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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沙龙第三期现场记录:对话程亮、刘林:在上海如何进行微电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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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4月11日晚

地点:三明治故事公园(上海市五原路)

嘉宾:导演程亮及其摄影搭档琥珀视觉创始人刘林

主持人: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

现场播放了程亮的作品:《天台》、《关于上海的三个短片》(《老阿姨》、《豆男友》和《西服店》)

文字整理:刘奕婷

以下为观影后的观众和导演对话实录精选:

 

三个70末男人的“苦”

程亮:今天来到中国三明治故事公园,片子上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交流,但我想重点讲的是另一方面。我跟梓新一样在1990年代在北京上大学,一开始融入的时候,我竭力地想把北京话讲得溜一点,竭力地去翘一点舌头等等。到大四的时候,觉得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人,是云南人还是四川人,到最后他们的普通话说得比当地人还要溜。

现在你打开电视,就前两天,我发现《大丈夫》、《一仆二主》这些电视剧,觉得仿佛都是可以接起来的。因为他们永远讲的是一个母语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许就是北京的很多小户家庭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那些事连起来仿佛就是一个大中国的事。

但是来自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在那里待着时总觉得文化上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挤压,这种感觉很强烈,但是这种很罪恶、很强烈的感觉在现在看来在事业上是比较错误的决定。

我离开北京到上海来发展,在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小象牙塔里面,各个系科的教授都是从上海毕业考过去的,他们一留就是留几十年,从文学系到导演系的几个教授都是上海人。他们都操着乡音难改的普通话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去?回去都完蛋了!”我说:“为什么会完蛋呢?上海电影等着我去拯救呢!”我当时就真的这样说。这样一个不毛之地,小爷回去还不是一马平川了吗?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其实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但那个老师说:“你回去就知道了,你好不容易到了文化中心。”现在我明白了,过了10年我才咀嚼明白了,他说,你好不容易到了文化中心,居然傻到要离开。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考过去很难很难的,考表演系是很难,但我们没有姿色还是考进去了。

看我们现在颠沛流离的状态就知道这一步是走错了,我这人性格还蛮外向的,也觉得自己是有点小才的,如果我当时在那儿,混不到大名号,混个小导演我觉得也是有希望的,至少不会像现在拍个长篇这么困难。我们公司的几位跟着我做那么难,老是做10分钟的豆腐干片子,是吧?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完全不后悔,今天来呢就是跟大家聊这个“不后悔”。

片子上我就不介绍了,我只评论一句:每天看自己的片子就像采花瓣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今天采到的花瓣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每次拍完一部片子自己的感受是:这一遍看是好的,下一遍看就是很差的,再下一遍看是好伟大的作品,再下一遍看是很差的。

很不幸,今天这片花瓣是不大好的一片,我看到好多好多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剪、这个摄像师不对的、这个转眼傻了,但是我自己做一个排序,我认为《天台》有点投机取巧,没好好拍,然后《老阿姨》不好,但是阿姨已经尽力了,是我的问题。不过我挺喜欢《豆男友》的,但是我最喜欢后面一个,这个是我的个人感受,大家完全可以跟我不一样。

比如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在纽约有一个专业的电影人看完之后说,那个导演不行,拍那个《豆男友》,连个做爱都不会拍。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我是不解释的。第一,做爱确实不会拍,因为我以前的经历连接吻都没拍过,怎样一下子跳到做爱呢?第二,我们是故意让那个演员演得相对比较搞笑,但这种戏确实很难拍,作为中国人是很苦恼的。

好了,我讲完了,大家可以交流,刘林也可以说一下。

 

梓新:刘林是我以前在《东方早报》的同事,他原来是摄影记者,就是拍still picture,但是现在变成motion picture,这个转变其实也非常大的,虽然都是影像。

像刚刚程亮说,我们都是三明治人群,我跟刘林2003年在《东方早报》是同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传媒业,十年后的今天都衰败得厉害,《东方早报》被称作是传媒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聚集。不过我和刘林后来都离开了。。我们来听听刘林讲他的故事。

 

程亮:在推荐刘林出来之前,我想补充说,刘林跟梓新最像的地方。因为我是他们两个人的朋友,我甚至知道连我自己在内,大家都是很苦逼的,这种苦逼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

今天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讲直接的,我进到故事公园这里来,如果我是80后、90后小年青会觉得,多好啊、多文艺啊。但我第一感受是好苦啊!梓新要做这么多事情啊!第二感受是图什么啊?第三感受是谁帮他做啊?

