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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票房惨败,范立欣细数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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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三年来访问的第242篇人物档案。我们在2014年的目标是访问100个三明治人物欢迎自荐和推荐受访者(邮箱:webmaster@china30s.com)。我们想报道的三明治人物包括

·已经和正在做出生活创新改变的三明

·处在各种压力中,计划做出改变的三明治

·尝试过,失败了,正在总结思考的三明治

·身处于大众媒体平时不常注意到的领域和行业的三明治

·地域不限、国籍不限,年龄通常在25-39岁之间

下面开始故事:

文/ 冯澍

 

一部记录片电影的两重遭遇

今年夏天,对于37岁的导演范立欣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

他曾经因一部描写中国2亿多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归途列车》(Last Train Home)而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的导演。一直以来他以这部片子被全国、乃至世界的观众所熟知并被记住。他想突破这个局面了。

今年,充满了纪录片情怀的范立欣希望用另一部片子和一种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去证明自己,证明纪录片的价值。

历经六个多月的拍摄和四个多月的剪辑,一部96分钟的纪实电影《我就是我》终于在7月25日,面对来自《小时代3》、《后会无期》、《分手大师》等商业电影的激烈激争,带着青春的青涩与激情,正式登上全国院线。

透过范立欣的镜头,《我就是我》讲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为了“快乐男声”的选秀比赛而进行的角逐,并如何在几个月封闭的、甚至近乎残酷的”魔鬼训练营”中,完成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过程。

在该电影正式上映的前两天,尽管面对许多的质疑和不确定,立欣在和我的聊天中,依旧还是遮掩不住他对该电影成功能得以成功的踌躇满志。在他看来,不同于《归途列车》,《我就是我》背后强大的粉丝基础(尤其是那些疯狂追随2013年快男选秀的90后粉丝们),以及该片背后900多万的宣传费用,应该能帮助他实现将 non- fiction film 搬上大荧幕,真正推动真实影像的绝好机会。

 电影《我就是我》宣传海报

我们甚至开始谈论即使这部影片成功了,它的不可复制性,以及以反映当下现实社会和人的故事的纪录片电影依旧艰难的未来前景。

作为一个70后,从没有好好看过一集的《快男》的我,几乎是第一次通过这部纪录片电影,认识了2013年快男前三甲,同时也是影片的主人公——华晨宇、欧豪还有白举纲。没有偏见、没有预判,就这样,这三个年轻人用他们在镜头前所展示的最真实的自己,以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让我认识了、记住了他们。

我记住了华晨宇那双隔着一个宽宽的镜框背后的眼睛,那里面透出的是一种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符的成熟和深沉。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要属白举纲,他那股从里到外散发出的青春、正直,给曾经被“自我”、“被溺爱”、“缺乏责任感”等词语标签化的90后做了最鲜明的反驳与注脚。我也以为这样一个有关青春、激情、成长的励志纪录片,一定会有不俗的票房。

但令范立欣及他的制作团队,以及投资方没有想到的是,纪录片电影,不论拍的多么有可看性,都最终敌不过商业片大潮的冲击。即使是影片的口碑一片叫好,也仅有很少的院线愿意给《我就是我》排片。仅仅在院线撑了两周的时间,该纪录片电影还是仅以600万左右的票房,在院线止步。范立欣承认,着是他不曾想到的结果,但也必须接受。

而就在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选择去追捧韩寒的《后会无期》或郭敬明的《小时代》的同时,范立新的纪录片《我就是我》,与《归途列车》一样,似乎更容易在国际观影届找到更强的共鸣。该片从大洋彼岸传来捷报,最终入围北美顶尖的电影节之——第39届多伦多电影节,并获得”人民选择奖”和”人民选择纪录片奖”两项大奖的提名。

提名描述上这样写着:“范立欣,因《归途列车》获艾美奖的纪录片导演,在《I Am Here》这部纪录片中,选择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通过追寻一群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在中国最著名的选秀演唱比赛中所经历的种种严酷的挑战,来记录和看待当代中国。”

范立欣坦言,这是让他觉得挺具讽刺意味的反差与矛盾,一边是惨淡的票房,一边是高大上的获奖。将《我就是我》投向国际市场,早在他的计划之中。“我有400多个小时的影片素材,足够我将片子更加聚焦在一个或两个人身上,这样片子可能会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言谈举止中,范立新还是一个随时都可以投入进纪录片创作的导演。

为了推广该片,范立欣最近的时间已经被各种媒体采访和影片放映排的满满的,有时候意味着要一整天不停的说话。而面对媒体的各种刁钻问题,他总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俨然一个接受采访的高手。

