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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 | 汪丹妮:我要做个“折腾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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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黄显

 

做不了大家闺秀的野孩子

从小,我就被老妈带着上各种特长培训班,接受她的“军事化管理”。我像极了她,甚至连打喷嚏声音都和她一模一样。我的要强来自于她,她的应变能力也让我学会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打点各种人情世故。

我两三岁学写字的时候,妈妈就发现我对数字的敏感度不是特别高,总会把“7”倒过来写,所以她就想着锻炼一下我左右脑的协调,带着我学琴,在小学文化课没有那么重的时候先抓紧打好基础。于是我四岁半就开始练钢琴,老妈帮我找了一个外地的大学老师教我。每个星期,我要坐两个小时火车过去,上一个小时课,当天再回来。我妈妈是老师,我爸是普通公务员,当时家里条件并不富裕。当时我爸就煮一盒饭,给我和我妈带着,冬天的时候到那边饭都冷了,我们也不舍得买别的吃的,就着那一盒冷饭就这么吃了。

寒暑假的时候,我每天要练八个小时钢琴,即使平时上学,每天也要弹上两个小时。家里那时还没有装空调,夏天的时候八个小时坐下来,屁股都是黏在椅子上的。

我小时候也一直在练主持,练讲故事,十岁的时候就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节目了。那个时候我所有的演讲稿,所有的故事,都是我妈帮我写的。印象很深的是参加省里讲故事比赛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因为上学比较早,我比同年级的孩子都要小。比赛前天气很热,我想吃冰棒,我妈不同意怕把嗓子凉坏,我就开始闹脾气。结果我妈就把我暴打了一顿,打得我整个手青筋都出来了。那次比赛我拿了金奖。后来我妈说,她在台上看到我把手举起来拿奖杯的时候,她心里很难过。她说作为一个老师,她很难。不能教不好我,如果教不好我怎么再去教人家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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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妈就是想把我精心规划成一个温顺的大家闺秀,如果我的个性再听话一些,那么也许她的愿望就达成了,我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叛逆。然而我性格中要强的成分比较多,反而有的时候我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我妈在当地算是个比较有名的老师,所以到高中的时候,我哪怕放学买一个炸串吃,都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妈说你女儿什么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会半夜跑出来和同学一起去玩,其实也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渴望自由。这也导致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坚持经济独立。

我很喜欢我妈,也很孝顺她,但是我不太会受到约束,喜欢做一些可能有风险的事情,比较想往前闯。这也是我妈没有料到的。她以为她把我按照那个路子培养出来以后,会去考公务员或者当老师,但是没想到,她按这个路数培养出来的小孩会变得这么要强。

别人比吃比穿,但我比的是勤奋

初高中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去做主持人。高考前,我妈让我去参加艺考。她说两条腿走路,艺考能考上的话心里更有底。可能她总觉得我还是应该做艺术这个行业的,老师看人都会看得比较清楚。

于我个人来说,参加艺考也是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压抑,小孩儿也没有特别多想法,就觉得自己之前在省里还算有一点点名气,初高中因为努力学习比较少做主持,所以也希望借艺考证明自己还可以做这个事情。

艺考时我拿到了全国各大艺术类院校主持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唯有上戏临时报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结果名次反而比较高。我记得我老妈在我高考艺考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其实你在学主持人的女孩里真不算特别漂亮的,但是你还有那么点小才华,要不就去学导演吧。于是我就这么去了上戏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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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上戏

我妈那句话其实对我影响挺大的。她说话很直接,结果导致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自卑。我原来有点胖墩墩,在上戏那种地方甚至都不敢去澡堂洗澡。别的女孩都是那种插在花瓶里的娇嫩的鲜花,而我感觉自己就像路边那种粗糙的塑料花,有段时间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相貌拼不过别人,要拼什么呢?可能也因为小时候严格的训练,加上从小就走南走北的,我在外地也不那么怕生。虽然生长在全国最小的地级市——安徽铜陵,但我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女生。我也一直没把自己当鲜花,要强的性格让我在大学的时候变得超级拼。

当时老师布置任务,说每周都要完成一个小品作业,我基本上就拿着个枕头,睡在教室里面,一遍遍地和同学去磨,直到做好为止。可能别的人比吃比穿,但我比的是勤奋,只要有老师让我去帮忙,让我去拍摄,我总是随叫随到。