我到刘林那里,也是这样一个局面。刘林的工作室叫琥珀视觉,拍了很多有意思的广告和小片子,但是刘林他也很苦逼。前两天他半夜三更跟我商量他要开一些培训的课程,教大家一些在影视道路上的心得等各方面。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跟我身上的一样,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很苦逼在生存得,所以我今天想听听他们两位,尤其是刘林讲讲,为什么我们这帮人会这么苦逼啊?

 

刘林:还好啦。

梓新:90后总觉得我们矫情。

程亮:觉得我们有房子,还能开个车子。

 

刘林:我们是说得少做得多。我跟程亮也是知道很久、仰慕很久,认识很晚。

之前跟梓新2003年去《东方早报》创刊的时候,还带着一点新闻理想,跟五湖四海的人一起,去天天熬夜,做夜班。然后发现自己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媒体这条路可能不是很顺畅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应该转到另外一个兴趣点,就是做流动影像。以前是做静止影像,还是靠视觉说话的,可能对文字系统思维方式会有一些区别,但是还是找到了一个点。感谢微博、感谢网络的发展。

程亮:你还感谢?要没有他们你们《东方早报》可好了!

刘林:现在很多《东方早报》的前同事还打电话问:“有没有做新媒体的培训啊?”大家都要去做这方面的转型。

做电影一直以来是一个梦想,不管是做纪录片类的电影还是这种重口味类型的电影,只要是电影,能让自己去试一下的还是蛮开心。跟程亮是从《宅男电台》开始的,然后基本保持每年拍一部这种节奏。

但是觉得好像该做点别的什么,然后在商量一个是做培训,想想有没有在一个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希望的前提下做一个电影的培训课程。

 

程亮:我每次跟刘林合作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感觉,因为刘林要养家糊口。刘林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也刚刚出生没多久。他也有一个跟这里一样漂亮的、安静的、风雅的工作室。刘林是个很好的人,他的阿姨也很好,给在他那上班的人做很好吃的东西,还要碰上我这种每天去蹭饭的,所以他的开销很大,他不断要赚钱来养活他的团队。

当然我也是这么干的。我每次push刘林说:“我们干一点吧!”,那么我知道从哪里开始省钱。第一个就是从刘林这边开始省,因为自己人嘛,在我这他要贡献机器。也一天天看着他日渐有点向李屏宾这样电影大师靠拢了,大胡子也留起来了,日渐憔悴。

所以每次我在push的时候我都不忍啊!因为你不是小伙子了,如果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可以任我蹂躏,但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比我还稍微大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帮人今天不是给大家谈苦经的,就是探讨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做事情都做得那么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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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亮(左)和刘林(右) 

 

《西服店》来源于一个梦

梓新:程亮,你的电影题材主要是两种,一种总的关系是上海,你对年老这一辈的生活状态情有独钟。从上一部《宅男电台》,里面有一个高龄宅女,到这一部里三部分有两部分是老人题材的。

你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科幻、奇幻以及加点男女感情的。这些跟你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程亮:我们团队最近一阵子在邀请刘林做一个剧集,其实是跟日本那个《世界奇妙物语》有关的,就是一个奇想的短篇集,将来可能会在优酷上放,听说爱奇艺已经搞了一个。

但是我们搞这个剧集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搞成类型化。往下我们不大想做这种纯个人感受,我就不仔细解释了,讲讲都很动听。要么就是我年纪大了,我急切地希望扣紧市场。

我年轻的时候见到各位观众,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片子的话,我特别高兴,就会说:“哈,老子拍出来的片子还挺有人要看的!”现在经过各种市场的分析会觉得: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好吗?你觉得有多少的中国观众会care你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我原来是不这么认为的,但经过我一次次跌倒爬起、跌倒爬起,不断地被市场挑战之后,我渐渐发现,优酷或者是别的电影制片人要求我去像类型片一样去做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国的电影导演,包括我在内,到我为止再往以后的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这代人都是这样拍电影的?

