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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佳楠:写着“平民上海”,我为什么要到爱荷华学习创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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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蕊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兴建的全市第一个工人新村开工。因新村地处曹杨路附近,定名曹杨新村。曹杨八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个工人新村,这个诞生于1953年的古老居民区没有放弃与时俱进,在八十年代历经修整,木头楼梯全部换成了水泥楼梯,五层加盖到六层。
 
尽管如此,追赶时代的人们似乎去意已决,早在2009年,网络上就已有了发问的声音:“曹杨八村什么时候拆迁?”
 
对这些曾经或者仍旧是这里居民的人们来说,他们对曹杨八村留存的唯一念想,就是期盼一场同它的告别。
 
这个念头最初的酝酿发生在钱佳楠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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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她的成长似乎和这座城市的发展保持着一致的步调。二十一世纪伊始,整个中国都进入城市发展进程飞速加快的阶段,这一时期发生的国有企业转型、工人大量下岗等社会性的巨变让处在漩涡中的人们措手不及。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钱佳楠的青春似乎不可避免地遭逢一些沉重的东西。父亲下岗所带来的贫穷和窘迫,逼仄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时刻发酵的家庭矛盾,与之伴随的是她幼时见过的不少“同龄人不曾窥见的世间百态”,“小学两年级时看到二楼的拐角有个模样很古怪的中年人缩在脚踏车旁给自己打针;三年级时沿马路的一栋楼房起火,这家的母亲和十岁的闺女都葬身火海,而父亲却在着火不久一个人急匆匆地逃了出来,毫发未伤。”
 
类似这些只有在社会新闻里才能见到的“惊天奇闻”,最后都被收入她小说创作的素材库。十九岁那年,祖父的过世促使钱佳楠写下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从郁家弄到西村》,此后她的作品大多都是书写日常,只是相比温情脉脉,她用笔尖更多的划开了生活里那些不太美好的部分,更晦暗,也更艰涩。
 
如今她已和家人搬离了曹杨新村,只是在写文章回忆起旧居时,盘踞笔下的仍是不那么明朗的情绪:“这样长大的人心底总会盘踞着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羞愧感,觉得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所以生活才会有这样的错。”
 
她在2014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这部作品写的是她眼中,作为“故乡”的上海,她在后记中写道:“在我眼中,上海不只是南京路的十里洋场和陆家嘴的水泥森林,虹镇老街、巨鹿路、曹杨铁路农贸市场也同样是上海,并且这才是我生活中每日寒喧致意的上海,南京路和陆家嘴反倒让上海人感到陌生。”
 
她所记录的“另一个上海”,与我们所熟悉的那部分上海截然不同,却是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休戚与共,有着一脉相承的共同命运。也正因此,相比她身上贴着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标签,钱佳楠的写作多了些厚重,成长的经历没有带给她太多的快乐,开始写作之后,她却仍旧选择用孩童般清澈澄明的目光打量并不那么体面的生活,仅仅是看见,恐怕也需要勇气。 
 
文学评论家张定浩为这本书作评:“她一直试图从周遭流逝的时间中拯救出一点什么来,或者说,她明白那些值得珍重的人事是有能力长久存在下去的,只要我们愿意,他们就‘只会老,不会死’。”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的所有插画都是钱佳楠的作品,她虽没有正统学习过绘画,却颇有画画的天赋。
钱佳楠的插画作品

钱佳楠的插画作品

高中时期,钱佳楠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被复旦中文系提前录取,进入大学后,她疯狂地迷恋阅读,常常不去上课,就在寝室或图书馆里读书,随着阅读量的累积,她渐渐开始渴望表达,钱佳楠把她在大学时期完成的写作都称为“自觉”的行为,《那阿》是那一时期的“自觉”写作阶段中令人惊艳的一部作品,她想象了一座在不停长高的城市,奇谲的构想里还能读出些对现实世界意味深长的影射,她说这部作品没有经过什么“绞尽脑汁”的构想,仅仅源于某天脑海里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和她那时渴望表达的热情。

 
2011年她申请就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她做决定之前,复旦的一位老师对她说:“我觉得你去读学位会是浪费你的才华,你还不如多写些作品。”尽管她最后仍决定奔赴英国继续读书,没成想被老师说中了结局,她很快发现自己对做学术并不感兴趣,每天机械的理论分析使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人”。
 
