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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安:“通过改变去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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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哥本哈根

 

张志安大概是被认为和新闻业界最能打成一片的新闻学者。这位1977年生的传播学博士,已经出版了《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等新闻实务操作的系列丛书,同时在各种社会化媒体工具上也和媒体业界广泛互动,在学界和业界已颇有名气。

传统的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存在较大的分野,甚至互相看轻。这种特殊而奇怪的现状一直维持至今,做新闻的看不起教新闻的,教新闻的也不愿和做新闻的走得太近。在他们之间,“三明治”张志安可谓一个异类,左右逢源。

1996年,张志安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之后在这里读了十年书,2006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今年7月,他决定离开生活了15年的复旦,南下广州加盟著名报人胡舒立担任院长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助理、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也是新闻学界和业界颇为瞩目的一次变动。很多人也在猜测其中的原委。

在他南下广州之前,他接受了“中国三明治”的采访。谈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学术路径,以及离开复旦加盟中大的选择。

 

Q:我们先谈一谈个人的成长背景,你小时候是在浙江湖州长大的吧?

A: 我妈妈是老三届的上海知青,初中毕业以后就“上山下乡”。但和大多数去偏远地方插队的知青不一样,正好有亲戚帮忙,可以就近插队,就去了湖州安吉县。然后,一直住下来,结婚生子。我从小就在安吉长大。

1992年中考,我的分数挺高,不过要上湖州最好的高中湖州中学还差一分。那时候,读中专也很好,尤其在农村很流行,方便就业,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那一年,我就去湖州中专读书,化工专业。读了一年,我觉得极其不喜欢,自己还是喜欢写作文、参加演讲比赛等这些文科的事。我就和我妈商量,想退学,再去读高中、考大学。当时已经有政策,上海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回上海。我姐姐从小一直在上海长大,但她不是很喜欢上海那种弄堂大家庭拥挤的生活,自己办了退学手续,回到安吉读书。于是,我就顶上了这个名额。我妈妈也支持。

Q:然后就到上海读高中了?

A:但是又碰到了挫折,我妈在上海闸北区外公家附近找的高中,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上海的中考,不能从中专转来读高中。于是,我妈又想办法把我安排到比较偏僻的安吉四中读了一年,然后以转学的名义,转到了上海闸北区的一所普通中学,叫共和中学。那是我妈妈和姐姐读过的中学。转过来的时候,学校还认为我原来的安吉四中不够好,要把我降回高一重新读起。我妈就求情说让我先上两三个月,考考试看怎么样。后来我考试拿了第一名,学校也就无话可说了。

Q:在浙江读的课程内容和在上海读的一样吗?

A:通过这个经历,我觉得全国高考的难度比上海要难得多,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确实不公平。高一在浙江的时候,每天10点半自习结束回寝室,到了12点半还有人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或者在走廊里,陪伴着蚊子、苍蝇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书。每周才休息半天,很多农村学生翻山越岭回家带咸菜缸回来吃一星期。那时学习是很艰苦的。而到了上海,能在10点钟睡觉,再也不用做额外的课题练习。周末也不需要补课。

Q:你有没有觉得上海的学校更强调素质教育呢?

A: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接触过初中的英语教育或者其他素质教育。在上海的一所普通高中,到了高二高三基本也是应试教育导向。普通中学的读书气氛也不是很浓。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复旦,还有一个同学考进同济,一个同学考进交大。特别好的学生可能都到了重点中学去读。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共和中学的,学校给我买了公交车月票,以及免学费,还给了我每个月二三十块的生活补贴。老师有点把我当“红色种子”在培养,所以我很感激,如果是在重点中学读书,大家都是尖子生,可能没这种特殊待遇。

Q:你今天做学术,有没有家庭渊源的影响?

A:好像不是特别有渊源。我爸是安吉本地的煤矿工人。那时煤矿工人至少不会饿着。我妈妈是在一个乡村小学里做语文老师。她挺喜欢买书,小人书、《山海经》等,这样家里就积累了很多。我自小就是特别乖的小孩,不需要父母操心。1980年代初,为了让替我们把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我妈放弃了教师生涯,到了一家国有的饮食店里工作,这样就可以帮我和姐姐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但这是使她终生后悔的事,因为过几年政策下来,知青就可以转成公办教师了。后来,她到了我父亲所在的厂矿子弟学校做老师,但那已经不是很正式的教学了。再后来,她退休后还开过幼儿园。

Q:进了复旦读新闻以后,你和同学中那些天子骄子骄女心理上有没有距离?