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电影教育体系原来是封闭的,而且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公司现在来的就是接近90年的,比如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导演,我们相差快10岁,我每天都跟他在一块儿工作,他一天能写2个剧本,我现在20天也写不出一个剧本,这是年龄的差别。

但是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在电影学院学的所有东西都是告诉你怎样去做一个自己,因为这套东西是来自于意大利、法国欧洲电影体系的一个东西,到今天为止法国人还在这样拍电影。但是更大的世界范围内,这个潮流中国原来是脱轨的,其实那个地方就告诉你,怎么去做一个市场需要你做的导演,你心里不能有太多自己。

你在成为大师之前,你主要想的方向应该是观众需要你拍摄的一些东西,然后再保持你的风格。当然我之前那个流派也能出现很多大师,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那么慷慨给予那帮人机会了,所以太不幸了。

我是个中国三明治,如果我稍微再小个3、5岁,就可以完全融入香港电影的语境。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有个很不错的导演叫徐浩峰,他大我三届,是文学系。这个人拍了很多关于武侠的电影,《一代宗师》也是他编剧的。

他有一篇稿子,开头就写了句让我很振聋发聩的话,他说,他学电影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名,但是他写完剧本之后出到市场,他的剧本居然没人抢着要,没有一个地方要。然后他去问人家:“我会写那种文艺小剧本。《白日焰火》这种电影我们见多了,以前让我去拍,我都不拍。”然后那个人就说:“对不起,你学的时候电影学院教的都是法国电影,现在市场上都是香港电影了!”

这还是10年前的事,10年前中国电影就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了,就已经是市场化、通俗化。现在中国电影都是跟好莱坞接轨了,又是另外一个层级了。

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中国电影不再有《霸王别姬》或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其实中国电影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峰,那个高峰就是工业化、消磨个性、全球化。

我们这一辈的还学了点手工艺,还不够成熟的工匠型的人就渐渐没有市场,还蛮尴尬的一个阶段。但我还不算很老,还有机会去融入,当然我也没有我自己说的那么惨。

 

梓新:这个其实跟我们做新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三明治这代人群很多方面承上启下,就没有像前面文革出生的一拨人,有些人后来一步步走上都赶上了。

我们通过采访很多人的故事,通过很多沙龙也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第一,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时代;第二,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好坏,每个时代潮汐变化也很大。

就像你谈的这些电影里面的不同流派,包括上一次跟你在做访谈时你谈到现在日系的和其他一些网络片对你造成很大的冲击。就这个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既可以从电影艺术来看,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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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天台》有点香港,尤其是你在天台拍的那些窗口。《老阿姨》放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最后的那个《西服店》是我最喜欢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感觉。

程亮:是的,我们就直接盗用了那个时代的影像。

观众:我有一个问题,《西服店》那个痛苦的爷爷他的眼泪是为什么而掉?我大概能想象出几种情景,一个是他身体痛,他会躺着可能因为他已经站不直,这是可以去想象的。

程亮:这是最接近的。

观众:但是我看到他跟裁缝交流的那一瞬间,有悟到一个很惨的想象:他是在做自己的寿衣。

程亮:你的鉴赏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基本百分之一百地说对了。

观众:我不知道他那个孙儿有没有体察到爷爷是在做这件事情,他想到了吗?但我之前没有在这个画面读到这点,因为没有孙儿的confirmation,所以我才会对寿衣的事情拿捏不准。

程亮:这个事情没办法,因为这个片子在优酷上放,我们为了让大部分的网友能够接受, 做之前我们就有点私心杂念,最后才200多万点击。

但这个故事原本的名字叫《临终寿衣店》,这来自于我的一个梦。我爷爷在90多岁过世,里面所有的细节都是我跟我爷爷之间的。我梦到了一件事,我个人觉得我的梦远远比这个电影好10倍,只是拍不出来而已,拍出来会太惨了。

开始时我梦到了一个巨大的屋子,有很多很多个家庭在里面,每一个家庭都围绕着他们的老人,每个老人都躺在那里量衣服,而且每个老人都是瘦骨嶙峋的。我的爷爷也在其中,我就去找他,他在哭泣。其实这种哭泣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对生的眷恋,因为他们都是在量寿衣,给他们量寿衣的都是面无表情的、戴着手套的那种人,不像真人,像机器人一样。