尽管在伦敦的生活对钱佳楠来说堪称“梦幻”,“我在伦敦卖光了自己的画,结交了各种江湖怪杰,还和本科时代的意大利死党重逢在切尔西。”经济的压力还是迫使她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做选择的过程异常痛苦,两年后她想起那段失败的留学之旅,仍记得自己在给母校教授的最后一封邮件里写道:“我肯定会后悔。不管自己当初说服自己有多么决绝,回来后说服自己不再去想,往前看,可只要一到秋冬,梦里的我仿佛还会回到伦敦街头。”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在乎学位的,那个时候在英国,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家足够的有钱,我就不上课了,天天在那里画我的画,写我的东西,然后去跟那些很多很有意思的艺术家打交道。这样度过那一年的时光,我觉得会很有收获,远比在我学校里学习获得的东西要多。”
 
钱佳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风投公司做文案,包括给总裁写发言稿,工作的热情被每日重复繁琐的内容消磨的差不多的时候,她参加了上海世界外国语高中教师招聘的考试,被笔试的题目吸引了:“它的试题很像那种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考题范围非常广,这个东西很贴合我对文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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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她决意离开稳定的工作环境,赴美攻读爱荷华大学久负盛名的创意写作硕士,尝试用英文进行小说创作。这个在旁人眼里或许有些“愚蠢”的决定,于她而言却是写作理想真正降落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创意写作的MFA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学位给你,跟国内对学位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宗旨是给你提供资金的支持,解除你的后顾之忧,给你营造一个最好的写作环境,让你在这两三年里安安心心的写作,就是试试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写得出来。”
 
两段求学经历注定有着不一样的结局,看似矛盾的选择背后,是一个年轻写作者寻找“自然,纯粹,不必抱有太多杂念”的写作状态所抱持的坚定,和五年前不同的是,那时学位于她而言是“束缚”,而今却意味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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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为了和伟大的作家对话”
三明治:你在大学里是如何学习写作的?
 
钱佳楠:我在大学里没有“学习”过写作,复旦中文系那时候是不培养作家的,但是现在想起来,不管中文系培不培养作家,我都觉得那时候是我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可以常常不去上课,基本上我很多课都翘的,然后就在寝室里或者图书馆里拼命地读书,就算去上课,我基本上也在那里看书。所以当你书读多了以后,写作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自觉的行为,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当你输入多了以后,你自然就会输出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行为。后来我在李翊云那边听她说,她希望自己的学生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出版,而是和伟大的作家对话。
 
我现在回想自己那个时候拼命地看书,看到好书自己就不自觉地模仿,然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其实那时我已经不自觉地在和伟大的作家对话了。当初复旦中文系还有一点好,就是我后来翘课被抓到过几次,因为是临近放假前,翘课的人很多,老师就会点名。结果我就被抓到了,被抓以后怎么办呢,我就把我自己写的小说去给教授看。我就说我其实是在写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看一看好不好,这招真是屡试不爽,也通过这样认识了很多中文系的教授,获得了很多的鼓励。真的觉得那就是最好的时候,我非常怀念复旦的岁月。
 

写作其实就是这样,你不需要教他,就把他放在图书馆里,给他大量的时间,让他不用去在乎钱,就让他这样好好的去读,去写。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所在的Dey House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所在的Dey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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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大学时什么会喜欢废名?

 
钱佳楠:这是我大学时候喜欢的作家,现在已经不太看了,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很喜欢他小说里有的那种诗境。我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想,文学毕竟是属于艺术的,它跟艺术的关系应该更紧密,文学当中有很多的类别和题材,小说,散文,诗歌,可其实最好的文学作品,它的类别属性划分不需要那么明确的,好像汪曾祺也曾经说过。所以我喜欢废名的那种小说,你说它是小说,它确实是小说,你说它是散文,确实也像散文,他有诗歌的那种境界,很耐嚼。就像有很多画,里面总留白的那种感觉,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些作品。
 
当时非常喜欢很多的现代文学大家,比如废名的老师周作人,他的散文是我非常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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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不止一次提到过“写作是艰难的”,这艰难指的是什么?
 