“纪录片发行本来不该是导演做的事,但在中国是缺失的,”范立欣说。之前,尽管各种国际大奖拿到手软,《归途列车》终归没能登上中国的电影院线。为了推广那个片子,范立欣和团队不得不背着拷贝,拖着行李箱,住快捷酒店,跳过发行公司,在10天跑了9个城市,直接跑到各个城市和各地院线进行洽谈,一个城市选择一家电影院进行放映,在他看来,这是一次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努力。在他看来,这些努力是值得的。

“在纪录片的推广方面,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政府与民间的粘合剂和推动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从而能有更多的纪录片能用真实的影像,来记录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范立欣说。

 

范立欣的纪录片情怀

算起来,和立欣已经是10多年的朋友。最早,我们曾经是央视英语频道的同事,出去采访的搭档,那个时候,他是新闻摄影师,一起出去采访时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

后来,我们相继离开,只知道他去了加拿大。直到有一天,当我坐在《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的办公室,看到一篇中国媒体报道他的《归途列车》收获阿姆斯特丹一个纪录片大奖时,才突然意识到,原来的搭档,早已凭借他对纪录片的执着和非常独特的讲中国人故事的技巧,完成了自己最为华丽的转型。我和曾经也和他一起工作的央视好友还打趣的说,范立欣俨然已经给所有央视(尤其英语频道)的摄像记者树立了一个可能永远都无法逾越的标杆。

事实如此。因为一部《归途列车》,范立欣几乎拿了所有他能拿的国际纪录片奖项,也因为这部纪录片,他逐渐从幕后走到幕前,走到聚光灯下,谈论他的纪录片、他个人的心路历程,等等等等。加之帅气的外表,范立欣的粉丝也越来越多,而他对媒体的采访也越来越娴熟和沉稳。

作为他的前同事,职业的敏感,让我还在《华尔街日报》时就开始关注他的话纪录片心路历程,也曾经与当时还远在加拿大的他通过 Skype 和他做了采访,并在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他的故事。(Long Journey Home – A New Year Story)

如果就《归途列车》而言,其成功,除了立欣独特的拍摄手法和讲故事的技巧而外,其成功背后还包含着诸多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他所关注的视角完美契合了国际观众对中国最为关系的因素--在中国经济告诉发展背后的亿万农民工所付出的最为艰苦的劳动和牺牲、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春运期间发生的人类每年最大的人口大迁徙、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等等,这一些列社会问题在立欣的镜头里,都通过一个家庭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纪录片《归途列车》海报

谈起范立欣与纪录片的情结,和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范立欣从小在一个电影放映员学校长大,父亲和哥哥都是放映员。每年夏天,篮球场上挂着大的白幕布,父亲和哥哥就在那用16毫米胶片放映机给大家放电影。“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有点像《天堂电影院》,不过是武汉版的。”

后来,范立欣任职于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他说,正是因为频繁去穷乡僻壤的中国农村采访,让他得以有机会去目睹或见证那里的贫穷,以及在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他决定用纪录片去记录中国,以及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革的时代。

在《归途列车》之前,他曾参与拍摄了记录三峡移民的《沿江而上》,加上后来的《归途列车》,曾有人质疑范立欣是有意识地用一些沉重和负能量的电影,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话题,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兴趣。面对这些质疑,他的解释很直接,但也无处不在透露出他最真实的纪录片情怀,“我是希望通过纪录片向我片中的主人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致敬,不论他们是为了三峡工程而背井离乡,举家搬迁的三峡移民,还是支撑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2亿多农民工,他们才是真正今天中国繁荣的基石。他们做了这么多的牺牲和贡献,如果没有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是这个民族的遗憾,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失职和耻辱。”

也有人认为,拍惯了反映社会题材的纪录片,《我就是我》的商业背景可以看做是范立新系列的异类,与他之前的作品有些格格不入。但在范立欣看来,不论是《归途列车》还是《我就是我》,都是他希望传达的有力量的,有诚意的作品。

“不论我的主人公是农民工的孩子,还是90后,他们都是关于当下中国,关注人的故事。这一点,我不觉得《我就是我》和《归途列车》有什么不一样。”立欣这样去评价他的两部纪录片。“这是一个关于一群中国孩子如何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和成长的过程。我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和倾听,去发现他们内心的声音。”

“我很想知道,20年后,中国的命运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人来掌控?就是这批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到时候会怎么样就应该从现在开始,看着他们是怎么长大的,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们的喜好是什么?”范立欣谈起他拍摄这部纪录片电影的最初衷。

谈起他的纪录片心路历程,范立欣总喜欢引用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一句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尽管他坦言,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坚持,但他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因为个人而言,他渴望将自己与历史连在一起。

 

三明治: 《我就是我》上映后的票房现状,和你们当初的期待有很大落差吗?

