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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洁:在上海租了个没有网络的小房子专门写作 | 三明治写作者访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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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依蔓

2014年9月,新闻客户端界面网站上线,郭玉洁是界面非虚构项目“正午”的第2位员工。这已不是她第一次参与一家机构的初创。

2001年,前《南方日报》副主编朱德付北上创办的《京华时报》;2005年,原《经济观察报》团队的于威、许知远创办《生活》杂志;此后还有《Lens》杂志、《单向街》(《单读》前身)等,这些媒体的出现在当时意味着新的尝试和创变,郭玉洁身处其中,不自觉地见证着从2001年到2011年十年间的媒体变化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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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事新闻,并不是郭玉洁第一选择。在北大中文系的宿舍床上,她曾在脸盆咣当声和拖鞋摩擦声交织中斟酌诗句,有点走火入魔,却又觉得自己没天分所以放弃了“作家梦”,反正进校第一堂课上系主任就坦言,“北大中文系从来不培养作家”。

2000年毕业后,郭玉洁进入了一家可以拿到北京户口的建筑公司。一年后恰好《京华时报》在招人,郭玉洁和大部分应届生一起入职了这家刚刚起步的报纸。新员工培训会上,主编朱德付说“新闻是易碎品”,身旁的新闻科班生表现出听腻了的厌倦,对新闻几乎没有概念的郭玉洁却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但很快郭玉洁便在“易碎品”中产生了更大的困惑,选择机动新闻方向,最常做的事是接听市民热线,来电反映的不是地板质量问题就是天花板质量问题;听编辑的话跑到大街上“找新闻”,结果一无所获。郭玉洁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于是再次跳槽,加入胡舒立任主编的《财经》杂志。“也许是北大的招牌有点用吧。”她笑称。

在《财经》杂志,郭玉洁从写产业报道到写文化报道,从记者到编辑,一晃就是4年。之后,她又加入《生活》杂志,时任主编是现在的单向空间CEO于威。四年后,她又再度离开,到以文字为主的《单向街》杂志任主编,编了四期后,加入《Lens》杂志。

四年本科,四年《财经》,四年《生活》,似乎每隔一段时间,郭玉洁就经历一段四年的沉淀,然后再度出发。

2011年,觉得做得“有点腻”了的郭玉洁决定,离开媒体行业,离开生活了15年的北京,前往台湾攻读创意写作学位。学校不大,也不算知名,是坐落于东海岸花莲的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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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郭玉洁常望着戈壁滩尽头的天边,幻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片戈壁。她一定想不到,33岁的自己在繁华大城市停留了十几年,轨迹又向南滑到了在台湾可以称得上“偏远”的乡镇。对她而言,那是一段难得的“除文学,无其他”的生活,进行个人自由写作的同时,她也常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

2014年台湾的学业结束后,郭玉洁决定要回“家”,“而家,是你选择建设的地方。”她避开待腻了的北京,选择到上海生活,不久后接受界面正午主编谢丁的邀请,加入正午团队。

对她来说,没有赶新媒体创业浪潮的雄心,这不过是一份能安心写作的工作而已。对于完整经历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媒体浪潮起伏的写作者而言,没有太多的鸡汤、鸡血和IP的概念,也不见得亲近资本,非要独创个什么样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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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洁出生于1978年,那一年《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新闻媒体开始向市场化转变。到了90年代,媒体市场化浪潮兴起,广告营业额年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1998年传媒业上缴利税甚至超过烟草业,成为排名第四的支柱产业。

行业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大量的从业者需求。那个年代的许多文学青年进入媒体,比如和郭玉洁同为70年代生人的罗振宇、许知远、李海鹏。“这是极少的可以借写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在初期甚至所获不菲。”

再往后的十几年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媒行业在黄金发展期之后迎来巨变,大批报刊杂志倒闭,众多传统媒体人出走,“新闻已死”的呼声喧嚣尘上。但这个时代资本和名利的风起云涌,和郭玉洁见过的媒体行业变迁比起来,应该算不得什么。变化才是这个行业永恒不变的东西。

已经在媒体圈子摸爬滚打了15年的郭玉洁不混圈子,不参加饭局,不过分关心媒体同行的现状,从不研究如何提高点击量,逆着“潮流”写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长文章。最近的一篇文章《重返台湾》长达一万四千多字,微信阅读量超过两万,这在靠吐槽、脑洞、爆点取胜的微信阅读生态里并不多见。

她的个人文集《众声》也即将在今年底出版。

上海8月的一个下午,中国三明治和郭玉洁在五原路的一家咖啡馆,聊了聊她和写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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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正午,再度回归媒体

三明治:当初怎么加入正午的?整个团队只有你一个人在上海吗?