 

观众:那种对生的眷恋,我看了这片子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而且我当时差点用微信发出来,我就说看得好难过。

程亮:这个事情是真的值得表现的,并不像我现在表现得那么浅,只是一个孙子跟爷爷共处最后的时光。我觉得我对自己90多岁的爷爷最大的事情就是这是个生死之间的事。

我的爷爷在最后插管子躺了30年,人到最后所有的肌肉萎缩了,完全没有意识了,但是每次你给他翻身,护工在护理的时候,他就像针扎一般的。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说:临终护理的时候最后不要去碰老人的脸,因为这是人的灵魂要离去之前。这是个唯心的说法,但当灵魂在逐渐逐渐地离开的时候,所有的触碰都是像万针扎心一样的疼。我的爷爷就确实是这样,我还去试验了,我摸了他一下,他就跟万针扎一样。我就跟自己说,这种感觉是灵魂出窍。

很感人的是我们这个电影的演员叫徐才根,81岁,他演了王全安的《团圆》,因此得到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和金鸡奖的最佳男配角,他是我们上影的老演员。我在跟他讲戏的时候,这话很难出口,我就明确地说,“第一是你对生的眷恋”,我大概就这么直接讲了,我说:“徐老师,您没关系吧?您80多岁了。”他说没关系。我说第二句话是:“徐老师,老人翻身时,在病床上是有那种极疼的感觉。”他说:“我知道!”

后来我在拍戏的时候还在跟人调笑,刘林说,程亮你快点,徐老师有点不对劲儿。我当时赶紧去看时,徐老师已经泪流满面了,然后我们赶紧开机,因为那种泪只能留一次的,所以赶紧把这个镜头拍下来。所以80多岁的人是很清楚临终之前疼是怎么回事,他自己没感受过他也见多了。

 

梓新:你还没有说你的梦的下半部分是什么。

程亮:然后我就看到我爷爷在那儿躺着哭,我当时首先也是想哭,但我的表情是想对他笑,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哭,嚎啕大哭。有一个老头被扯走,那老头哭得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活。然后我就给爷爷强挤出一个笑容,就是最后男演员的那次笑容。我为什么会选他,他是外滩画报的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叫王晓光。

补充一点,我片子里所有的角色,除了这位老人以外,以及我之前的片子包括《宅男电台》的所有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这是我们的一种追求,我们想找一些非职业人来,很好玩。

但是他就很好地执行了这一点。我跟他说:“晓光,这种东西你没看见过,但是你努力地想挤出一个笑容,你努力地去鼓励他。因为你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相见了,这是一件寿衣。”后来我的梦就醒了,那天我蛮争气的,4、5点钟醒来后就赶紧跑到写字台前把这个梦打下来,不然就不行了。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要拍啦!有东西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梦!

但是我又衰了,为什么呢?这个梦要是拍下来放到网上去,这片子还有个屁点击。就是这个问题,太沉重了。而且我们大概想拍这个短片,但是一开拍就成了恐怖片了,要找那么多人来扮演仵作,就是处理尸体的人。越想越可怕越想越可怕。

但是在这里我要证明,刘林直到开拍还在跟我说:“你有没有想一想还是觉得原来那个好?”还有那个《豆男友》的那个女孩,他们都喜欢原来那个。现在我又觉得我错了,既然这部电影拍出来还是小众的,也就给三明治们看的,还不如做得更狠一点。

观众:这部很好,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俗套。

刘林:最后的选址我们也挣扎了很久。

程亮:对。选址呢,说实话,我现在觉得我选的是对的。我们当时挑了很多老的西服店,上海西服店有的还特别干净、很优雅的。但是这家是我们见到过最破的最破的一家,它就是家裁缝铺,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它最符合我想象中的裁缝铺:它绝对不应该是一间正规的、干干净净的西服店。

但是演员是跟生活拉很远的,这个演裁缝的老人是个特别讨厌的老人,就算钱啊,他年纪不大,他比那个演爷爷的演员居然要年轻10岁以上,但他就长得特别老。让他跟老爷爷配在一起就有当年他们是认识的感觉,就很有默契。

 

观众:为什么电影是没有人的声音的?