范立欣: 整个放映效果不甚理想,全国排片率最高的时候也才到4.3%,和我们原来期待的相差甚远 ,只有一半,后来很快排片率跌到3%,一周以后已经快下片了。

非常disappointing,因为有粉丝基础嘛,我原本期待这个片子在票房上会有个很好的作为,给纪录片树立一个进入市场的标杆的,结果失败了。

失败给了我们一些教训,也再次说明,纪录片上大银幕还是任重道远的。倒不觉得不可能,还是有很多好评,很多票房,特别是在90后、00后,乃至80后中间,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给了各种好的影评和留言,我最欣慰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告诉我说这个片子让他们爱上了纪录片。所以并不是电影观众不喜欢纪录片,而是我们没有做好应有的宣传包装和发行的工作,导致最后的失利。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最近档期太糟糕,多个商业片都同时上映,给了我们不少压力。

 

三明治: 面对《我就是我》在票房表现上的失败,你还是认为大银幕应该是纪录片的归宿吗?

范立欣: 我依然会坚持去推动中国的记录电影在大银幕上的发行和推广,这也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也觉得这应该是记录片的,不说最终归宿,但应该是健康和完整的纪录片产业链应有的一环,在如今多屏的时代,纪录片作为一种产品,应该在所有的屏幕上去呈现。

入围多伦多电影节,我自己很开心,也为我的票房的失利可能证明了一些东西吧。很讽刺的是,尽管我们的排片那么低,票房那么低,但口碑却是一篇叫好,入围了北美最顶尖的电影节。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反差,其实是值得所有人和媒体反思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太过浮躁。

 

三明治: 你觉得多伦多电影节看中这个片子的原因何在?那么就本片而言,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范立欣: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片子关照了中国当下社会90后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成长在独生子女的家庭,成长在一个Internet age,这群小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最感兴趣也最有意思的东西。

除了上院线,广泛发行,下一个步骤,我希望这个影片继续留在院线,在少量的院线做长尾的发行,就像当初《归途列车》那样,在像MOMA这样的艺术类院线里,频次更低地长期的发行,做二次的宣传,让许多希望看这部影片的人都能看到这部影片。电视还有网络的发行,那就是下一步的事了。

 

三明治: 作为一个70后,在拍摄完《我就是我》之后,你对90后有怎样的全新的理解?

范立欣: 相比90后,我们70后有时候太古板,而90后更崇尚生活在当下。他们可能更活在当下一点,或者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更白痴一点。

70后为什么能忍,是因为我们都认为,今天的忍是希望明天能过得更好。这与我们成长的经历和接触的文化息息相关,我们都是看着《渴望》、《西游记》、《血疑》等长大的,里面描述的都是过程是很艰苦,然后在历经各种苦难后,最终修成正果的故事。

而90后是游戏的时代,去哪儿就打,然后马上就升级,他们不愿意等,我要的现在就给我。因此他们更活在当下,但相比我们70后,耐心就少很多。

 

三明治: 在拍摄完后,你觉得给你冲击最大的是90后的哪个方面?

范立欣: 他们极不合群,不愿意承认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迫不及待的向世界展示我是和你们不一样的。

那天我们搞了一个观影会,请了几个90后创业者,但他们貌似对称他们为90后并不很买单。他们说,‘我们从来不说自己是90后,我是做新媒体营销的,你干嘛一定要说我是90后的创业者呢?你用90后这个词,就说明你是70后或80后,我们90后不会愿意把这个东西放大,不愿意有标签。’

 

三明治: 作为一个从没有看过快男选秀节目的纪录片导演,你为什么选择要拍这个纪录片?

范立欣: 相比过去,中国现在纪录片整个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或者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你看央视九套这两年的发展,《舌尖上的中国》那么火。另外,还有广电总局的限娱令,即所有卫视每天要播30分钟的国产纪录片,这其实是给纪录片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在如今的全媒体时代,令我就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纪录片与大银幕还没有什么关系?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中国的纪录片登上大银幕,让更广泛的观众能够接受纪录片,大家看到纪录片,甚至年轻人能够爱上纪录片。我们想让别人知道,纪录片也很好看的,也会有很扣人心弦的感人情节。

纪录片本来就是电影, non-fiction film/cinema ,只不过在中国这么多年以来,看过的所有的纪录片都是在电视上,给大家错位的理解,纪录片不能上大银幕。

 

三明治: 为什么纪录片上大银幕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范立欣: 第一, 对我来说,银幕可能会有一种电影的情结,对我,可能是一种仪式感,只有上了大银幕,才真正标志它是电影。是电影的东西更应该是在大荧幕呈现。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是个仪式感,希望完成恢复它的荣耀 ,因为它在中国从来没有荣耀过,从来没有在大银幕被人看到过,除了教你种稻子等农业纪录片之外。