郭玉洁:对,就我一个人在上海,2011年到2014年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我决定到上海来生活。刚好谢丁来找我加入正午,我就答应了。

三明治:正午发的文章都很长,真的没担心过这么长文章的阅读量吗?

郭玉洁:前段时间我写台湾选举的那篇,其实我是故意写那么长的。我觉得只有长的文字才能把事情的复杂性写出来,表现很多人、很多面。事实就是复杂的、相互矛盾的,经过长的铺陈,你才会更多了解这个事。我也是故意要用这个来解决一个问题,让读者能够用长时间去阅读,而不是通过看标题、看几句话就获得一个观点。这是我们选择读者的方式,不主流,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愿意看的人就会来看,不愿意的可以去看别的。台湾这篇阅读量已经超过我的预期。我不担心阅读量,认真写东西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准备,这是比较小众的,可能就是不会有太多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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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这几年做媒体的人很多都离开了,你为什么离开了还要回来?

郭玉洁:这几年媒体有非常剧烈的变化,很多机构在媒体的转型中破产,是否离开还是看个人选择。正午也是很偶然的,我们几个人一直有志向写作,也不想做其他的事,刚好就聚在了这里。

三明治:做媒体的很多人需要一个圈子,但是你好像不喜欢圈子?

郭玉洁:我不太混圈子,也不太知道媒体圈里的其他人在做什么。做媒体本来是需要圈子,但是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在圈子里,别人捧你你也要捧别人,还要参加饭局,很浪费时间的。

三明治:为机构工作和为个人工作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想过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机构?

郭玉洁:我好像不太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能完全属于自己呢?很多朋友去创业了,我也不觉得那些媒体就完全属于他们,或者他们就真正热爱这个事。我不关心正午是不是属于我,我更关心能正午能做出怎样的东西,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对哪个媒体都没有特别强的认同、归属感,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创刊、离开、创刊、离开。p36588412

“小时最大的梦想是离开家乡”

三明治: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会以写作为生?

郭玉洁:我是1978年的,出生在甘肃沙尘暴很严重的地方,叫民勤,在文化上是比较偏远的,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的生长环境,家里没有特别好的教育。

我很幸运的是,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所以她要所有的孩子都读书——尤其是女孩,这在我们那边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妈也是极度渴望知识的,所以从小到大,我身边的氛围就是,读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受到鼓励的。

我记得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里说,作家的童年经历各不相同,但是都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孤独,一个是喜欢阅读。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最大的乐趣是阅读。

小时候我看家里能找到、借到的各种书,也和很多小朋友一样写作文的时候会写,以后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我最大的梦想还是离开家乡,去更大、更丰富的世界。

三明治:后来考上了北大,也很不容易啊。

郭玉洁:对啊,确实不容易。上大学前我很少离开过甘肃,而且我们家在沙漠中间,铁路也不通,去哪都要坐公交车到武威,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小时候就看着戈壁滩的天边,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够离开。

去北大的时候,我和我妈带了七大包行李,先坐大巴到兰州,我就想,我要从兰州再坐大巴去北京!我妈说哪有那么长时间的大巴!最后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北京。后来我发现,这种长途的迁徙,是很多中国大陆年轻人特别重要的经验。在台湾,3个小时从台北到花莲他们就觉得太久了。

北大有很多文学社,我也学习写诗,有段时间一天到晚都在出神,想写一个怎样的句子,用什么词。那时候我非常能体会很多作家说“要疯了”是什么感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经常被打断,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也要疯了。而且,上学时读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觉得自己一辈子可能也写不到那么好,与其做一个平庸的写作者,还不如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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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毕业之后先到建筑公司,然后去都市报纸,又去《财经》杂志,这个跨度很大啊。

郭玉洁:哈哈,可能是北大的简历比较有用吧。我当时去的是《财经》产业组,开会的时候,胡舒立就说,所有产业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我就很疑惑,我受的学术训练告诉我,事情不能这么轻易地下判断。当然这也是《财经》的基本立场,但我不太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出发点。还有一个问题是《财经》的采编制度,记者负责拿资料,稿子都是编辑写的,所以记者最重要的就是突破能力。我的性格不适合做记者,所以后来转去做编辑。后来我就做文化编辑,因为这块最不重要——在最不重要的地方,能够得到最大的自由。

