉得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会受到他所处环境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就意味着这些可能性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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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总是追根究底地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

Q:你是在2012年初签约郭敬明的上海最世文化公司,然后开始在旗下一些刊物刊登文章,同年8月开始在《最幻想》上连载《荒潮》。大家都知道,最文化里的作者都是比较年轻的,笛安、落落、安东尼这些都是青春文学类作家,你们交流过吗?为何会想到加入最世文化公司?

A:加入最世文化其实非常巧合,我的一篇科幻作品《G代表女神》在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上发表了。其实那篇文章也是误打误撞,因为《G代表女神》偏成人化、尺度比较大,所以在《科幻世界》这类杂志很难刊发。

这篇文章恰好被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笛安这边的一位编辑,笛安看后非常喜欢,就刊发了。其实,这篇小说不太像一篇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但里面探讨的东西又非常有趣,郭敬明看过也非常喜欢,就联系了我。

Q:郭敬明布局进军科幻类型文学的战略,主打幻想题材的《最幻想》与《最小说》同步发送,并相继签约老牌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力捧的几位作者,包括你在内,还有飞氘和宝树。那么,对于郭敬明的科幻市场布局,你们几位科幻界的主力作者相互之间有没有探讨?现在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群体的水平与生态环境如何?

A:科幻圈不大,我们几个人都比较熟悉,我和宝树在大学期间就认识,宝树是北大哲学系的校友,比我高一级;我和飞氘也认识很多年了,我们经常会在网上聊天。每个人的状态都很不一样,比如飞氘现在还是大学博士在读,他更多侧重在做科幻研究;宝树现在是全职进行科幻写作,我觉得最世这个平台对他来说特别合适,因为他写东西非常快。

大家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同时也非常信任郭敬明在市场开拓的魄力和举措,包括他之前在商业市场上,一些非常成功的尝试。他的想法是打通从小说、影视到周边产品的产业链。

目前看来,中国科幻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加入科幻写作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像北美最大的一家科幻奇幻出版社Tor一年出版的原创类科幻就可以达到三四百种。这相当于我们整个市场译介加上原创的数量、创作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其中出现的好作品就会相应增加,形成市场与读者的正向反馈后,作品的平均水平也会相应提升。

像刘慈欣的《三体》,我认为放到欧美科幻里也是一流的。关键还是得建立起完整的生态链条,比如美国非常著名的“号角”科幻写作班,便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家,目前国内这块还比较缺失。再比如从科幻小说到科幻影视,再到周边产品及娱乐产业、体验经济的整体带动,目前还没有成功的例子。

只有让中国科幻作家过上体面的日子,才能够指望他们写出体面的作品。

Q:有读者评价你是“科幻现实主义的先行者”,老外评价你是“中国的威廉·吉布森”(美国科幻小说家)。很多人都会对科幻存在误区,认为“科幻是虚无缥缈的胡思乱想,与现实毫无关系”。对此,你怎么看?能给我们说说你理解的“科幻现实主义”是什么吗?

A:我的作品总是追根究底地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在2012年那届星云奖“科幻照进现实”的高峰论坛上讨论过“科学现实主义”,我认为科幻应该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它可以谈论目前很多主流文学没有谈论的事情,包括雾霾现象、环境污染、族群的对立与对抗等等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可以借用“科幻”这样一种形式,通过假设,来表达自己的思考。

“科幻”其实就是一种隐喻,包括《乌托邦》、《1984》等等科幻作品,都无法逃脱现实的土壤。所有的想象都是从现实变形而来,美学上又是带有这种陌生化、间离化的这种效果,将现实做了一些取舍,包括一些扭曲、变形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这就跟现实拉开了距离。

同时,在“问题意识”上,我们肯定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寻找一个立足点,代替科技发展中的“what if”(如果……会怎么样?)。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框架,等于给这个社会带进了一个“变量”。会产生什么样的链式反应,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包括对每个个体(人)的命运,对族群的命运,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Q:在《荒潮》中你对全球化提出不同的思考,你怎么看待“文化输出”及“科技全球化”的概念?

A:文化输出是基于政治、经济的格局上,有非常强的地缘政治的特色。我们一直想向国外推《荒潮》这本书,在英美市场,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年我们翻译引进欧美文学非常多,但在美国,他们的市场、出版商、读者就根本意识不到在欧美文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语种文学的存在,他们也不会愿意去读。哪怕是再好的译者,他们都可能不会去轻易接受。

可能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的那种“中心主义”,他们会认为我们已经拥有这么多伟大的作品和作家,又为什么还要去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东西呢?

Q:我们知道你的作品目前在海外也是有译作的,比如在中英双语作家、翻译家刘宇昆的帮助下,你的小说《丽江的鱼儿们》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在欧美市场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并获得了2012年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这也是首次颁予中国作家。

此外,2014年3月,你的中篇小说《鼠年》被选入《美国年度最佳怪异故事》,这也是中国科幻作家第一次被选入美国科幻奇幻年选,外国读者对你作品的评价是怎样的?

