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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出走企业背后,是中国新闻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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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梓新

媒体人出走到企业,由伍小峰和岳富涛加盟万达又掀起了一波高潮。

在中国,商业比媒体更早地获得了和权力对话的机会,因此,当年在南周事件中有些屈辱地奉旨对新年致辞修改而苦苦寻觅词句的伍小峰,与其说是为利出走,倒不如说是为了逃离一个被权力和商业双重重压的传统领域。

在早已全面互联网化的新一代中国受众面前,向权力和黑暗的直接挑战,可能不如一篇温暖贴心的公众微信文章来得实在。这决定了媒体人苦苦坚持并赖以自傲的最后土壤也失去了。他们的玩法失去了受众和时代的心理支持。

对于生于197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传统一批媒体人来说,他们享受了传统媒体在中国短暂的荣光时刻,但他们也迅速被消解。这种消解,从第一波互联网热潮时就开始了。一枝秃笔,两把热泪的新闻操作和叙事方式,容易被今天的读者视为“怪叔叔”——他们英语普遍不好,对中国有纠结的乡土情结,却又对权力高层和国策民瘼有习惯性的幻想式点评。在移动互联网及全民碎片化时代猛然袭来之后,能够及早离船,跳至一个昔日他们或许也曾冷嘲热讽过,但如今已经和权力日益结合牢固的风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与此同时,我们其实应该看到,媒体观念从未如此普遍地在中国深入人心。拜互联网所赐,今天的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媒体和自品牌概念,也知道了讲故事的重要性。有千百万国人在苦苦寻思自己的微信公号如何脱颖而出之中完成了自我的媒体启蒙。

这种启蒙即使在五年、十年前的中国也是很难想象的。那时普通白领阶层与媒体基本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之间的交集只是一些基层的企业公关人员。大众媒体按理是他们相互接触的唯一介质,但却像柏林墙一样横亘高耸而阻挡了双方互相打望的目光。读者不知道编辑记者的模样,编辑记者根本不了解读者。这样奇怪的局面居然延续了数十年。

而现在,即使一个在单位电脑里默默关注逻辑思维的公司行政小妹,也在寻思着如何让自己的服装小店做出自媒体的感觉。她们甚至会邀上自己两三闺蜜,拍上一些照片,制造一些话题,俨然有些专题策划的思路。先不管他们是否能接班监督社会,但他们已经在开启全民的脑力和意识。

所以不如先放宽心,再放眼开去,红旗已经插遍全中国。

作为一个既没赶上传媒黄金时代,也和新新人类有所隔膜的“新闻三明治”,在午后的电脑敲下这些不是为了强说愁。我早就不关心传媒死不死的伪命题。在这个世界,因为不对称而引起的信息流通永不灭。而传统媒体的弊病,12年前我入行时便已有所洞察。

对于我来说,当时不能改变整个体系,便先改变自己。

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做一辈子采访的记者,不保守地说,我希望成为其中一个。因为我早已让我的采访存活在一批初步完成媒体意识启蒙,却又无比多元化的“中国三明治”土壤中。他们不缺故事,更不缺未来。我也有信心一直记录他们,不管我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

至于出走到企业的媒体人,最好的结果是他们将所在的企业改造成小米式的媒体平台。但这实在和老板的思路风格关系很大。在当前局面下,很难看好。商业和传媒完成文化、气质和操作方式的耦合,还需要几个年头。

几张大报黯淡下去,千万张互联网小报站起来。中国新闻业的命运,从未这么喜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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