当时为了省钱做创作,我以三毛钱洗个澡的速度刷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记录。虽然那时我家条件好了,但是我真的不愿意问父母伸手要钱,就是觉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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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芝加哥电影节

大学期间被美国方面邀请去进修编剧,做了芝加哥电影节青年组评委,大学的时候拿了些成绩,加上性格比较咧,也招致不少人的敌意,一个女孩子那么冲总不是可爱的事情。有时候在宿舍里捡到过小纸条,上面写我脑子有病。有些同学会觉得我太想要一些东西,太努力往上走了,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懂,我迈出了一步就不可能再退回去。彼时还想要解释一些什么,但后来也想明白,做人难以两全,一切随缘反而轻松。

枪响没有回头箭

我很欣赏两句话,枪响没有回头箭,还有一句就是做人要相信。

大学做毕业作品,全班同学里老师就挑了我一个女娃去内蒙古完成拍摄。我拿着8000块父母赞助,忽悠了一个摄像去了内蒙,路费都是他自己掏的钱。到了那边寻找剧本,结果写剧本的大人们都先开口要钱。于是我火了,自己写了本子自己拍。

那段经历对我的人生很重要。为了一个镜头,我带着二十几号蒙古汉子爬5000海拔的山,在阿拉善的沙漠里过敏中毒,找不到医生,就自己给自己扎针。后来一个当地的线人觉得太累不想干了,我就每天去他家给他洗袜子擦地,最终才把他说服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查出胃癌晚期,进了手术室。他想让我回去,但是当时如果回去了,我就是对整个团队不负责任,所以我还是留在了内蒙古。没能陪在爸爸旁边,真的很对不起他。那种心理和生理双重压迫让我很快懂得“强大”两个字的含义。

 

在内蒙古海拔5000米的山上

从内蒙回来之后做影展,我开始在圈内有了小小的人脉关系,接着就考上戏上影视导演研究生,又去瑞典短期交流进修了制片人专业。当时我一边读书,一边在《Elle 世界时装之苑》兼职,负责ELLE TV。虽是兼职,但那时我拿的工资并不低,甚至高于一些本科毕业生的薪水:每月6000。为了省点钱不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也好像心中对拍片这事还有执念,那时,只舍得花600在东川路租了房子,每天坐一个半小时单程地铁上班。两年下来被子全霉了。在《elle》工作了两年后,觉得挺无聊的,一周去两次很快就可以把工作做完,于是辞职拿着全部积蓄又拍了个小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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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家里人老觉得我在玩,不知道我东跑西跑在干嘛。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平台释放自己,当时又处于比较激进的状态,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正好我一个朋友的节目制作公司在和重庆卫视谈合作,但节目方案迟迟没有讨论出来。我用了一晚上时间,帮他们策划了一个全新的节目方案。

之后这个节目方案顺利卖给了重庆卫视,我也以制作人的身份帮助重庆卫视做这档“红色卫视”改版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益智类综艺节目。那段时间工作很踏实也很辛苦,每天凌晨五点睡,八点起,但自我膨胀也很厉害,有点飘飘然。

后来,我和合伙人意见分歧,就离开重庆回到上海。我当时觉得没他我也能开公司,于是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只不过这次的选择比较冷静,回来后我考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专门做话剧和影视的批款立项申报,希望能够安安静静沉淀下来,看些本子,不要再吃老本。一年的时间,我踏踏实实学会了excel,ppt之类原来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技能,甚至学会修打印机。面对一些追求稳定的同事,往事从未跟他们说过。他们不知道我曾在大演播厅里指挥一个团队,只知道我是一个扛着小DV可以拍会议记录的小姑娘。内心有过太多不服,但那段日子让我学会了打碎自己再重建。

好在领导对我比较赏识,和他还真是学了很多我本身小宇宙之外的东西。辞职的前一天领导还让我拿了优秀员工。第二天开口时我挺内疚的,说了个很善意的谎言:要和我先生一起去美国念书。当时老领导给我办了欢送宴,送了我很多东西。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挺对不起他的,但可能我只有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了,有一天才能跟他去汇报吧。