钱佳楠:艰难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物质上,对你的生存提供了很多考验,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去从事文学艺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对于纯文学作家而言,我不是说畅销书,物质上要过一种比较丰满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现在我们国内很活跃,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微信啊,打赏啊,赞赏啊,有各种各样的很火热的IP什么的,但是写作者想通的话,“流行”,或者说“红”这件事情,跟伟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要求瞩目的,是要热热闹闹的,是要每写一个字都要去想,它能不能掀起轩然大波,每找一个主题都要去想,这个主题是不是会有足够的人去注意,这就是一个媒体的眼光,所以是自媒体。
 
但是后者,你要写一个相当好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它是一个持久的努力,是一种寂寞的耕耘,是很反复的。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的Marilynne Robinson,她原先是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教授,不久前退休,她已经70多岁了,只有4部小说出版,这个数字和比她年轻很多的中国当代作家比都显得少了,但那4部小说都是非常棒的小说,那对写作者来说,专心写作的这十年二十年你怎么养活自己?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自认我应该不会成为一个流行的人,所以我现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写出一些,能够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将来还会能够留下来的一些作品。

 

作家工作坊的Frank Conroy Reading Room,这里沿墙书架里的每一本书都为作家工作坊毕业的作家所著

作家工作坊的Frank Conroy Reading Room,这里沿墙书架里的每一本书都为作家工作坊毕业的作家所著

第二个方面是写作本身的难,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一个作家一生能够写出的好作品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作家有意义的生命经验也是有限的,所以当你考虑到,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有限的时候,如何运用,如何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才华放到最恰当的时候去展现,而不是早早的就把你这些很好的东西急吼吼地毁掉,这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环境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催熟你,中国的环境就是要你去赚很多钱,基本上从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开始,整个事情就不对头了,年轻人很早的就想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把自己炒红了,希望成为网络红人,引起大家的注意,很早的时候就希望能掌握话语权,如果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那你也会不自觉的被卷入潮流。
 
作家也是这样,会告诉你说,你有很多机会,你的作品可以出版,赚钱,盈利,包括非虚构也是这样的,好的作品可以拍成电影,你可以卖版权盈利,如果写作的时候去想这些事情的话,那八成是很难写好的。好的写作者是不能揠苗助长的,如何去抵挡这些催熟,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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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那怎么能做到心无旁骛地写作呢?
 
钱佳楠:这个也是不太能做到的,没有一个首位的,至高的这种心无旁骛的一种状态,它就是一个平衡,更多得靠自己,取决于你想不想这样吧,如果你想这样,那你完全可以断绝一些东西,有些人会觉得无所谓,他可以一边享受这个环境一边坚持自我,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也不需要完全做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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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写过很多具有想象力的虚构作品,作家如何培养想象力?
 
钱佳楠:想象力是很难培养的,很难说从现在开始培养,每个孩子基本上都有,如果问我怎么培养,我只能说,它只要没有被我们的教育体制扼杀掉,消磨掉,那就好。想象力是一个小孩子比成年人拥有得多的多的东西,要从那个时候就好好的保护它,不要让它流失掉,不要让它熄灭掉,所以我所珍惜的,可能是我从孩童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吧。
 
“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三明治:你经常写上海,如何看待“上海的平民精神”?
 
钱佳楠:上海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知道全国大多数地方,有很多人是不喜欢上海人的,他们有种念头,就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怪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有一天我专门跟我的一个北京同学聊了聊上海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写报纸专栏,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第一次来上海读书,到上海的同学家去做客,是同学的叔叔来买菜做饭的,叔叔会花很多心思,比如他会提前跟市场认识的鱼贩约好,说我明天要几条新鲜的鱼,要帮我留着,菜也准备的很丰盛,还想到说去最好的那种点心店去帮他买饭后的甜点。我那位北京的同学就觉得很惊讶,因为他观念里的上海人都是很小气的。
 
所以上海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啊,说的不好听,它很要面子,它很要长脸。说的好听一点,它是对人很大方,对自己是非常节俭的。因为上海是一个经济高压的城市,其实大家对钱这个事情只是非常敏感,你看房价就知道了。但是在这样一种经济高压的一个城市当中,生活的人们就被锤炼出来一种气质,就是说就算我日子过得再不好,就算我再穷,我出去打扮至少要,用上海话来说“头势清爽”,男的他头发要梳得很干净,很利索,女的她出去衣服要穿的很漂亮。在家里就算穿有洞的袜子,出去也绝不会是这样。
 
这是我所认为的一种平民精神,这个城市它不希望被人看不起,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可笑的东西出现在我的小说里面,完全没有从正面去体现。好多地方都像是在台面背后,里子里待着的,破洞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也是它的尊严,这也是上海的那种平民。
《人只会老,不会死》

《人只会老,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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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近几年完成了几篇非虚构作品,但选题仍旧没有离开上海的历史记忆和人情世故,为什么不尝试别的题材?
 