A:我觉得我确实是运气极好才能进复旦新闻系,用上海话说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考复旦之前,学校还推荐我去考一个“上海市三好学生”。试题里有一些是素质教育的题目,英语、音乐等,我没答出来。结果很幸运,还是让我评上了三好学生,这个就让我高考成绩加20分,“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又加10分。当然,如果不加分,我那年的高考成绩也能上复旦新闻。

我们班有很多状元,包括上海市的文科状元。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能顺利毕业就谢天谢地了。可是第二学期后我的成绩排在班里第一。成绩其实不能说明问题,也不代表能力,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是种鼓励,也有助于建立自信。我发现,好像可以通过“天道酬勤”去慢慢努力。

Q:大学里考试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在生活中有哪些方面给你带来冲击吗?

A:我有一点点自卑,很多同学的综合素质确实比我好,像上海同学的英语口语水平就很高。不过复旦整体还是比较平等自由,不问出身的。

Q:在大学里你做了哪些实践实习?

A:大二的时候,我做了校园报纸《复旦生活》的主编。大一暑假去《消费报》实习,大二暑假去了刚创刊《申江服务导报》实习,大三暑假去了北京在《经济日报》实习。此外,还给《青年社交》《中国大学生》等杂志写稿子。毕业时,我已经有厚厚一本报道集。

Q:那个时候你们没有接触南方系的媒体吗?

A:那个时候是《南方周末》最辉煌的时代,公平、正义,“总有一种力量叫人泪流满面”等口号非常鼓舞人心。寝室里有同学,把每一期南方周末都仔细叠好,放在床上搁的长木板上。那是我们认为的一种追求的象征。

Q:没有想去《南方周末》实习吗?

A:现在想起来,可能因为在上海找工作比较容易吧。那个时候,复旦新闻毕业的学生要进入上海本地主流媒体确实很容易。还有一个因素,是比较愿意留在上海。

Q:这和北京的当时的氛围就有点不同,当时不少北京的毕业生还是愿意去广州加入《南方周末》。在上海的氛围里,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比较难。你后来是直接读研了吗?

A:我是保研了。不过自大四开始,我经朋友介绍去了易趣网兼职做媒体公关。每个星期去两三天,一个月能拿两三千块。毕业的时候,我不想继续读研,想先工作,后来经过争取把保送研究生资格保留一年。

Q:一年后互联网泡沫就已经破灭了。

A:对,我去的时候是2000年。2001年4月我就辞职了,和朋友创业做“老小孩”网站,为中老年人服务。也是一个另类的选择,想做别人没做过的事。现在看起来,商业模式没考虑清楚,还是有点冲动。2001年9月,我就回复旦读研究生,同时兼做“老小孩”网站总经理,一直做到我2006年博士毕业为止。

Q:这个网站在商业上成功吗?

A:不算成功,现在已经市场化和公益化两条腿走路了。盈利模式主要是做中老年电脑培训,承接政府的老年公益项目,以及和电信做老年频道上的分成等。但是距离我们的期望还是有很大差距。

Q:你在圈子里的networking能力很强,很早就用“张小丑”的笔名在西祠记者的家、斗牛士、上海记者家园等记者社区写文章。

A:斗牛士2000年、2001年搞聚会时我是主力军和组织者。那和易趣做公关那一年的经历有关,接触了很多IT记者。10年前大家评点报业都没有什么功利心,都是出于自己觉得哪些好,哪些不好。当时,有网友点评阿里巴巴的问题,一起去浙江时,马云还请我们去西湖边喝茶。那个时候的评论好像比较单纯,比较真性情,没有那么强容易被人指责有功利之心。现在我们一方面可能成熟了,更加审慎了,为尊者讳的意识更强。话语权可能也比过去大了,更审慎了。不经意之间多了一些复杂性的考虑,不那么单纯了。

