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ra Lee: 人生很短,做自己喜欢的事

17,381 views

Sandra Lee,中文名字李凯雯,在香港出生,十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一年半前来到中国,最近加入JA中国(编者按:JA, J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是全世界最大、发展最快的非营利教育组织),负责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工作。

三十岁的Sandra,虽然迄今为止大部分的人生都在中国以外度过,但她面临着所有中国三明治们的共同问题:如何发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追寻心灵的方向。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她,也许比大多在中国本土长大的“三明治”们稍微幸运一些,社会舆论导向的压力并没有那么沉重得压在她身上。这使得她能够在商学院学习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人类学是她更感兴趣的学科;在同学们和两个姐姐成为律师、医生、建筑师或者商界精英的时候,她能够有权利say no,转而从事环境保护;她的父母虽然担心女儿没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没有赚大钱,买好房好车,但始终没有对她一直从事NGO工作的举动强加阻止。

虽然有这么多的幸运,Sandra也难以避免得有过挫败和怀疑自己的时候,她和朋友共同创办的,致力于“将多元文化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环境教育组织迄今并不成功,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能够真正接受这个现实。

Sandra本人觉得自己在传统意味上说是失败的,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但她与中国主流宣传导向不相似的人生历程,反而成了她有趣的地方。作为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希望Sandra能够通过JA的平台为年轻人带来不同的声音。因为,“升学,择业,出人头地”的功利教育,并不能取代年轻人的素质教育,也并不能让年轻人真正发现自我,认识社会。

Sandra瘦小,肤色黝黑,感情丰富。她年少时剃过光头,在餐馆端过盘子,曾经想开一家让客人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的发型屋,她喜欢原始的东西,看《海洋》看到泪流满面,她说,“下辈子我想做条鲸鱼。” 

Q: 十年前的今天你在干什么?

A: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我读两个专业,市场营销和人类学。我很喜欢人类学,这段学业上的经历给了我另一个看世界的角度,跟纯商业的市场营销学完全不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一直从事NGO行业的原因之一。

那年的暑假我还去了圭亚那(编者按:Guyana,位于南美洲东北部)做了十个礼拜的志愿者。是Youth Challenge International这个组织的一个针对年轻人的项目。我和其它九个队员被派过去帮助当地人修桥修路,还上课去教授卫生知识,例如怎样防治艾滋病。

Q: 这段圭亚那的志愿者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收获?

A: 对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那是我第一次距离大自然那么近。我们居住的小村庄,没有街灯,没有公路,没有钢筋混凝土,没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只有雨林,昆虫,青蛙,沙地。到了晚上,尤其是满月的晚上,整个村落被月光照亮…那种感觉非常奇妙,难以言喻。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也会怀疑这种志愿者项目的意义。我们这群年轻人去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小村落,几个礼拜后就离开了,当地人的生活在这几个礼拜内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我们走了以后,他们的生活又一切恢复原状。我们到底是在打扰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呢?对于当地人来说,我们的出现是不公平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个当地人生病了,他们没有选择去村子里的诊所,而是来问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觉得我们来自大城市,就必然代表着更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是我们那时候才二十岁,又不是学医的,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呢,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让一群比我们大很多,生活经验也丰富很多的长者舍弃自己的传统医疗方法?而我们又如何能够用我们浅显的现代医疗经验帮助他们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类志愿者项目带着更多的形式主义,和“现代文化的殖民色彩”。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参加过类似的项目。而且我现在参加NGO的时候,都会很小心,要看清它的使命,它具体做什么事,会去仔细研究它的报告。

Q: 十年前的你,有想过现在的你是这个样子吗?

A: 完全没有。中学的时候我会说:“I want to be someone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imagine.(我想做一个我现在完全想象不到的人)。我不想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想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所有职业来来去去无非是医生,律师,或者是商业中的精英人士。但是这些职业都是我完全没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幻想着要做一个超出我认知以外的不同的职业。

Q: 据我所知你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NGO工作,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在企业里工作呢?