钱佳楠:我在这两年去采访了很多都是父母在上世纪末有过下岗经历的,经历过国企改制的那些孩子,我做了大量的采访,大多数都是在地的,在地的有些采访我就可以叫他们带我去看下老厂房,那我就有感觉了,比他直接告诉我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要好,这样可以唤醒更多的记忆,因为非虚构需要很多的细节,所以还是跟上海有关,并不是我在有意的写作上海,我其实在有意的写更多其它题材的东西了。
 
上海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困扰,不是写作上的,大多数是生活上的,这个地方太熟悉了,那就会觉得每天生活都是重复的,就不好玩了,不好玩的话,人就会没劲,所以我就想去找一些新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好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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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你看来,怎样的文学作品 “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钱佳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它有很多时代的浪花,如果你以后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变成追逐浪花的人,因为一个热点太快了,微博,微信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热点,出来一个社会新闻,所有的自媒体都争着去写东西,过了一段时间等这个新闻热度退下去后,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没有意义的。有人评价苏东坡,说他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我觉得这个“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就是“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因为他想说的自己的话,他是在说“我脑海里在想什么”,而不去计较“大家在想什么”,这样的东西反而会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时代超越性不等于反时代而行,它可以是一个跟时代有共鸣的东西,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共鸣的东西,有一些作家在特定的时期当中会写一些跟整个时代都有共性的题材。很多作家都写文革,但是这个视角并不是大家共有的,不是说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就好了,很多东西它会有一个自己很特殊的视角,比如说王小波写文革,他的视角就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将来就会有它独特的个人价值。
 
我们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没有话语权的,话语权是掌握在未来的人手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作家,不是他当时就流行,是后来的人把他“重新出土发现”给挖出来的,那想象一下,如果后来的人看到这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写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没有他们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话语,这时候出现另外一个人,他同样是在写这个时代,同样是在写这几件事情,但他的出发角度跟所有人都不同,他给人一种很新的感觉,那这个人就是留的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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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是精华和糟粕的总和”
三明治:你在爱荷华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这段时间里对美国文化有没有新的了解?

钱佳楠:爱荷华虽然叫“city”,但其实是一个“small town”,我本以为租金很贵的房子里家具会很齐全,没想到第一天进到租的房子里,发现什么都没有,我不开车,所以出去买东西也不方便,基本上美国的生活比较“tough”,但是我觉得“tough”也蛮好的,现在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日常我基本上过一个“nerd”的生活,大概6点多起来,吃早饭的同时做午饭便当,尽量8点前出门去图书馆,当中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待在图书馆,到晚上回去。基本workshop除了party之外的活动我都会去,有时候也会跟international students去农场之类,也经常听讲座,和美国家庭结对,每周到她家做客。

农场的夕阳

农场的夕阳

在美国我经常看到自然,虽然我有一个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朋友说这里没有自然,但是对于来自上海的我来说,这里就是自然。所以从自然收获的东西会比较多,在这里待久了会感受到自然不是为了给你任何的启示,不是为了让你看到美好而存在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野猫,它有和城市里的猫完全不同的一种凶狠的眼神,顺着它的眼神看过去,有一只死去的鸟,我猜想凶手就是这只猫,它看到我,以为我要抢夺它的猎物,所以露出那种凶恶的眼神。

有一天散步遇见大雁在吃晚饭

有一天散步遇见大雁在吃晚饭

最近在看美国西部的资料,我在想,文化是一个整体。我们国内都会接受的一个语境是美国人通过对印第安人领地的侵犯而获得了疆土,但文化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侧面,美国文化里存在有野心,有进取心的一面,同时这背后也有他们的贪婪和虚伪,在我们看来,美国人重视法律和契约,但这些也在他们开疆辟土的时候被利用来背叛了同他们签订契约的印第安人。以前我们都很喜欢说,学习异域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其实很难,因为文化就是精华和糟粕的总和,它是分离不开的。

 