Q:你很早就有networking的意识,并广交朋友,这是不是和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也会引起了一些争议么?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A:交朋友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强大的乐趣。你和记者贴近了,会觉得很畅快,他们很多东西会感召你,让你很受鼓舞。互联网确实是交友的很便捷的工具。出版“揭示真相”系列丛书是一个为业界服务、获得认可的方法,某种程度也是扩展名望和建立社会关系的方法。此外,在南都做调研的经历,用实证的方法去做研究,也对自己的教学大有帮助。2006年博士毕业教书之后,又通过复旦这个平台邀请了几十个记者来做讲座,又更加紧密了和业界的联系。同时,通过自己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又能反哺到业界。这种联系就更加紧密了。

我自己觉得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事情。面临的争议主要是,有少数学者可能认为,搞研究不能和业界贴得太紧,而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进得去”还要“跳出来”,才能有相对独立的观察和判断。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更多做的是对业界的记录和描述,而不是理论性的分析和研究,总体上记录得多、阐释的少,访谈的多、研究的少。这些看法,其实都很在理。所以,这两年我尽量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论文,也做了好几个不错的研究项目,理论性的书也将出版,逐渐受到一些学界朋友的认可,印象也就改变了一些。

Q:你选择走学术道路的想法很清晰吗?

A:读硕士的时候不是很清晰,心思主要还在网站上。读完两年硕士又保送博士,想着既然不用考,而且对研究也有兴趣,就读了。读博士第一年,我还在想做媒体营销方面的论文题目。

Q:那是什么时候转到做新闻生产、深度报道方面的研究呢?

A:那是在2004-2005年,把论文题目定为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研究,这是我学术生涯上很大的转折。导师李良荣教授,和新闻学院的黄旦、陆晔、孙玮教授以及美国的潘忠党教授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影响。转到做南方都市报研究后,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重塑,也才逐渐明确什么是“问题意识”。我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民族志方法进入媒介组织的内部进行考察,去表现一份都市报在新闻生产中复杂的权力博弈,展现它在商业、行政和专业的控制中如何寻求公共性,去探讨市场化媒体是否能承担公共传播责任的可能。

另外一个转折就是我开始做深度报道系列丛书,都在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这也对我个人有很大的感召和改变。最早是我痴迷于名记者的故事而切入的,通过2004年在杭州所参加一个培训对一批名记者进行了访谈,后来结集成为一本《报道如何深入》的书,侧重讲述深度报道栏目的组织文化和精英记者的报道策略。然后又继续做,2006年又出了一本《记者如何专业》,探讨不同时期的深度报道记者如何建构各自不同的专业意识。之后,跟一个硕士生合作出了本《中国怎么样: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又组织学者和记者一起编写了一本《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慢慢紧密地融入了调查记者圈。说实话,我的研究对象不断地在改造着我的价值观。

Q:你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出了这些书,不算是学院的任务安排对吧?在你的同学之中与众不同吧?

A:这完全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觉得其乐无穷,但也有一些误解。

Q:误解来自哪方面?

A: 按照学术的衡量标准和成果形式,一些人认为这些东西意义不大。他们说的没错,我个人也将这些书更多看作为研究收集的一手资料,为业务教学收集的宝贵案例。其实,我也一直在写论文,但因为你出的书比较多,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在这些书上,容易误解你有没有在做学问。

Q:记录和研究你是不是更倾向于记录?这和你个人兴趣有关吗?

A:也不是,我自己对研究还是很有兴趣的。但可能我的兴趣比较多元,过去是创业、行政、教学都做,现在是好几个科研项目同时在做,同时教学、科研、行政都忙。不过我现在也面临怎么把这些不同的课题和兴趣点收拢起来的任务。幸好我自感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实践和研究、把教学和科研、把学界和业界结合起来的“点”:新闻生产社会学。现在会越来越发现,做新闻生产的研究一点都不孤独,不少大学老师意识到这是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现在越来越不缺乏同道了。

Q:很多人说“新闻无学”,认为新闻除了传播理论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你的这种实证研究是不是反衬了“新闻无学”的这个命题呢?

A:不能这么讲。过去,人们讲“新闻无学”,恐怕主要指的是受政治影响比较大的党报理论研究,和侧重操作技术的新闻业务研究。宽泛而言,关注新闻生产和实践的研究主要有政治经济学或宏观社会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等三种取向,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比较宏观,侧重社会结构,文化研究切入的视角侧重文本分析。但新闻生产社会学比较侧重媒介组织和记者行动层面,更多关注媒介组织、从业者在新闻生产动态过程中与社会的互动。这个研究取向大概上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逐渐兴趣。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研究兴趣,也是想改变大家觉得“新闻无学”印象的一个努力方向。

Q:你本人并没有在媒体一线正式工作过,你怎么样在心理上和媒体一线的人站在一起,融为一体呢?