A: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企业里工作。我在商学院里读书,看到我周围的那些同学,他们的性格是怎样的,我就大体上猜到未来在企业里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完全不想去适应。

就好像前面我说到过的,人类学打开了我的另一扇门。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修人类学的时候,读了一门课,叫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编者按:环境人类学),是结合了环保和人类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这一门课里,我们研究了原著民文化,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环境的。原著民非常讲求精神层面的沟通,他们没有“成功”和“事业”的概念,他们对于生活,时间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生老病死都是很自然的事。跟原著民交流,让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很重要,不仅包括生活在其中的动物,植物,也包括人类文化。如果我能够去保护环境,那么我也能够保护这群人和这群人的文化。

Q: NGO有很多方向,你最有兴趣的是环保,为什么?

A: 我觉得环境保护是和政治关联性最少的,起码是在加拿大。其它方向,比如说贫穷,就跟政府,战争,毒品等很多政治因素相关,我觉得这些因素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而环境保护,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举手之劳,做一点贡献。而且我觉得环境保护受益对象更广阔,不仅是人,还包括动物,植物,整个大自然。

Q: 你在Eco-Quartier(编者按:一个加拿大区域性环保组织)工作过一年半,你喜欢这段经历吗?

A: 开始的时候不喜欢。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于“成功”的定义是,I want people to know who I am. I want people to recognize my contribution.(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是谁,希望大家能认可我做的贡献)。我刚开始在Eco-Quartier工作的时候,我负责唐人街的垃圾分类。我需要每天去敲别人的门,“你们做垃圾分类吧”。但很多人不会有任何反馈,还有人骂我,我会觉得很委屈。

不过后来慢慢看到大家确实开始按照我说的做了,在整个唐人街,我影响到了大概50家商户,就会有满足感。

Q: 离开Eco-Quartier 后,你创办了自己的环境组织,能多说说吗?

A: 不同人看环境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我发现很多环境组织,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组织,会从“气候变化”和“消费者权益”切入,激进得要求大家配合他们去做一些事情。但这一点让我觉得太过强硬。

我自己是读人类学的,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环保其实也需要一个“文化切入点”。我举个例子,我有个哥伦比亚朋友,他很长时间不愿意说起环境问题,因为在他的国家,环境是被黑手党所控制的,是他们让农民离开土地种鸦片,如果不服从,那你就只能等着人间蒸发;再比如说我在加拿大碰到的中国人,当谈及环保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为什么政府不做一些事?” 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下的“公民意识”,程度是不同的,他们接受环保概念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更何况现在很多国家也已经呈现出了多元文化的现状。这样的前提下,没有一个单一的环保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

所以,我跟几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朋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环境组织,我们强调“搭建环境组织和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在不同文化下寻找最有效的环境教育方案。”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环保教育,而不是环境保护本身。因为你看,做环境保护的NGO已经够多了,我们没必要再做重复的事。

Q: 你觉得你自己创办环境组织这一尝试算是成功吗?

A: 不算很成功。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非常好的,这方面(编者按:环保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需求也是很大的。但从主观来说,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当时才二十几岁,资源和经验都很不足,而且还有些过于理想化。这些年我们也在成长,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回过头来继续以前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Q: 你为什么会来中国,又为什么会加入JA呢?

