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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唯一的一次旅行 | 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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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新推荐:

陈思呈是我的同乡师姐。很少有人能把我们成长的那座粤东小城里的人和事写得那么饱满。这篇回忆妈妈的文章,读来令人动容。

 

文 | 陈思呈

 

(一)

 

1981年的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五岁的我在那个冬天拥有一件新毛衣。这是一件属于春节的设备。那个年代,很多小孩都只有新年才有新衣。从它买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盼望时光加速,春节早点到来。

有必要描述一下这件重要的毛衣。它粉红色,符合一个五岁小姑娘最正常和欠缺想象力的审美。它开襟,两边各用当时流行的针法编出一道麻花纽。与平时常见的童装毛衣略为不同的是,它有个外翻的方形领子,可以使这件毛衣的主人拥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庄重感。

毛衣是妈妈买的,有好几个晚上,妈妈打开衣柜拿别的衣服时,我央求妈妈把这毛衣也拿下来看一看。它柔软地停在我手上,像一朵粉红色的云朵,把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温馨起来,都变成一种淡淡的粉红色。我看了看又摸了摸,满心欢喜地把它放回原处。

大年初一那个早晨,我穿着新毛衣在家里巡演了一圈,由于想象中赋予自己的光彩,难免有几分轻骨头。我在台阶上跳上跳去,在天井里蹿来蹿去,终于,早餐还没有开始,已经弄脏了手。然后又去开水笼头洗手,然后,最后,就不可避地把新衣服的袖口打湿了一截。

是冬天,打湿了的毛衣穿着无疑非常难受,手腕一截又湿又冷。这一天还没开始,我还没来得及走出家门,让这件又新潮又高档的毛衣为我赢回些羡慕的眼光,难道就要把它褪下来?我小时候很没眼色,完全不知道当时大人在忙什么,也不管大年初一最忌哭闹。我被自己这件小事打垮,哭哭啼啼地纠缠着我爸,一定要他帮我把衣服袖子变干。

我爸正忙得一头烟,大年初一的上午,在我们老家,除了要煮一种极为复杂的早餐之外,还要祭拜各路祖先神灵,同时还要准备招呼前来拜年的亲戚客人。说不定除上面所说的这些,他还有别的烦恼事。总之,在这个最不应该哭闹的早上,我大哭大闹,在这个最不应该打小孩的早上,我爸痛打了我一顿。

那件毛衣在回忆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不再记得它的命运。只记得我妈和我爸大吵一架。一直以来,我妈维护起孩子来有一种母兽般的凶悍,那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我而跟我爸吵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场架格外猛烈。

 

(二)

 

在这个本该歌舞升平的大年初一上午,我爸妈的战争迅速升级,妈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我出了门。

我们先是去了外婆家。我呆头呆脑地坐在外婆的床上吃东西,完全不知道我妈和我外婆在谈什么。没等我手里的东西吃完,我妈和我外婆也吵起来了。她们一边吵,妈妈一边把刚刚摊开的行李又收拾了起来。然后,她又一手拉着我,气呼呼地走出了外婆家。

即使我当时那么蠢傻,也能明白我们的处境:我妈没处去了。她能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外婆家。那个年代不兴投奔闺蜜,再说即使有闺蜜,大过年的,我妈又还拖着一个五岁的我,去谁家显然都不合适。

我妈带我徘徊了一会儿。最后,她带着我来到一个招待所前面。我们办下了入住手续。

那个白天怎么过的我完全空白,理论上,作为新年的第一天,那天街上应该很热闹,鞭炮声此起彼伏,街上充满了暖色调。人们来来往往,嘴里说着吉利话。大喇叭响着,播放各种正能量的歌曲。整个世界应该是活色生香的,但我的回忆里,那个白天没有任何痕迹。

只记得晚上。很晚的时候,妈妈还拉着我走在街上,商铺都关门过年了,路上没什么摊子。走了很久,才看到前面有一处灯光融融,是一个水果摊。几个年轻人坐在灯光下,一边抽烟,一边打牌,一边说笑。

我说我想吃雪梨。

我妈满脸堆笑地走向水果摊,用她略带讨好的热情搭讪和问价。那几个年轻人吊儿郎当,不知是节日的原因,还是我们母女在这个节日之夜流落街头的情形,令他们格外起劲。其中的一个突然对我妈说了句什么,另外几个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以我当年的智商,自然不能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一句戏弄。我妈对他们的不友善很感错谔,她愣了一下,赶紧拉着我走了。

我知道她是落荒而逃。感觉到这些令我很难过。但我不懂得如何向我妈传达我心里的感受。不要说那个五岁的小孩,就是现在的我,都难以描述。我跟着我妈走在夜大街上,她把我背在背上。她因为买不成雪梨而惋惜,半是向我解释,半是安慰自己地说:“那几个人是神经病,我们也不稀罕买他们的东西。”

我伏在妈妈背上,闻得到她头发的香气,一种熟悉的、妈妈常用的洗发水的气味。后来,我就睡着了。

 

(三)

 