A:首先要调整好心理基调和沟通姿态,把你身上大学教师或者所谓学者的某些“自尊”和光环拿掉,尊重你要面对和访谈的每一个记者。哪怕是实习生,或者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兵,他们的实践和感悟,都是你 “接地气”的渠道,在业务经验上都可以是你的老师。他对行业的体悟,对环境的理解,和他在某个报道操作过程中的采写方法和操作策略都可以为你所学。所以,从心态上要放得很低。这种心理基调会使从业者感觉到你对他的尊重,这是对方跟你无私分享和真诚交流的前提。但在这种广泛、紧密和平等接触的基础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还要和这个行业最优秀的新闻人打交道,去了解到他们专业化、系统性、一流的实践策略、报道方法以及职业观念,更细致地去理解他们的生存心态、把握他们的生命史,然后用你自己的方法、逻辑或理论把这些最牛的方法论和复杂的价值观综合起来,为你的教学和研究所用。这样,你可以做一个集大成者,当然,你始终必须是一个最谦卑的集大成者。

当然,一些媒体或记者因为对学界有刻板印象,不会轻易开放让你观察,或者对你打开心扉说实话,惺惺相惜的共同感很难短时间里建立。有一次,读博士的时候,我去北京做调研,好不容易约上了一位记者第二天采访。很快,收到一条短信,大体意思是“丫一复旦傻博士,非要做调研。扯淡,有什么好谈的。但没办法,明天要见他。”原来是她发给老公的,结果误发到我手机上。第二天,她见到我,跟我说不好意思。我说,完全可以理解,呵呵。不过,做完访谈后,很多业界人士都会多少改变对“傻博士”的看法,大多数都成为好朋友。

Q:那你怎么样把这种业界的知识传递给学生?现在做新闻的环境确实恶化了,社会对媒体的认可度也下降,你对学生是把新闻行业仍然作为一种理想来倡导,还是传导一种现象然后让他们自由选择呢?

A: 我是比较真实去向学生展示新闻生产的逻辑和新闻行业的残酷生态。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方法去教学 ,与传统教学的最大不同就是你讲的经典案例和报道策略,不会脱离新闻生产的环境和具体的报道情境。它没有设置理想化的情境,而会告诉你“做实验”的条件,组织的文化、同行的竞争、时效的要求、政策的敏感、采访的成本,以及你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可能都会对报道过程产生影响。

我会告诉学生,新闻报道中面临的矛盾和价值判断,以及编辑记者做了哪方面的妥协或者边缘突破,主编、主任和记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博弈或自我审查。这样的新闻教学能让学生知道现实是多悲摧,知道控制是多复杂,知道新闻环境在怎样变化,知道互联网技术带来哪些突破空间,也知道把新闻当成饭碗后日复一日的庸常、无聊、焦虑或者疲惫。但是了解现实的残酷之外,又需要给学生介绍很多的标杆,让他们知道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人还是在坚持着理想、捍卫着底线,哪怕这些追求中有着“成名的想象”,或者功利的需求。所以,最让我高兴的是还有很多的学生愿意去做记者,我也特愿意给学生介绍实习或者工作。当然,他们没有去做记者,我也非常支持和理解,这的确是难以改变的大环境。

有一个故事,说大提琴家马友友每年都到美国的一个学校做公益演出。有人好奇问他为什么会坚持来。他说,我在世界各地演出,并不能确定台下会有我的知音,但来这里,我会知道至少这里有一个老师或学生能懂得我的音乐,我就很高兴了。这就是老师的信仰,哪怕多数学生不能被你改变,只要有一个被你改变或影响,都是非常美好和有意义的事。因为有这样一种想象,让我每次走进教室前,都很兴奋和幸福,都会不断告诫自己不要浪费学生们听你上课的时光、不要糟蹋他们宝贵的青春。

Q:这种教学方法在新闻教育界里好像仍然难以成为主流。

A:我们的大学仍然是研究为主,教学为辅。所以,如果青年教师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教学上,会非常吃亏,除了学生认可或喜欢你之外,确实没有别的收获。大学考核和升等的主导机制,是做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著作、主持课题,但当前的学术考核标准总体上又重量而不重质。在这样的机制下,青年教师更多为“量”而去做研究,我们的生存状态不是特别理想。

Q:你个人也碰到这样的困扰吗?

