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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肖像之五 | 潘仲夷:社区组织者和隐居骑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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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明治杭州写作工坊学员 逸文

 

5000多年前,当良渚的文明曙光穿过地平线的时候,30里开外的杭州城还是一片沼泽。

5000多年后,当城里的一批文艺青年陆续逃离喧嚣与雾霾来到“文化村”的时候,那片自史前犁耕稻作的泥土,至今依旧散发着清香。

“我的台湾朋友知道我住在一个新石器时代遗迹边上的时候,他们都羡慕极了。”潘仲夷说,“而我只是苦笑,对这片土地,我还很陌生。”

作为2008年第一批入住“良渚文化村”的业主,潘仲夷体验过初来之时的艰苦环境。那时村里甚至连个像样的小超市都没有,也没有市政道路直通杭州,初来的业主的身上,颇有些北美殖民地上拓殖者的影子。业主群体相似的特质与经历让酷爱交友的潘仲夷如鱼得水,他家的客厅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聚会的沙龙,“潘公馆”的名声不胫而走,不经意间成为了他的一个文化符号

一个深秋的早晨,我有幸做客潘仲夷家采访。难以想象坐在我身边熟练地沏茶的他,精干的躯体上附加着如此繁杂且冲突的标签。生于1979年,心态上却是典型的“80后”;狮子座张扬的个性在经受了岁月之后变得温和醇厚;大学艺术专业,跳过街舞,画过漫画,酷爱摄影,却在先后辞去两份职业摄影的工作之后改行办起了自行车杂志。文艺青年的矛盾特质在客厅内的收藏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专门陈列世界各地可乐罐的柜子,见缝插针地放着高达手办和星月菩提子;整面书柜墙的转角处挂着一副唐卡,和正对着的古埃及小品相得益彰;电视上方不大的墙面上挂着一张黑白人物,两张彩色风景……潘仲夷客厅的摆设,恰到好处的对应着他身上的各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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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的陈列柜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可乐罐

“我最喜欢那张黑白藏妇人像,用卡片机拍的,300万像素。很多人误以为拿着很好的单反就会有好的照片,其实你看到的,就是你想要表现的,和器材没什么太大关系。”他平静地说。

 

“潘公馆”的 公共职能

“村里的业主,也许不知道潘仲夷,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延安路正步走’的。”久居良渚的许亮说。

“延安路正步走”是潘仲夷的网名。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逐渐兴起,素来爱好新奇事物的他第一时间申请了当时还是OICQ的QQ账号。在起网名的时候,潘仲夷希望起个特立独行的名字。学艺术的他深知,冲突化的网名最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还在杭州求学的他用一条本市最著名商业街的名称和一个颇有军事色彩的名词构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网名。“我读书的时候,性格非常外向,比较爱显摆。本身也是学画画的,比较叛逆。后来也渐渐不喜欢这个名字,但大家都认可了,就不改了。”

文艺和叛逆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尽管潘仲夷坦言自己是个“伪文青”,但采访伊始就播放着的背景轻音乐,还是令人不经意间窥探到了这个老男孩的青春心。那是一张15年前买的马修连恩,一个热爱大自然而四海漂泊的作曲家兼歌手的作品选。潘仲夷无疑是热爱自然的。此前他的工作单位在杭州市区。从延安路到良渚,有将近16公里的路程,他选择坐公交或者骑行上班。而现在,潘供职的杂志社搬迁到了更远的灵隐,而他依旧选择公交或者骑行。“我在这里住了五年,至今不会开车。”潘的言语中透露着一股骄傲。

事实上,第一批入住良渚文化村的业主或多或少都有些潘的影子:热爱自然,追求心灵空间与诗意的栖居。远离城市喧嚣的“文化村”更像一个乌托邦,让城市生活的“非主流”们找到了共鸣。这种共鸣,在性格外向而好客的潘仲夷家的客厅,找到了出口。

“他们很喜欢我家的客厅,到我家就会很放松。两三岁的小孩来,过了不久就可以把我家当自己家来玩。每个周末都有固定时间不同的邻居来做客,每次的话题他们都会做笔记。随着社区的成熟,来的人越来越多,新居民也要向老住客了解村里的情况,他们戏称‘去潘公馆拜码头’。因为细水长流型的,所以彼此有时间逐渐相互熟悉。到后来我每个小区都有认识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以他们干脆给了我个绰号,叫‘交际花’。”