做文化编辑的时候,我最喜欢《逝者》这个栏目,在1000多的字数里写好一个人,还蛮不容易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写作训练,也很有乐趣。当时还写书评,有读者打电话找我,说喜欢我写的书评,约我见面吃饭。那是一对学者夫妇,看到我之后很惊讶,以为我应该是四十多岁了。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写作被肯定了吧。

三明治:当时《经济观察报》的书评也做得很好,后来你和他们团队也共事过一段时间。

郭玉洁:他们做得很灵活、很敢说,有个人风格,和《财经》不一样,《财经》比较老派,希望观点不要出问题。那个团队后来集体离开了《经济观察报》,一个月之后他们说在办新杂志《生活》,问我要不要去,我就答应了,我当时应该是唯一一个不是他们原来团队的。《生活》的整个氛围和《财经》完全不一样,于威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是感兴趣的题目都可以去做,文章也可以写很长。于威那时候和我说,“你有文学的种子”,这句话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我身上有些东西被发现了。那是我在写作上比较有追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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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生活》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稿子吗?

郭玉洁:有几篇,没有太多,因为两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我接手了主编的位子,写得就比较少了。我印象里有一次去采访陈忠实。他既是成了名的作家,也是陕西省作协主席,很有当官的样子,喜欢教训记者,我说了没两句就被教训了,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来采访我”。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怎么问都不说话,一直抽烟。当时我特别受挫,支撑了半天,后来想就算了就打算走。结果我起身的时候他突然又变得很和善,说,这边有个西瓜,你拿走吧。我就把这个经历写了出来,包括后面给西瓜那一段。《生活》的氛围比较自由,才有可能让我这样,把采访之外的事情都能写出来。

三明治:那时有没有职务之外的个人写作?

郭玉洁:有啊,博客吧,那时所有的写作激情都在博客上。博客是可以非常文学化的,一开始写博客时觉得这是很奇怪的行为,因为必须要表达和表演——讲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一种表演,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隐藏自己的人。我就发现,在隐藏和表达之间,这个东西就是诗,是文学。你要表达,但不是所有东西都一下子写出来,要寻找合适的方式。写博客比写一般文章会更注重语言的锤炼,比现在写公众号的更私人,感觉是面对好友的写作,特别信任在读博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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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的山里学写作

三明治:为什么想去台湾念书?

郭玉洁:当时做媒体做腻了。媒体还是太势利,要追热点,做名人。而且非虚构写作是有套路的。做编辑时间久了,我已经能很容易地把素材组织好,没什么挑战。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媒体已经出现了转型,大量资本进入,有人会邀请你说一起干点什么吧。后来你发现,大家有时候不是真的冲着这件事,而是冲着资本或者这件事的影响,没什么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在写作上有个转型,所以想离开媒体行业,离开北京。我也不想出国,不想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那就只有台湾可以选。我去的是东华大学,他们有一个创意写作的学位。那一年刚开放去台湾上学,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个大陆学生。

三明治:一般去台湾上学都会选择台北的学校,为什么去东华大学?

郭玉洁:我们学校在花莲,就在山旁边,在台湾的概念里是一个很偏的地方。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想写论文,也不要去一个特别有名的学校。台湾的中文系比较保守,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讲究长幼有序,读的是小学、文字、训诂。这个学校在台湾的大学排不上名,但是我所在的华文系有很多想法很开放的老师,有一个叫吴明益,是个很有名的小说家,我的导师也就是他。

三明治:在台湾的学习,有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收获?

郭玉洁:最大的收获还是能离开媒体,去想自己的写作方向。举个例子,当代小说家很多经历都很简单,就是一路读书,没有经历过战争、政治斗争,那他们怎么解决写作题材的问题?很多人会掌握利用知识来结构小说,拓宽小说的边界,就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比如吴明益,通常公认他是自然写作,自然是他写作里特别重要的主题,代表作是《复眼人》,有点科幻的环保主题。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段时间的学习、大量阅读开拓了眼界,可以用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写作。小说是这样,非虚构写作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一种有研究能力、集合了报道、分析、历史、抒情等等元素的非虚构写作。这完全可以是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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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怎么看待台湾现在青年小说家的作品?