A: 我来中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我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所以相对来说我并不是很介意这份工作的地点,只要它是个好的机会。我对“好工作”的定义不是它能给我多少财富,或者给我怎样的社会地位,而是它能让我发挥自己的长处,体现自己对社会的价值,还有就是,我要喜欢它。Life is short, you’d better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人的一生很短,所以最好用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自己的优势以及热情所在,我发现我喜欢做的工作会是这样一个组合:首先,我希望未来成为一个NGO行业中的facilitator(编者按:引导师。这个角色类似活动中的组织者、主持人,培训课程中起到引导作用的讲师,以及通过协调和引导,集合组织和机构中人的智慧,解决组织和机构面临的问题的人。)所以,我的工作需要帮我锻炼facilitator的能力;第二,需要是NGO,而不是企业;第三,需要与环保、教育有关。而JA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平台。(编者按:JA有四个教育方向,其中有一个就是可持续发展)我现在JA的工作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开发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还有一部分是支持大学项目的执行和项目内容的开发。

Q: 你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说,你见到的中国学生和国外的学生在成长道路和价值观方面有什么区别?你有些什么样的成长心得想分享给JA的学生?

A: 中国学生很单纯,很团结,但相对缺乏独立思考。

相比之下,国外(尤其北美)的学生能享受更大的自由度,他们不像国内学生一样很早就有文理之分,学校更注意全方位综合素质的教育培养。他们有更多的平台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爱好,比如说各类学生社团、校报、志愿者组织、社区服务机构等等。另外,国外的父母不会像国内的父母一样包办子女的全部花销,所以很多国外的学生不会伸手跟父母要钱,而是很早就开始做兼职工作或者办理学生贷款,用于赚取零用钱或者负担学费。这些在社会中的实战经验,都可以帮助学生们变得更加独立、成熟,具有自主性。

另一方面,其实国外的学生压力也很大,他们要面临种族歧视、同辈压力、毒品、未婚先孕、单亲家庭等诸多社会问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得在身边有一个可靠的长辈来帮助他们应对,他们的心灵也会很脆弱。所以他们变得很偏激的可能性也比中国学生大。

我这些年不算一帆风顺的成长过程中,始终相信两件事:第一,我觉得思考和创造性来自于对世界万物的好奇心。当你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当你愿意去问“为什么”,而不是一味得不假思索得接受,你便能够从一件事物的不同角度去审度,你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第二,愿意冒险,勇敢得走出你的comfort zone,走出自己的安乐窝,你会发现不同面貌的自己。另外,如果你发现自己跟别人的想法不同,也没有关系。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他们跟你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能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你,鼓励你。人生的道路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任何一个别人的。

Q: 你感觉中国的NGO和国外的NGO在运作方式上有什么差别?

A: 我觉得国内的NGO相互之间的合作要比在国外少,可能和资金来源的割裂有关。

还有,在加拿大,NGO会跟政府紧密合作,因为政府知道NGO存在的价值,知道NGO和政府之间是互补的作用,NGO做的一些事可能是政府无暇去做的,而且NGO去做这些事所消耗的成本要比政府低很多。但是,在中国,NGO仍需要去努力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中国政府还不是非常清楚NGO的作用,大家还都处在小心的相互揣测过程中。

Q: 你一直从事NGO工作,你的家人支持吗?

A: 我换工作换得很频繁,很多时候都是在做兼职的工作,NGO本身也不是特别稳定;我创办自己的NGO,我的家人一度以为我是在玩;我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做了半年就辞职了…有这些周折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但我的家人会不可避免得为我担心。不过他们主要担心的也只是我的经济状况,钱够不够用,不会真的去约束我做自己想做的事。一方面是小时候我父母工作很忙,没有很多空管我;还有一方面,他们还是挺开明的,他们询问了朋友,发现对孩子约束越多,反抗也会越多。

Q: 你觉得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A: 满意。一方面是我觉得找到了JA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精神上的解决方案。我以前觉得成功就是被众人认可,成功就是我要改变世界,所以我给了自己很大压力。但是现在我发现哪怕只是改变我自己,我也能间接得,正面得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现在比以前淡定多了。我现在做NGO,不是为了所谓“成功”,而是觉得我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体现自己价值的途径。