秋天的校园

秋天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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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曾说自己是个相较理性的人,这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钱佳楠:理性对我的写作可能是有影响的,我很难去写一些很感性的题材,我不太会写爱情的,很多女性作家擅长的东西我都不太擅长,我有时候写书评,会有一些偏理论性的感觉,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的气质是不同的,个性也不同,写作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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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
钱佳楠: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我是双子座,是个心血来潮的人,基本上我写东西要一口气写完,所以我写作有时候很伤身体,我就熬夜写,如果写稍微长一点的中篇我就几天大概连续只睡两三个小时把它写完,写完了才能够去睡觉,不然睡不着,这是一个坏习惯,但是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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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写作遇到瓶颈时,会怎么办?
钱佳楠: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会抄书。我会抄我很喜欢的小说,就把它抄下来,然后慢慢的在抄的过程中,去想些东西,有时候抄的时候就会激发你。那些好书,优秀的作家都是很期盼着去跟读者对话的。现在其实我也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我就找个机会再去集中地读书了,用英语重新去读经典,去学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的那种写作障碍也好,写作上的各种问题也好,很多都是读书不够,就是输入不够,那你就再去输入,可能还是有帮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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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佳楠推荐阅读的四本书籍

 

《Madam Bovary》  作者:福楼拜 我之前都读的是中译本,但是在爱荷华第一次读英译(我读的是 PAUL DE MAN译本),简直是重新读,著名作家Flannery O'Connor说:Every sentence in Madam Bovary can be examined with wonder。是真的,从他对matephor有意的弃掷,他克制的情感表达,到他将人物置于情景中的细节勾绘,福楼拜的语言对写作者的启发是无尽的。

《Madam Bovary》
作者:福楼拜
我之前都读的是中译本,但是在爱荷华第一次读英译(我读的是 PAUL DE MAN译本),简直是重新读,著名作家Flannery O’Connor说:Every sentence in Madam Bovary can be examined with wonder。是真的,从他对matephor有意的弃掷,他克制的情感表达,到他将人物置于情景中的细节勾绘,福楼拜的语言对写作者的启发是无尽的。

《The Fiancee》  作者:契诃夫 经典是人人都在谈论但没有人真正在读的作品,这话很讽刺,但好像很适合契诃夫。契诃夫在国内一起被提起但是真正用心读过的人不多。这也是我到爱荷华后非常着迷的作家,真正知道他的好,他的短篇很难,不是最终一定要给人epiphany的那种,也不多用反高潮,但就可以通过他的笔触把人物的肌理都写透了,且不落俗套。读一下这篇短短的The Fiancee吧,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The Fiancee》
作者:契诃夫
经典是人人都在谈论但没有人真正在读的作品,这话很讽刺,但好像很适合契诃夫。契诃夫在国内一起被提起但是真正用心读过的人不多。这也是我到爱荷华后非常着迷的作家,真正知道他的好,他的短篇很难,不是最终一定要给人epiphany的那种,也不多用反高潮,但就可以通过他的笔触把人物的肌理都写透了,且不落俗套。读一下这篇短短的The Fiancee吧,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 山音 》  作者:川端康成 越是进入西方文化,越是感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越是感到东方文学中有一些好是西方文学里找不到的。我很沉迷川端的作品,这种东方的情致绝无仅有,美是日本文化中至高的追求,美甚至是超越道德的。我在作家工作坊的一个美国同学说,他觉得这些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一流的作家,我深感同意。

《 山音 》
作者:川端康成
越是进入西方文化,越是感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越是感到东方文学中有一些好是西方文学里找不到的。我很沉迷川端的作品,这种东方的情致绝无仅有,美是日本文化中至高的追求,美甚至是超越道德的。我在作家工作坊的一个美国同学说,他觉得这些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一流的作家,我深感同意。

《繁花 》  作者:金宇澄 我在美国回到最原始的方法让自己尽快融入最好的文学语言,就是抄写和背诵。我常常会想,其实用同样的方法学习中文作品一样会有很大提高,比如抄写和背诵金老师的繁花,这么耐嚼的语言,这么浓稠的情致,依靠着五指连心刻到自己的血肉里,再提笔,就会接近他一些。

《繁花 》
作者:金宇澄
我在美国回到最原始的方法让自己尽快融入最好的文学语言,就是抄写和背诵。我常常会想,其实用同样的方法学习中文作品一样会有很大提高,比如抄写和背诵金老师的繁花,这么耐嚼的语言,这么浓稠的情致,依靠着五指连心刻到自己的血肉里,再提笔,就会接近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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