程亮:两个考虑。今天很遗憾放的两个都是默片,我们拍这种片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拍有声片了。主要是我们的演员是非职业演员,他们一说话,所有的功全破了。把声音去掉以后,我还能捏造他们当时的情绪和台词。你看这个就是蒙太奇,他演的其实还有点欠缺,比如只有70分,但是我把台词改成另外一个意思,这样的话他的表情就稍微再对了一点点。

片中演老阿姨的那个人,她是个下岗女工,从来没演过戏,她生活中是个极其tough的女人。她无数次地抛弃那条狗,又于心不忍要了回来。但是我很爱她,因为这是生活中的一种力量,我这个阿姨是我亲戚中生活最惨的,但是我跟别的亲戚距离都没那么近,我就特别喜欢我这个下岗工人的老阿姨。电影里的老公、女儿、孙子包括狗都是她的,但是这次很遗憾,她在我们以前的戏里表现得更好,现在已经老了,拍这个戏的时候都是40℃的天,我们就在上海拍了9天,她身体有点吃不消,所以状态有点不够好。她生活中比这个凶十倍,她老公一句话都不敢讲的,就是炒菜,30分钟4、5个菜给你端上来,就训练有素的。

观众:我很喜欢配乐!

程亮:谈到配乐,我讲一句,国内的配乐不是这样的,真的只有外国人可以做。

观众:请他贵吗?

程亮:贵的。我这片子的投资其实不算太高,但我们还是花了43万,平均一条十万多,其中43万里大概有8万是给这个作曲的。但是非常值,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作曲给的音乐只会是你给他看个画面,然后他拿一条差不多长度的音乐给你拼。这个哥们是每个音符对着的狗的动作是怎样、人的动作是怎样写的,这也是需要能力的,而且也是他自己演奏。你想,一口气光弹30多分钟也是很难的。

观众:那个西服店的男演员演得蛮好的,很自然、很真实,觉得他很不容易了。

程亮:我爷爷去世之后,我掏出这么厚一叠我爷爷临终前给我写的信,我从来没有回过一封。他每个礼拜写一封,那时还写得动,写到后面几年直接拿《新民晚报》给我剪豆腐干。我爱斗蛐蛐,他就给我剪下今年的蛐蛐该怎么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我从来不回。然后他老是打我电话,他耳朵又听不见,我又在开会,电话打过来是非常让人焦虑,现在想非常后悔。

但中间我算是大发慈悲,他跟我说要去一趟外白渡桥,我说可以的,就带着他去了。他说你得带上照相机,得帮我拍几张照。我有印象的是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我在高架上开车,就像一个市长对自己的子民说:“你觉得上海的变化怎么样?”他就回答不认得了,不认得了!其实他什么都看不见,就说,这里是外滩?这里是大世界?哎哟,不认得了,不认得了!第二段是,到外白渡桥拍完照他就说,这是最后一次来了。我就想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次啦。那时他是88、89岁,他的人生计划里就没有再下一次了,所以这种东西是沉重的。

观众:我问一句话,就是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程亮:我心里一沉,我的表情就跟那男的一样。我是个男生,也没法怎么表达,我就是呆着,心里各种酸楚。但是很快,当天晚上人家找我去玩我就也忘了。理论上我是每两周或者一周去看他一次,到最后我是一个月去看他一次,过年接回来。然后临终前的一两年,他要求我去帮他找一家敬老院,家里是有条件可以供养他,给他请个阿姨保姆,但他不要,他非要一个人生活。

你看我的片,都是那种主题,《宅男电台》的老太太是一个人生活26年的老人。那个片子很好看建议大家去搜一搜,拍的也是现实里的一个老太太,26年没出家门,81岁给我们演的。

在我爷爷接近90岁的时候让我们帮他找个养老院,我说这多丢人啊,家里这么多大人都在还要去养老院?他说他一个人自己烧饭烧不动,因为老伴死了十几年了,自己才开始学。他说:“我70岁学吹打。”一句老话,就是70岁的时候开始学吹笛子,所以他才开始做饭,真的做不动了,油盐酱醋都看不见了。