A:欧美地区的读者评价还不错,这还需要有一个好的中介,也就是“翻译”。现在“英译中”很多,而“中译英”,找到一个既懂中文,又能够翻译成“native speaker”(讲母语的人)能理解的英文,这样的翻译者实际上并不好找。

如果你请一个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将中文作品直译成英文,老外很难看懂其中的深意,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语言思维方式不同。必须是在老外的文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才能真正把一篇中文作品翻译成老外所能接受的语言。

刘宇昆

刘宇昆

我很幸运能够结识刘宇昆,他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能用双语进行思考的译者,两种语言对他来说都是母语。他6岁从兰州去了美国,从哈佛读完英美文学,又修了计算机和法学。他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非常罕见的双语人才,他在英文这方面的造诣很深,并且他还是一名作家,他发布出来的作品也很有影响力。

他会在圈子里推荐我的作品,然后就会有很多感兴趣的人去阅读、评论我的作品,我们在Twitter、Facebook经常进行互动,这其实也是一种借助科技力量进行“文化输出”的方式。

其实我和刘宇昆认识的过程也很有趣,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篇作品,那时他还没有被引进到中国,我搜到了他的Blog,给他写了一封邮件,说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能不能引进到中国来。就这样,我们成为了好朋友。然后,我就把他的一些作品引进到中国,发表在《科幻世界》等刊物上。我也给他看我写的作品,他也很喜欢,所以就帮我翻译,引入到欧美。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中国人是很难把自己的作品呈现到欧美市场,包括这些读者里面。因为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位够资格的翻译者,比如现在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中文,将中文作品翻译到海外,这都很难得。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作者走向海外,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Q:你认为目前中国和海外的科幻市场,哪一个更有前景,自己又会重点在哪一个市场拓展呢?在电影市场里,科幻电影非常火爆,但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原创科幻电影都是国外的作品,鲜见中国的科幻影视作品,你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A:中国有一种“墙外开花墙里香”的传统,我认为这两个市场并不矛盾,在国外可能更多的走“影响力”路线,而根本还是在国内拓展市场,还是要为中文的读者写作,因为他们会对你的故事有共鸣,会理解你真正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而且我的作品更多具有现实批判性,所以国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三体》火爆之后,一时间所有影视公司的视线都突然发现了一个“盲点”———科幻片。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这样一个片种,一是投资风险高、技术难度大;二是缺乏合格优质的科幻剧本。热钱涌动的行业最大的特点便是快进快出,所有人都希望趁着热潮,扎一笔钱,赚一笔走人,在这种心态下如何能踏实了解科幻片自身美学特点和思维特质,拍出水准之上的作品?

据我了解,欧美国家的科幻电影产业之所以发达,一方面是历史积累和成熟的行业配置,但密不可分的是对新人的培养。

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便是各地的科幻短片电影节,西雅图、波士顿、伦敦、爱尔兰、悉尼、温哥华都有类似的电影节设置,每年向科幻爱好者们征集作品,评奖颁奖,顺便办一场大的Fans 派对。比如2012 年的科幻大片《钢铁苍穹》便是由一部导演DIY 的短片开始,在电影节上获得业内人士青睐,进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及进军大银幕的机会。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机械降神式的资本救世论,来一笔巨资,砸出一部大片,从此拯救中国科幻电影。这样的降临派论调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太久,那些叫嚣“给我2亿美金我也能拍出《阿凡达》”的导演们最终还是只能在自己的乡村美学里打滚。

我们需要自下而上地扶植和培养,让那些真正了解科幻、热爱科幻的人们有机会拿起机器、实现自己心目中或恢弘或细腻或惊奇的科幻场景,让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科幻电影的生力军。

现在据我了解,许多热爱科幻、懂得科幻的人已经慢慢渗透入影视工业的各个环节,逐渐成为生力军力量,只有当这股力量足够强大时,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才成为可能。

Q:中国科幻领军人物、“科幻教主”刘慈欣,盛赞你的《荒潮》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我们知道刘老师的“三体三部曲”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你怎么看待两代科幻作家的创作环境以及他们想表达的东西的不同,年轻科幻作者该如何进行突围?

A: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刘老师写过《三体》获得广泛赞誉,后来宝树写过《三体X:观想之宙》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他恶搞并续写了三体的一些东西,但其实这两代科幻作家,他们的创作理念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刘老师这代人是在文革年代出生的,他们读的书比较偏向苏俄文学,有一种崇高感、宏达感,从他的作品里也能看到很多“黄金时代”的味道。包括现在网上的“意见领袖”里,有很多刘老师的粉丝,这些人也都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他的这种东西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是非常缺乏的,这是他们那代人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

而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接触更多的是动画片、MTV、电脑游戏、网络科技,它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去中心化、碎片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科幻作品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大杂烩的感觉,包括会去戏仿、讽刺很多东西,有一种游戏化的倾向。我们也不会非常的“文以载道”,有很多年轻的作者其实已经抛弃了这些东西,他们写一些东西纯粹就是为了好玩。