A:还好。因为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媒体给记者讲课,所以,经济负担比较轻。而且,一旦走出校园、走出国内,会争取到更多机会和项目。

Q:从整体新闻环境来说,包括从最近的一系列事故和新闻界的报道,还是可以看出新闻界的无奈。你身在学界,多少还是有点置身事外的。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不是给人一点“犬儒”的感觉呢?

A:和法学界相比,新闻学界看起来的确缺乏行动力。法学界还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采取集体行动,试图去推动社会进步,但相对来说,新闻学界做的比较少,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敢说、敢批判、敢呼吁,只不过,整体上还需要努力。

Q:你离开复旦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A:还是因为我在复旦呆了15年,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不好玩。人生没有看到别的改变和可能,这样的人生太乏味了。有位教授的话很打动我:你一直和你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你不能看到别的风景,你也看不到哪些东西是你应得的,哪些东西其实是复旦这个体系天然赋予你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尝试改变,通过改变去认识自己。

Q:做这个决定花了多久的时间?

A:一两个月吧。春节后突然间心动了,之后,一两个月之间突然就改变了。

Q:上海对你来说已经超过对故乡浙江的影响,做出这种“斩断脐带”的决定,离开你有感情和熟悉的地方,去你不是很熟悉的广州,你觉得困难吗?

A:这还是取决于你对人生、对生活的态度。我接触到很多的记者,他们的生活本身有很多流动,变化很多,一些记者还是“流浪记者”,户口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和他们接触多之后,就会觉得流动是比较正常的。我个人的价值观念中,也把人生当成一种未知的旅行和探险,不想去设很多条框,做一眼就看到底的规划。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报到第一天,心中会有点困惑或忐忑,但我能迅速调整自己,心里又会快乐起来。

Q:在你这个年龄,会不会有成家的考虑?

A:还没成家,迁徙上没有这个问题。我家人也都很支持我,所以没啥后顾之忧。

Q:回头说起你复旦96新闻同学,那是星光灿烂的一届,你怎么看待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对照?

A:本科同学毕业11年了,很多人在媒体都做中层了,掌控了一定的资源和社会地位。多数在房价疯涨之前买了房,在大城市能过比较体面的生活。当然,生活和工作会改变各自的价值观。有些在体制内媒体工作的同学,可能认为我只知道表达的自由,而不知道现实的复杂,所以,个体之间对社会的认知、判断以及价值观会有所差异或分野。工作后的环境和单位,对价值观的塑造确实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清楚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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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ughts on “张志安:“通过改变去认识自己”

  1. churchill

    做张志安老师的学生,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与业界的沟通。他在课堂上展示的丰富的实例,再加上他个人的语言魅力,总觉得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享受完一学期,比起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张老师教给我最重要的是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有的良心和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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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莎 回复:

    大學究竟要重理論性還是實用性,一直是個話題,國內外都是。個人一直覺得實用性很重要的,以後畢業生做研究的是少數,大部分還是要到社會上工作的,特别像新聞這麼實用性的學科,應該多聯系業界,找業內人去高校做交流、workshop之類,呵呵張老師搭了很好的平台。

    [回复]

    土人 回复:

    新闻系压根就不应该存在,教授把工资领了,职称评了,把一堆学生扔到社会上不知道干啥,或者作为传声筒,或者为了三五百的红包奔走于各个发布会,或者成为“斗士”被边缘甚至迫害,更多人为了吃饭当了最无聊的企业公关、内宣,或者委身显贵行业如投行、地产甘做品牌帮闲。到时就后悔自己不管读个啥,经济、管理、行政、中文,哪怕是读个哲学都比新闻强啊。根本没必要办独立的新闻系,新闻采编、写作可以作为一个硕士方向,或者一门选修课。整一个新闻系,五脏齐全,从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到新闻史,新闻经济,新闻伦理。研究新闻史?有多大意义?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一言以蔽之曰: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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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本将心照明月(微博:马某人闯荡江湖)

    很不错的一篇采访,令我也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个人认为,环境的变化确实会让一个人改变很多,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性格180度转变。

    另外,最近很迷恋企业培训,希望以后多些类似张老师这样的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利用闲暇提供平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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