然后就去给他找养老院,我当时跑遍了宝山那个地区,有很多养老院,实在是送不过去。因为送去之前会有很多旁边的人说,送过去就是等死了。我那个老阿姨可厉害了,说绝对不能送啊,送过去就是死了怎么怎么的。但他们也不去料理他,直到最后他自己摔倒。不过他摔倒前的所有日子都是快乐的,是真的快乐。

那十几年他自己一个人过,过得特别爽,因为我跟他聊过,他就是不爱跟子女们一块呆着,他想几点就几点,随便出去找地走走。人老了,有很多很多需要关心的事情,比如我爷爷最大的夙愿就是想请我吃肯德基,我还给他面子,跟他去吃了肯德基。他认为吃肯德基是给我最好的待遇,其实我觉得更多好的饭店都比吃肯德基贵多了,但他就觉得请我吃肯德基是爱我的一种表示,可开心了。

但他没有那么做作,老演员演得还是有点做作,当时肯德基不让我们拍,很讨厌,打电话给麦当劳,都不给拍,最后是偷拍的,所以我们是不能打断他们的。后面的群众演员都很倒霉,他们是在吃的那些人,我们就把机器藏在一个汉堡旁边,然后我们各自买一个汉堡在吃,他们在演。

刘林:片子里有个穿帮镜头,就是有一个镜子里还能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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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我不会跟主流在一起,也不会很愤怒”

梓新:那我们请刘林来讲讲拍这片子,从摄影方面、剪辑方面你的看法。

刘林:拍完这片一度我真的不会拍有声片了,真的!默片好像开启了另外一种偷懒,一开始演我们就开始拍了,然后现场也不用关空调,蛮爽的。进度也蛮快的,然后我们可以边给演员说戏边拍。

程亮:你们觉得第二部那个女孩演得好,她是第一次演戏,是我们的美术指导。然后是在整个狂风暴雨的谩骂中进行了这个片子,因为我跟她是很好的朋友,初中就认识的。但是剪起来倒是觉得蛮到位的。

刘林:拍的时候觉得不行,但剪的时候觉得最好,这很奇怪的。

程亮:老爷爷呢,我实话说,虽然他得过影配什么的,但是他是有那种老演员的痕迹的。我们已经把他的大量的表演去除掉了,就是那种特别能演,太能演的了。就比如说有一个镜头,我极喜欢那个镜头的构图,是刘林摆的,就是在两幢金茂跟环球中心那儿,老人一个人在走过去。按理说多好的一个设景,但是老爷爷走到那儿的时候就开始360度地找寻,我只能掐短,其实本来让他淡淡地走过去就好了。

我跟刘林都是受到台湾电影风格影响非常深的,我们都很喜欢侯孝贤,但我也知道他们在日本的导演学了很多。台湾电影都这样了,我们怎么可能有什么前途呢!

梓新:刘林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在拍摄、剪辑过程中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刘林:我觉得拍《宅男电台》和拍默片在剪辑上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实验性更强一点,从前期的预设到后期的执行的匹配度更高一点,好像我们知道自己要在做什么,这是我拍了3年下来类似这样低成本的感觉。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拍摄的时候需要剧本,需要做很详细的策划。

我们其实是根据演员的临场反映,还有场景,找对了那个裁缝铺这个戏就有了。那个场景不牛逼的话,演员再好,灯光再美,我们拍得再好,这部电影也不行。我们挺注重临场的场景。

程亮:这些都是害人的,刘林。台湾电影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如果跪在侯孝贤面前说:大爷我们要不要划分镜头?侯孝贤会说,肯定要划分镜头。但是贾樟柯说他从来没有划分镜头,他给我们上课时说:“每次给我十分钟,我要跟这个空间对话。”这是贾樟柯亲口说的。但是任何一个从电影技法过来的人都要有严格的区域设分镜头、场景,才能拍出好的戏。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就想请大家喝杯红酒,这红酒是我们自己酿的,我们自己种的葡萄。如果更多人要喝呢,打开各种各样啤酒、汽水,我们每种配方都有。但是这酒销路不好或者我们工艺不到家、酒的火候和醇味不够,不过这个工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最奢侈的拍法是灵活激动。