Q: 这些年你最挫败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A: 我的NGO没有成功,这让我对自己很失望,觉得自己很失败。我不停得在想为什么它会失败,是我的错吗,如果我能做得更好,它还会失败吗?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也不太会跟大家说我曾经创立过NGO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努力得寻求精神方面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我内心能够平静下来。我记得听过乔布斯的一段演讲:他建议大家去发现自己的精神信念或者宗教信仰,因为人生总有起伏,只有信念能够帮你度过人生的难关。我很惊奇得发现,一个科技领域的伟人,竟然说起精神信念和宗教信仰,可见精神层面的追求真的很重要。那个时候正是我最困惑的时候,乔布斯的演讲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创业者,但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的优势在成为一个facilitator(引导师)。比如说,我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如果作为创业者,我的执行力是不够的。这一点也算是重新发现自己吧。起码现在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做不好,我还欠缺哪些技能。

Q: 你会被认为是小众吗?

A: 没有。因为在国外,人都是一小群一小群的。我读市场营销的同学,读人类学的同学,做侍者的同事,还有工作以后的同事,这些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同学聚会让我觉得无聊,我以后就不去了…反正我就跟价值观相同的朋友在一起。 见了很多不同类的人,我越来越相信人这一辈子有很多种活法,没办法强求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我只要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活法,就好了。

Q: 有考虑过十年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吗?

A: 没有。最近的计划只是到三到五年以后。我希望在三到五年内能成为一个认证合格的facilitator(引导师),所以我会需要再读一些课程,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还有,希望10年内,我的工作范畴内能融入更多的“多元文化”因素。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
  

最被点赞文章

6 thoughts on “Sandra Lee: 人生很短,做自己喜欢的事

  1. 缇奥

    NGO现在似乎成了很多商界打拼多年的人们回归时选择的一个归属地了,在经历了尔虞我诈酒醉金迷的浮躁后,寻找内心平和的栖身之处。想想,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回复]

     
    Reply
  2. emilie

    我也是一名商学院的学生,曾经我选择它是因为我想赚很多钱可以去周游世界,可是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专业课上没有激情,学习成绩也不差。我对心理学、历史和社会学比较感兴趣。现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工作。职业经理人不是我的追求。现在,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学无所用,而需要的我又没有。很羡慕这样的人。

    [回复]

    Sandra Lee 回复:

    很多时候你读的专业跟你出来的工作是不一样. 这个很正常. 我没有读过环保的,所以开始时想在这个方面发展时,也觉得很痛苦. 唯一的方法是做义工, 慢慢打入这个圈子内. 所以不要放弃.. 去更具体了解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的那一方吸引你. 看看有那一些行业能能用到这一类的知识. 职业有很多很多类别的,看广一点,一定找到你的天地的.加油!

    [回复]

     
    Reply
  3. Janelisa

    很感动。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把句子后面补充完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自己的优势以及热情所在,我发现我喜欢做的工作会是这样一个组合:”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创业者,但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的优势在成为一个:”

    [回复]

     
    Reply
  4. MarkLam

    今天很高興可以認識您…^_^

    細心拜讀上面文章與答問,實在讓人有些感動,真誠純真而率性而為,在我到Canada讀大學至我到中國工作時,我爸有這麼一句: “不要忘記自我,要有平常心,每天睡前回想一天所做過哪些事,早上起床要想一下今天要做的事,人就不會迷失在茫茫人海與這個花花世界中”,我自覺在父親母親給我絕對的選擇自由的同時,他們也是絕對的信任我,希望我的一生所做的也不會讓他們失望。

    您在上面所提起的種種問題,例如人與大自然如何取得平衡,或許我這個在商界中打滾了十多年,即經歷了爾虞我詐紙醉金迷後仍然可以當個科學家的怪人可以幫您更深入地研究與探討這些問題。

    其實商界中也有人不唯是圖而兼顧社會發展與教育的…^_^
    在中國自古流傳有這麼個說法;「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
    在今天這個社會中一心只為別人做好事的也是需要一點自我保護能力的…^_^

    [回复]

     
    Reply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