第二, 对电影市场,或票房来说,登上大银幕会是个非常好的纪录片收回投资的方式。虽然现在我们一直说纪录片的春天、纪录片的产业化、纪录片市场在扩大等等,但如果要真正能做一个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譬如《归途列车》,你能拿到的资金还是非常有限。我听说,央视纪录片频道每年应该有4个亿的预算来拍摄纪录片,但真正投入到关注现实社会的题材还是非常少的。官方投资,往往会做很大的、名片式的纪录片,譬如投资拍摄黄山、黄河等,一个纪录片导演曾开玩笑说,如果把目前拍摄的纪录片片名串起来就是一张中国地图,但真正关注人的、社会的纪录片还是很少。网络是要看流量的,这就是受众的问题了,纪录片的受众还是小众的,但文艺青年往往是不愿意为纪录片电影买单……你只能用非常多元的方式去筹资,比如这个片子也是有众筹。其实通过这个片子,我们尝试了所有东西,都是我对中国的纪录片未来可以怎么做的思考,有哪些模式我们可以去玩?众筹、社会化营销、网络媒体和全媒体的合作,以及电影票房,这些模式 都试试,为未来现实题材的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方法。但大家都觉得我好像都叛变了一样。

 

三明治: 和你的《归途列车》比起来,《我就是我》还是一个迥然不同的风格,你是否纠结过?

范立欣: 有一些纠结的。有记者和我说,我拍这个片子,就好像崔健去导演了春节联欢晚会。或者我去这个事情,好像孔雀把自己羽毛烧了,照亮别人的路。

但其实,我只是希望用这部商业纪实电影给中国的电影市场注入新的题材,特别是在如今社会化媒体时代。其实所有电影都是粉丝电影,不论是《碟中谍》、《蜘蛛人》、《蝙蝠侠》、《哈利波特》、还是《变形金刚》。那么我们如何用新的手段帮助纪录片去成为一个电影的类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所以纠结是肯定的,就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的招牌砸掉了。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尝试是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

 

三明治: 这种尝试是否有可持续性?

范立欣: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拍这部纪录片,也不仅仅是做纪录片市场化的尝试。对影片本身来说,《我就是我》还是纪录片,还是记录、观察和讨论了90后的问题,并且去看待10年选秀给中国的pop culture带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所,这个片子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历史意义。当我镜头中的这群年轻人很快成长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会引导中国走向什么方向,将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纪录片作品市场现在有很多多元化的尝试。我们在和法国的一个片子合作,叫做Game Fever,我是片子的中方制片人,它讲的是电子竞技游戏大赛全球三强的故事,即三个男孩如何在虚拟的世界里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的过程。一样的,这是一个Powerful story, human story, young story,本身而言,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故事。

另外,雅克贝汉与中方也在拍摄一部纪录片叫做《地球之夜》,即用新发明的一个红外线摄像机,在全世界拍夜晚的世界,我看了片花,It’s really amazing! 拍非洲草原,夜晚漫天都是繁星,斑马和狮子在同一个水塘在喝水,这在白天是不可能被拍到的,还有海洋,迁徙的鸟等。诸如这些片子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主题,一定会有人看的。

所以我认为,还是会有很多好玩的纪录片可以上大银幕。我们可以通过众筹和社会化营销,来削减发行的成本,把真实的故事推上大银幕。 我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高知人群等还是想看这样的题材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一直没有很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做好的纪录片,几乎所有最贵的单本纪录片都是我们做的。

如果纪录电影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种类,它必定会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当这个蛋糕越来越大的时候,像《归途列车》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想想,在中国,原来的纪录电影大都在宋庄或者是艺术类的影院如MOMA等放映,但中国这么大,光靠一个宋庄怎样去推广纪录片?

 

三明治: 那么多年,是什么支持你一直做纪录片?

范立欣:应该是我对纪录片持久的爱吧。另外,非常个人的因素是,纪录片可以给我一种存在感。纪录片蕴含了许多社会的价值和社会意识的价值,我从事纪录片的创作,其实是希望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可以和当下的社会和这样一段历史融合在一起,去发现和证明自己一个更大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的价值或社会的认可,我希望把自己和历史连在一起。

 

作者介绍:

冯澍,曾在《华尔街日报》、英文版《环球时报》等多家英文媒体供职10多年,并曾与范立欣同在中央电视台共事。2010年任职于《华尔街日报》期间,她先于其他外媒报道了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及其所反映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现在市场调查及资讯公司尼尔森任中国区公关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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