所以我们这两代作者的代沟还是很明显,所以在传承老一辈科幻作家的风格上有一些难度,但我们一直在传承科幻精神,包括探索精神、好奇心等等。

对于“多元化”的传播环境,因为技术层面不能完全驱动读者阅读,没有一个读者会因为技术上的一个设想,去购买一本科幻书刊。读者最关注的还是“故事”本身,所以要从“故事”层面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去突破现实对作品传播的冲击。

我之前也和很多老外聊过,怎样让作品里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元素,但同时传递出来的又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这样的东西很吸引海外读者。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元素最浅层的代表是器物、符号类的,深层次就是人的语言和心理结构,心理结构更多指的是国民性。

中国科幻领军人物、“科幻教主”刘慈欣

中国科幻领军人物、“科幻教主”刘慈欣

《三体三部曲》

《三体三部曲》

 

“我是个不激进的人”

Q:你曾说过:科幻是拯救大脑的方案,科幻不仅是小说,而是思维模式。能讲一下你自己的思维模式这些年经历过哪些变化?

A:这些年,自己的思维模式变化还是比较大。人过30岁以后,对自己的关注会稍微少一些,而2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眼中看的世界都是以自己为支点的,所有的评判标准都是以自己为核心的。如果其他人对自己有负面的评价,都会有强烈的直觉性的反应,去反击他人,但这样就会形成狭隘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

过了30岁之后,我在重建各种关系,包括和父母、朋友、爱人之间的关系,会感觉到真的可以跳出自己的视角,开始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以更大的视野去考虑问题,可能会放弃一些短期的眼前利益,去考虑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发展。

30岁之前,我不太愿意和别人走得太近,喜欢和他人保持距离。30岁之后却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很重要,我会和很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聊天,学习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学习、审视每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性格因素等等。我会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去吸取别人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

在30岁之前,这些经验的来源更多是书本上的知识、二手的经验,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接触,吸取他们精神层面的力量。这就是我思维方式上非常大的变化之一。

Q:你的家人对你的作品如何评价?如果未来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觉得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爸爸?你会不会也为自己的孩子开启科幻世界的大门?

A:我觉得自己不会是一个束缚孩子想象力的父亲,我希望孩子对我的评价是,他认为自己的爸爸开明,很尊重他的任何选择,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他以支持。

如果日后我的孩子不能理解我作品里写的东西,我可能会欣慰,因为这证明在我过去作品里呈现出来的丑陋、不文明、落后的东西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已经消失了。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我目前作品里呈现出来的一切现实问题,还是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的。

我的父母和太太都很支持我的创作,我的太太在认识我之前,并没有阅读过太多的科幻作品。她的阅读量是很大的,但更多集中在纯文学、艺术、社会学这些方面的书籍。

她很喜欢阅读我的短篇作品,并希望我能够适当的把节奏放得松弛一些,让读者更好接受。现在她看科幻类的剧集比我热衷,比如《Dr.Who》、《神盾特工局》等等。

陈楸帆照片2Q:你一直很关注中国三明治,自己的很多想法也和中国三明治相符,你想对那些处于人生困惑阶段的三明治说些什么?比如在30岁这个人生阶段,如何处理好理想与现实、家庭与事业、创作与名誉金钱的关系?

A:这与我之前提到的“思维方式”有关,为什么我提到“中国三明治”挺兴奋的,就是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传递一种价值观。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用“story telling”(讲故事)的方式建立关系,包括帮助个人拓展他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如何打破对自己的重建,促进自我的成长,获取世俗上的成功,心灵上更加超脱的寄托。

我也在关注国外一些新媒体所做的类似的事情,比如有一个网站叫“Future story telling”,尝试用新媒体的互动方式讲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故事极度丰富但又极度匮乏的时代,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最后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被组织,以什么样的角色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渗透到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这其实是有很大探讨空间的。

我之前是想以“创意写作”的方式来实现,比如国外每个大学都会有创意写作课程,很多作家都会学习这门课程。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它不仅仅是在写作方面,其实它可以帮助很多人认识自我,进而改变自我。我们可以用一定的思维框架去结构这个东西,科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而对于30岁这个人生转折点,我也会有阶段性的困惑,包括面对很多选择、取舍。我现在宁肯自己慢下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我现在的策略是以退为进,以舍求得,比如我会主动舍弃一些机会,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个不激进的人。

在“2014花地文学榜”颁奖典礼现场,我问陈丹青老师,对我们这代年轻人有什么建议,他说了八个字很有趣——“自求多福、冷眼旁观”,这也值得每一个“三明治”去思考。

Q:你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未来更多精力会放在哪个领域?

A:乔布斯曾说过“人生就是将点连成线”,我非常赞同,我相信我的职业和我的写作最后会融合在一起。我不会去刻意做一些事情,而是顺势而动。人过了30岁,是非常有创业冲动的。如果未来,我觉得是时候将时间投入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事业上,我会去努力尝试一种新的开始,开启新的人生阶段。目前,我还是在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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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明月,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资深策划编辑

微信号:forget927 ,微博:@托仙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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