随着“文化村”的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潘仲夷的客厅也日渐“火爆”。你红了,生活有没有因此而不同呢?我问潘仲夷。

“的确会有。开始认识新邻居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投缘的,聊三天三夜都可以。现在工作忙是一个原因,也慢慢意识到距离产生美,走动得不能这么勤快。我会有意识地选择人群交往。这有点像恋爱关系。我有些十多年的朋友,我们中间不联系,甚至连电话号码都忘记。但重逢时,也不会因为十年没见而感情有生疏,反而觉得特别情切。邻居天天见,经常互动觉得太吃力,精力也花不过来。曾经有半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家请我吃饭,我发现他们无意中已经打破了我的生活秩序。沉醉于人际交往带来的虚荣会让自己迷失。所以我开始反思,热闹之余,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潘公馆”承载的公共“职能”,随着开发商建立起业主会所之后渐渐剥离。潘家的客厅也恢复到私人会客的基本功能上。少年时梦寐以求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逐渐沉寂,已过而立之年的潘仲夷开始重新享受这久违的宁静

但这种宁静并未持续多久。因为参与起草《村民公约》,潘仲夷又一次被推到了台前。而这一次,是杭城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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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公约》 :乌托邦规则

2011年2月27日,“良渚文化村”《村民公约》正式颁布。早在2008年,最早入住“文化村”的业主就倡议以全体业主的名义颁布业主广泛认可的倡导性条款,潘仲夷就是倡议人之一。《村民公约》颁布伊始,潘作为通讯员向杭州的各大民生媒体发了通讯稿,为新规定摇旗呐喊。

《村民公约》全文26条,没有一个禁止性的规范,也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与其说这是一份“村民宪法”,不如说这是一次尝试着从细节上规范群体行为的社会实验。起初,“文化村”吸引着具有共性的人们居住,因此相较其他城市社区,业主在生活习惯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村民公约》的雏形也就此形成。

但“文化村”毕竟是一个商业地产项目,随着配套成熟而增加的业主,身上的文艺特质并没有最早一批住户那样浓烈,价值观的碰撞让此前的约定俗成并不广为接受。潘仲夷有他自己的理解。“最早到文化村的人,无形中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大了,不经意地成为了意见领袖。村民公约开始时并不是自发形成的群体文化,而更多的带有意见领袖的个人价值色彩。”

业主主体多元的价值观,显然不是几个意见领袖能够归纳总结,并得以体现的规范之中的。“这就是为什么村民公约在住户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只能制度化,而不能依旧像从前那样多元采纳。因为价值观多元,自发形成的条款可能存在内在冲突而无法执行,进而被废弃,被忘记。”

有了这样的认识,潘仲夷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着手制定《村民公约》。他们仿佛看到了似乎在一夜之间,这个恬静的小镇多了一丝日式社会的气息:强调秩序的同时强调自觉遵守。遛狗牵狗绳也许容易做到,但停车一律车头向外,就略带有些强迫症的气质了。“《公约》的最终形成,更多的是一个文明共识,是一个文化标签。自由女神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是文化图腾,是一种信仰的标志。‘文化村’的价值通过开拓者集体的智慧,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需要制度去固定才容易延续。因为更多的群体进入之后,有可能带来一些与原有价值不符,甚至是冲突的价值,而这对业已形成的‘文化村’的特质是一种破坏。”

敏锐的开发商捕捉到了这一日臻成熟的自发文化,开始有意识地作为商品附加价值进行宣传。但潘仲夷似乎发现了开发商引导下的《村民公约》的隐忧。“业主数量多了,会需要一个强制性的机制去规范那些违反约定的人,否则《公约》就没有效力。而开发商物业的规范,势必让居民依赖物业的管理而逐步失去自治的意愿,这对‘文化村’的自发文化又会是一种冲击。”

“你打算怎么做?”