郭玉洁: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台湾从1990年代之后,文学走所谓后现代的路子,导致很多年轻小说家有一些共同点,一个是只写自己,还有一个是不太经营情节。我不觉得台湾缺乏题材,前年的郑捷地铁杀人案,他看准了距离最长的两站地铁之间,在车厢里双手持刀砍人。在文明程度很高、治安很好的台湾,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和事件?但没有非虚构或者虚构的作者去写,非常可惜。一种文学的风气形成之后,要突破还挺难的。我比较喜欢黄春明,他写人写得特别好。可能现实主义这一派挺难的,要去了解其他人,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容易。

三明治:台湾的文化对你有什么特别影响吗?

郭玉洁:其实到后来,我就很想离开台湾了,那种人际关系里的过度温柔、含蓄,有时候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让你很难提出反对意见。我觉得反而不像大陆这么多元,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当面说,朋友之间也没有什么。台湾这些年变化很大,大家越来越小心翼翼。我是很直率的人,在台湾我觉得变得有点缩手缩脚。写作的时候也有问题,你不知道写完别人看了会不会觉得受伤,这也是一种对写作的控制。

我觉得台湾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做社会运动的朋友。80年代以后台湾转型,出现很多NGO、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等等,到现在很多人还在坚持在民间,以反抗和独立的姿态在做很多事。Ta们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你要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人是有选择的;另一个是看问题的方式,世界太复杂了,不是只有反对或支持的简单划分,应该有多重的看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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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写作者的个人写作

三明治:现在有什么个人的写作计划吗?

郭玉洁:哎,有啊,很多。其中一个,是希望能写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从开始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的精神状态。我在做《单向街》的时候,有记者问《单向街》和《读库》、《鲤》有什么区别,我后来想想,这是60、70、80三代人的风格。我觉得70后这一代是不纯粹的一代,不像60后还是红色的一代,特别喜欢讲理想主义,也不像80后,迅速地接受了商业逻辑。我们好像掉在二者之间,身上有很多的怀疑,不再坚定地相信什么东西。

三明治:在写作时,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郭玉洁:我在家附近租了个小房子专门写作,一个很小的房间,关键是没有网络。我必须在那里才能写东西,一个礼拜去三四天,通常是下午,其他时间还要在线上,毕竟在新媒体工作。

三明治:要上网查资料怎么办?

郭玉洁:不需要。其实我们太夸张对网络的需要了,写作更多还是个人的孤独创造。资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有缺的我就标记一下,回家再查。我的很多书也在那边,不写作我就看书。还有个习惯是听音乐,我喜欢的音乐比较偏门,最喜欢昆曲和蒙古音乐,如果是情感强烈的,就会听蒙古长调或者马头琴,最能调动情感。

三明治:调动感情也可以喝酒啊。

郭玉洁:喝酒无法进入状态,只会让你神志不清哈哈,如果说谁要喝酒才能写,我都不太相信。村上春树说从开始写到进入状态要三四个小时,所以他跑步,跑完就进入状态了。我写作时也会磨蹭,等进入状态开始写,可能一天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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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写作时有所谓的读者观念,读者期待吗,还是完全自我地写?

郭玉洁: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文学里有一个概念是理想读者,我觉得我的理想读者是全然不知又异常敏感。你不认识ta,ta也不认识你,但是ta理解力特别好,你写的东西ta都能懂,在美学上和感受力上都要高于我自己。

三明治:普通人写作的时候,对于写作目标、写作体裁有时候还是有困惑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玉洁:让更多的人讲自己的故事是好的,很多人也有这个渴望。正午发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阿姨,写得很幽默,挺有写作天赋的。以前我们的发言权在一些人手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写,都可以讲自己的事,挺好的。但回到写作本身来说,写作又其实是一个挺高的门槛,它需要很多时间和经历,同时能够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三明治:有没有定下什么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目标?

郭玉洁:没什么特别的目标吧。我希望能多掌握一些文体,虚构和非虚构作品都写,但是虚构的我还没写过满意的作品。我经常安慰自己,小说是一个中老年的职业,很多小说家都是50多岁才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还在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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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印度三部曲》。奈保尔的这套书,示范了一种非虚构文体——集采访、评论、感受、研究于一体,非常开阔。更神奇的是,你会发觉,“非虚构”也需要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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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好吧,我的意思是,写作非常依赖知识的积累。尤其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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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西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被限定为“非虚构”,其实这意义不大。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和责任感,这是俄罗斯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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