写邮件挤会场出无数个方案,我拿下了领英的案子

在政府工作时,我已经注册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取名魔帧传媒。当时两头都要顾,白天做单位里事务性的工作,晚上准备公司的事,睡眠很少。

辞职后挺可怜的,为了节省开支,和合伙人俩人每月花两千块钱在安亭路租了一个很小很破的老房子,上下住的都是阿姨,每天上班上楼梯都要穿过水果、内裤什么的,洗手间也是公用的。

最初合伙人是一个我长期合作的摄影师,我们是相互很信任的伙伴。后来我又迎来我的第三个合伙人,他是第二届“我型我秀”的全国前十强,叫王壮,他在音乐和策划方面很有才华,现在我们公司就是三个人这样的关系。

当时我还拉了我一个老乡,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好姐妹,我跟她说你辞职吧,但我真的没有钱,一个月给你一千五。她原来工资不错,还包吃包住,结果现在她辞职以后房子也没有了,吃也没有了,就一千五的工资跟着我干。去年冬天那种彻骨的冷至今还记得,每天办公室就只有我们这几个,大眼瞪小眼,没有活,我只能安慰自己先把准备工作做好。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四个月,才慢慢好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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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里消失了一年,之前的人脉丢失了一大半。一开始手上没有可执行的客户,我就看《第一财经周刊》,看上面一些公司的资料,一个一个去找他们、给他们写邮件,告诉他们我们可以用视频手段帮他们做推广,在邮件中,我会用一些技巧让他们注意到我的邮件并回复我。

虽然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可以跟很多大导演、知名教授接触,但我心里清楚,当你跳出这个平台之后,那些资源就不是你的了。反而这些我一个一个去打电话、一个一个去跑得到的,才是真正帮助我的资源和人脉。靠着这种方法,我才积累了像领英、好奇心日报、Funplus (亚洲第一大游戏公司)这些品牌。

领英就是我这样得到的一个合作伙伴。领英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他们。火速写了一封信给领英中国区总裁沈博阳,没有想到他回复了我,把我的邮件转给了他的一个副手。他的副手就安排我在一个活动上跟他见一面。当时我就真的挤进去了,想和他说两句话。结果等了一晚上也真的只说了你好,再见两句。好在彼此留了联系方式。接下去就是漫长的沟通。

直到结婚前一周,我厚着脸皮自掏腰包飞到北京,拉住负责人在烤串店里聊方案。一年下来,前前后后出了也有十几稿方案了。领英这个案子拖得特别长,导致我团队很多人都说,不要跟他们耗啦,耗不起啊,但是我坚持要做,我觉得这是有一定意义的。我认为,领英这个品牌本身对于市场就很重要,我很看重和这个品牌共同成长。好在后来我们终于PK掉了奥美、阳狮这些大机构,成为了他们的最终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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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领英这个片子,我们公司又吸引了一批互联网公司来合作。这也证明了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领英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很多广告公司注意到他们,但他们本身就是互联网品牌的一个标杆。这个时候只有相信自己和野蛮生长才能获得存活的王牌。

去南极拍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懒惰了

今年年初,我去了南极拍摄一档真人秀节目。当时是一个同学找到我,希望我能一起去,因为去南极特别贵,他希望找一个能导能拍摄能写东西又能吃苦的人,于是找到我们,开始做这个合作。

国内能到南极拍摄真人秀节目的团队,我们算第一个,其实全中国也就4000人登过南极大陆。能4个人拍完一个20几人的真人秀节目,全国估计也只有我们一个。

所谓“无知者无畏”,如果长江沉船事件发生在我们去南极之前,我就绝对不去南极,因为南极的浪要比长江的浪大得多。登陆南极必经的德雷克海峡是全世界浪最大的地方,全世界河流的能量聚集在一起才与它的能量相当。

在那么危险的环境里,每个人的晕船反应都非常严重,在船上都站不稳。我们吃饭的时候,杯子会自己掉落在地上,晚上睡觉会听到噼里啪啦东西都往下掉,整个人被抛到半空中再落下来。在船上的时间很久,食物也不是特别合胃口。船舱外的世界永远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海,单调的环境让心理承受能力变得特别差,只觉得特别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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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就是晕,吐,晕,吐,工作成了一种累赘。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懒惰了,真的不想工作,就想躺着什么都不干,想回家,想吃火锅,想吃馄饨。