刘林:我也去北京、去香港、去广州,待的时间不长,因为没有定居过。但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北京我好像就只能要么跟主流生活在一起,要么就彻底跟主流说再见。“我要成为一个愤怒的摇滚青年”,就是那种力量,没有第三种夹缝中,没有一种很宜居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上海,我不会跟主流在一起,但也不会愤怒,我也可以很三明治,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在上海很舒服的生存,在一个小圈子。这是我觉得上海懒就懒在这里吧。

程亮:你现在打开台湾的电影和日本的日剧,还有我们研究的《世界奇妙物语》,会发现它表现的主人公和大人物的设定都是像你说的这种,不在主流的层次里,他自己有点小别扭。

你看日剧里,经常是一对奋斗的男女青年,女的不知在干嘛,男的在企业上班,还有一个整天被老板骂的女前台。我觉得这就是城市往后发展的一个比较主流的形态。而北京太中央了,太像一个国家了。

 

梓新:我们今天不知不觉也到21:40了,在最后我们想谈谈两位下一步的计划、拍的片子等其他发展的想法。

刘林:我是在跟程亮谈自己的计划,要不就一直拍电影,自己有兴趣,要不就拍广告或是宣传,没有一种兴趣就是特地把它跟很多人对话,就像在北京可以海阔天空地谈,可以谈自己的理想。像在上海,真的找不到人谈,偶尔晚上没睡觉就去找他(程亮)谈一下,他来找我谈剧本。我自己的工作室是招一帮90后的,特别典型化的管理,每个人举手问问题,很多很奇妙的问题。

所以我在说在上海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课程,以做电影为主题,花一点钱、一点时间把自己一直想拍的故事做出来,也不用管太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这是几年来我们摸索的一条路,好像是可以这么做到的。

然后比较现实的一个课程,我们已经马上要开的是跟一个出版社的合作,是要拍《家家有本口述史》的一个纪录片的项目,每个人自己的家庭去采访他的家人、去听他讲故事,中国这三代的历史是非常丰富的。他们是很想拍下来,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工作的这种方式、手段,这是我们马上要开的一个课程,将来可能会看剧情编课程。

梓新:这个跟三明治的结合度很高,我们也在关注不同年代的人的30岁或者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那程亮你的计划呢?

程亮: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这边自己的系统更加职业化一点,因为我每次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把片子放在豆瓣上。我真的非常认同互联网的力量,我知道豆瓣是个很傻逼的地方,我自己平时也不去。但是,豆瓣里面都很清醒的人好多,所以他们一看我的片子都不认识,直接把道路画出来了。

我认为最刺痛我们、也是最好的几个评价是,第一,这片子有人说:程亮的片子我十几年前就看过,十几年前他片子很好,现在他拍的片子也不错,但还是这个水平,这个人的十年被狗吃了。第二,好评是我跟刘林的微电影在EP微电影里是卓尔不群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第三,他说,这帮人就是精英化思维。我觉得也很对。我们做美学,是一个学院系统,或者是一个精英思维把我们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个不好,也没说这个好,它只是肯定在这。

那么,我觉得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更多去尝试不同类型的东西,这些学习把我以前缺的东西去补上。而且我认为,一些书上写着:当你内功不深厚的时候,你再去学一些气功的招数,你还是很容易就掌握了。但这课程我们在跟别人说之前,我们自己要先去实践好。

所以我们在做的剧集是跟奇妙的故事相关的,优酷也在支持我们。既然每年都要拍那么多,我们就把它拍成一个个系列的小故事,但中间用不同的演员。在短时间内如果不是说特例,我不希望再用非职业演员,因为又有豆瓣网友说我们这帮人如果在某些方面再用心一点,东西就不再是这么业余的形态了。

尤其是我,我也经过专业训练,也拍过电影、电视剧,我真不认为你们打开电视看到的是专业的,那其实是次的东西。我们这个东西,从档次上看其实更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呈现了不够专业的形态,但如果当我们配上好的专业灯光、服化,包括演员,我很期待它真正形成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现在除了刘林以外,我也跟更多海外毕业回来的学电影的年轻人合作,去打造这个东西,我们也有计划去做大的电影,有机会我们一定请三明治的朋友先交流,这是我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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