回忆在这里有点跳跃,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办法,总之后来,我和妈妈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两个人,吃起一大搪瓷缸的粿条。

粿条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小吃,类似于广州的河粉。我妈对食物似乎一直有很高的热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最重视的,是我的肚子,而当我回忆妈妈,也是记得很多与吃有关的事情。

在冬夜,那是一碗配置版本最高的粿条,它配置了肉丸、鱼丸、猪杂、香菜、油渣、蒜茸和芫荽,以及最为适当的温度,令这个本来颇感凄楚的夜晚,以及在这个搪瓷缸上热气腾腾上凑在一起的那两个脑袋,都增添了一份奇异的温暖。

 

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感到费解的一点是,事情是我惹出来的祸,但我记忆中妈妈为何对我没有一句责怪,甚至于,那几天的回忆尽是一种“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我们要相依为命”的温馨感。在平时,妈妈并不是什么深明儿童心理的人,情商也不高,脾气也不好。现如今我自然也无法考证她当时的心理了。

夜里,江边的招待所很安静。招待所的窗是一块小小的方型,路灯的光线就是从那一小块方形中漏下来,让这个万家团圆的夜晚显得特别宁静。

还听得到江上传来的轮船的低鸣,来自轮船的胸腔,十分悠长低远,这一切都在加重这个夜晚的宁静。

我已经忘记最后我们是如何回到家里的。事实上,我爸和我妈之间类似的吵架,后来也发生过。但是一年后,我妹就出世了,我妹的出现,使我妈在这个家庭中夯得更实,就像一块桩,在地里被扎得更深。

直到她去世后,有一次姨妈闲聊说起来,说某年过年,我爸和我妈吵架,我妈带我离家出走。我爷爷奶奶很生气于她在这个万众团圆的日子还有意破坏了团圆,但为表示高风亮节,他们在饭桌上还是摆上了一付我妈的碗筷。我们都很为我爷爷奶奶的想象力折服,一边听一边笑,这件事,终于被描述成了闹剧。

 

(四)

 

事实上,我怀念那个夜晚。我对那个夜晚感情复杂。也许我潜意识深处,是希望我妈与我,能把离家出走,持续下去:相依为命,尘埃落定。

现在,我才看清楚她的愿望,她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可以与我,以及我妹——而不是我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和我妹工作之后,她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给我们买房子,那一套更换了几遍的房子寄托了她的全部人生希望。

回想起来,她的一生确实没有过过什么好的日子。之前的生活不必再提,2006年,我儿子出生,妈妈把一生剩余的全部爱,都爆发出来,她如痴如狂地爱这个婴儿。那本来可以是幸福的几年,但是妈妈的焦虑同时也平方性地扩大。

妈妈身体不好,我婆婆年老,也无法帮我们带孩子,我们长期雇请保姆。在小宝的婴儿时期,妈妈最担心的的两件事是,一,保姆在喂给小宝的奶粉里掺杂了安眠药。二,保姆把小宝拐卖走。每一天,小宝睡着了,妈妈担心,小宝睡不着,妈妈也担心。小宝兴奋时,妈妈担心,小宝安静时,妈妈也担心。但凡保姆带着小宝走出妈妈的视线,哪怕只有几分钟,她都可能崩溃。

有时候,小宝不明原因地哭个不停,我满头大汗,无法止住他的哭声。如果我爸在场,他必责问我,你是他妈妈,你怎么能说没办法?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本来就是无能的人,真不应该贸然生孩子。

其实我希望妈妈不要与我住在一起,我希望她轻松,快乐,只有她轻松,我才能轻松。但是妈妈从我这里离开后,还是偷偷打电话给我的保姆,询问我们母子相关的一切生活细节。她牵肠挂肚,无法放心。

我无法处理我妈的焦虑,更无法处理她的焦虑带给我的焦虑。我和她一样,我们是任由着各自的无力感所蹂躏,并彼此担心互相怨怼的两个人。

很多年来,我经常做的一个恶梦是,梦见我和我妈吵架。因为一些很小的事,不管我怎么说,怒吼着说,哭泣着说,挣扎着说,自残地说,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就像雨水滴落于荷叶,荷叶丝毫不为之所湿。我为这种沟通的阻塞而绝望,而我妈当然也在发怒。我们在激烈的对峙中,也在对彼此的爱中,互相耗尽了能量。

后来,我阅读到相关的心理学资料,有很多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这不是爱,这是控制。或者说,这不是健康的爱。他们甚至鼓励我,要对这样的爱说不,要承认,我受到了伤害。

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但是,这些类似的表述也令我感到不适。我知道,这种伴随伤害的爱,互相折磨的爱,也许确实不能得到读者的好感。我也知道,按心理医生所说,令我痛苦的爱,是错的。爱应是快乐。但我正是在这痛苦中,看到了更深的激荡,我知道,这就是我在人世间,所能获得、所能付出,最深的感情。我知道它就是我所能体会的,人类的情感中最深的那个底部。