到了登陆南极的时候,眼前是纯净蓝白相间的冰山和海天,四周非常安静,静谧到只剩下邮轮轻微的引擎声,还有船划过水面的声音,呼吸都像是停止一般。我大脑里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只能拼命地提醒自己,此刻在世界的最南端,在极地。

克服过迷茫和恐惧,我开始拍摄、拍摄、不停歇地拍摄。我手上拿了一台摄影机,头上别了一台摄影机,身上还背了一台录音设备、对讲机。本来去南极的衣服就很沉,还要克服跨越德雷克海峡晕船、失眠带来的痛苦,但工作必须做好,那段日子,简直像做梦一样。

持续打鸡血,做个“折腾学家”

我最近也在思考我的定位问题。很多朋友跟我说,你定位要准确,到底是女导演、女创业者,还是女作家,这样才能做好个人的宣传。我做事情比较杂,开公司,创作,做导演,拉大提琴,弹钢琴,画画,还有旅游,写书。我非常喜欢旅游,每一个月一定要跑一次很远的地方,和旅游卫视也合作出过几本书。但是冷静下来想想,我确实并不符合市场上对于一个人价值的定位。

最近看到一个订阅号上出现了一个词,叫“生活学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我更希望有一天会有一个词,叫做“折腾学家”或者“做事学家”。

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很想把它做好。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能量,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处于打鸡血all the time的状态,特别想什么都尝试一遍。

我的状态可能会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还要小,很像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女生。虽然有的时候给我带来苦恼,比如谈客户的时候人家不太信任你,但是我自我感觉还挺好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还抱有一种好奇心吧。哪怕是同样的事情我再去看,我还总是能找到很多乐趣。我就是挺逗逼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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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们这一行,工作真的很苦很苦,我拍片的时候就跟农民一样。但至少我们接触的东西是美的,不像医生这种职业,总是看到生老病死,如果那样我心里压力可能会很大。我们镜头捕捉的,都是像诗一样的东西。我的心理年龄很年轻,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年轻。团队都很欢乐,没什么好装逼的,这样真的挺好的。

至于未来的计划,可能还是继续探索这个世界。我觉得我这二十几年活的应该比好多人都要值当很多。我就是想去看这个世界,人的生命真的很短暂,希望自己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去体验这个世界无限的美好。

公司已经搬家了,还是老洋房,只不过我们有了自己的花园,也有了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我们的墙上唯一一幅字就是“忠孝仁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靠谱一点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放在心里的一杆标尺。

上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在贴片广告里看到自己给领英拍的片子,真的挺有感触的,这一路走过来的酸甜苦辣都涌上来了。也许大银幕真的特别有吸引力,可能有一天我也会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或者是去拍部电影吧,但是这个不急,我自己的阅历还不够。很多人都说想拍大电影,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人人都去拍大电影了,谁来把手上这些细小的活做得更出色呢?我更愿意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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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女孩子,有时候会更容易和内心的自己打架,还打得是群架。总有很多声音让你觉得无助和不被理解,在此也与大家分享一段话: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件事。因为我很贪心,我既要嫁得好,又要干得好。‘嫁得好’是我渴望美满的婚姻生活和一个相爱的人,来共同享受生活;‘干得好’是我需要通过工作和奋斗,来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赢得小小的成就感。

我在工作中领教着自己的无能、短板和脆弱,它第一时间反馈出我的浅薄、贫乏和刁蛮;工作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知道自己哪里有斑点,哪里有赘肉;它会一次次践踏我自以为是的自尊心,解构我深以为然的旧世界。

但这一切都是现实,你对付不了生活的丑,就消受不了生活的美。

我承认有时工作让我变丑了,变得不优雅了,不能轻声细语、淡定盎然地维持美好姿态了,我还因为它变得思虑过度,夜不能寐,甚至负能量爆棚,伤害到身边最亲的人。

但我依然要义无反顾地去工作,再难也不能停下追求的脚步,因为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清楚:在一次次的败下阵来之后,重新站起的是一个更有力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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