文化村就好比一个果园,价值观就好比果树。果园的规模大了,我一个人顾不过来,我就管好我自己的那几棵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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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座上的价值观

潘仲夷的价值观,很大一部分脱胎于他的爱好和工作——自行车。

学生时代的潘仲夷是个特别出跳的活跃分子,爱好广泛,而且还小有成就:摄影拿过名次,是篮球校队的后卫。自行车在那时只能算他众多爱好中的一种,和喜欢写点小文章一样,夹杂在他的一系列炫目的兴趣之中,毫不起眼。潘仲夷坦言,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众多爱好中,选择自行车和写作作为他的谋生之道。

“我开始玩自行车的时候,国内的爱好者其实已经非常多了,但他们要获取自行车的信息,只能通过台湾或者国外的杂志论坛。那时候国内有一个自行车论坛的火爆让我们意识到创办自己的自行车杂志的可能性。当时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理想,一种对自行车运动的热爱。”

在潘仲夷看来,自行车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爱好或者是运动,而是一种绿色健康的价值观:自行车运动可以一群人一起参加,也可以一个人独自骑行。在骑行的路上,同个方向的骑友会很自然地组成队伍,即使彼此并不相识。遇到岔路口,彼此也会因为目的地不同而自然地道别。这种既有彼此独立的目标,又能因为共同的路径而相伴而行的运动,特别适合那些合群却又喜欢独立思考的人。这种独立思考也能外化,去影响更多的人。

令潘仲夷感慨的是,早几年骑车出门,遇到路人猜车价“最多就八九百吧,他们完全想不通你会拿万把块钱去买一辆代步的自行车。”但现在他骑车出去,猜车价的路人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自行车运动,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当然这和社会发展程度有一定关系。因为自行车文化在国外非常成熟,很多人周末不开车,都骑车。有个笑话说之前的中国人‘连车都没开过,你怎么让他放弃四轮重新骑双轮’现在国内玩自行车的群体逐渐开始成熟起来,也有明确的分类。”自然,潘仲夷们功不可没,而他也至今仍保留着从杂志社骑车来回“文化村”的习惯,简单而自然。

 

“世外桃源”的明天

“人性的弱点在于,当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占有欲就会越来越强,你就会变得不愿意分享。”

当“文化村”的宣传广告上印上“世外桃源”的时候,潘仲夷就知道“文化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宁静了。尽管,过去的宁静是以4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将随着2016年接入良渚文化村的地铁,压缩至40分钟。

长三角地区准一线城市的生活节奏,分分钟与上海同步。糟糕的空气与拥堵的交通,让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渴望在享受便利的生活设施时又能回归自然。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逆城市化的倾向已经显现。地处杭州近郊,业已成熟的小区配套和文艺范的腔调让城市中产对“文化村”青睐有加。然而短视的规划使“文化村”公共设施不足的弊病提前暴露,慕名而来的游客日增,也打破了村里的平静。一些业主开始逃离,另寻山野隐居,但潘仲夷没这么做。

“今年我和许多邻居在讲‘不忘初心’。当初选择良渚,虽然有环境和品质的考虑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因素。‘文化村’亚文化的形成,人的因素还是最关键的。我没有伟大的情怀去想要把这里变成一个世外桃源。村里的改变,没有办法规避,就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这就是所谓的‘开门是闹市,关门即深山’吧。”

潘仲夷在坐公交的时候喜欢坐最后一排。这个曾经喜欢骑着酷酷的自行车在校园里飞驰的小个子,现在习惯躲在不被人注意到角落里观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车里挤满了人,整个车厢除了发动机和车内电视广告的嘈杂外,没有其他声音。那些年轻的面孔,或朝着窗外,或对着手机,眼中空洞,没有一点光泽。

潘说,能在灵隐景区上班,在“良渚文化村景区”生活,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至少他每天出去和归来的眼神,总是因为有所期待而充满神采。“不是所有的好都是你应得的,相对于别人,我得到的太多了。”潘仲夷如是说,尽管他已经是个大龄未婚青年,“未来太难预测了,知足常乐吧。”

 

学员介绍
逸文:90后,喜欢聊天的条子。把聊天的见闻付诸笔端,意图籍此寻找生活的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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