相比于这人类的胸腔里能产生的痛苦的深情,心理医生的说法,有一种照本宣科的隔岸观火。

也许,是我悟性不足,或是力量不够。总之,直到妈妈去世,她仍然无法摆脱焦虑对她以及对我的控制。

有一次我告诉妈妈,你再活几年就好了,我也许可以赚到很多钱。其实我是骗她的,哪有什么赚钱之说。成长原因,使我无法直接说出感情;我希望她能多活几年的原因仅仅是,我觉得,再给我几年时光,我会强大起来,我需要时间来与我以前所形成的心理痼疾作战。我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我能强大到可以自救并且救她。我希望能罩住她。

但你很快能读到,我没有来得及。

 

(五)

 

妈妈得了癌症之后,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到一个以山清水秀空气优良而闻名世界的村庄——巴马——去住一段时间。

我知道她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每当提及成行的可能性,妈妈就提到了现实上的不便利,比如说,要带的药很多,她晕车,而我们也不便请假,等等。于是这个愿望便一直被搁浅。其实妈妈拖着没有成行的原因,是因为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她一生都没有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为自己”的愿望。

直到妈妈病疴愈重,几乎连走路都非常艰难的时候,她反而强烈地提出,想到巴马去。

那个时候肯定来不及了。她已经病得连走路都喘,下楼都需要坐轮椅了。

我后来猜测,去空气清新的巴马,也许是我妈能想得出来的、求生的最后一招。可是,这太晚了。

其实她一生都想走到更远的地方去,但前些年,我们总觉得:总会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必然有一天……,到了那时候,再说。

那一场我妈在健康的时候应该进行的旅行,从没有实现过。前面我写过,我知道,唯有来自于脐带两端的母女二人,唯有这么一份充满了互相折磨、争吵的情感,是我能在人世上感知和付出的最深的感情。但是就算如此,我对她,竟然也只能这样,一点惰性,一点软弱,就能让我放弃。

人们常说,人类的爱都是向下的,没有人会爱自己的母亲像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不是人性中悲哀的真相?

妈妈化疗的时候为了增强免疫力而开了一些补药,她总是问那个医生,这样的药,她那个“血气不足”的女儿是否适用,令医生啼笑皆非。最后病重时,妹妹给她买了台吸氧机,那台吸氧机令她有了两夜良好的睡眠,第三天她见到我,竟然提出让我也戴着这台吸氧机去睡觉。

我上大学时,有次妈妈来学校看我,我和她住在学校的旅馆里,挤在一张床上睡。那晚我突患上急性肠胃炎,手脚冰凉,上吐下泻。我妈雷厉风行地冲出去,给我买回来一堆药,当她发现我手脚冰冷,便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双脚抱在她怀里。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有点不好意思,便缩了缩脚,她怒吼我一句,我就不敢动了。然后,我就那样被她抱着睡着了。我想到这件往事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我妈,即使她病得那么重,而我则只是肠胃炎。

 

(六)

 

是的,我没有带我妈去旅游过一次。

 

但她去了更远的地方,她离开地球了。

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失去了时间的维度,小时候的事和后来的事打成一片,不分先后,混淆界线,在脑海中陆陆续续地时浮时沉。

于是,我就想到了五岁那一年的那次出走。阴差阳差,那就是我妈这辈子与我一起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唯一的一次旅行。

我猜测,那个新年我妈妈是什么心情,她知不知道这么一次旅行,是一种隐喻?会在三十几年后,越发清晰地被我放大了它的细节?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

那个很小很小的招待所,必定早已不知所终。在它有限的几个客房里,大概很少接待过离家出走的少妇,还带着一个懵懵懂懂的幼儿。她们在这座邮票大的城市里流浪了几个小时,然后她们把这场流浪偷偷修改了性质,变成一种犒赏。

我记得江边的夜晚是多么安静。风从走廊吹过,带来了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那么低回,辽远,像一声呜咽。天地间充满了巨大的宁静,我心里被不明所以的情感所鼓涨,仿佛轻轻一挤,就汁液淋漓。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彻底的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的意思是,其中的一个人死后,另一个人,也有一部分是死的。

在目睹、想象了我妈的苦痛之后,我曾经不确定,我的独活,是否可以理直气壮,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在那么多的缺失、负疚、误会之后,我是否还有幸福的资格。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能与妈妈单独地相处一下。多么想和她,真正地到远方去一次。远离争吵,远离我们命运里的人际纷扰,以及俗规中的热闹。也许,在一种被世界抛弃的冷清中,我,便可以拿出我的心来向她描述,而她也不再像荷叶对待水珠那样,不,我们会像一盆水接纳另一盆水那样,我们能互相照见。

我现在常想象,我死了之后,是不是可以重新找到她,重新在一起。甚至我会想象到那个情景,她的样子和健康时一样,在天上居住的地方,看到我风尘仆仆地来了。

妈妈!我这么大叫。

她看到我,脸上那种惊喜、但又好像觉得我很傻那样的表情,我都可以想象。

人不可能再死一次,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担心分离了。我对这场相逢有一定的信心,原因也在于人死了之后,就不可能再死一次。死去的人赢得了无穷。

时间终于失去了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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