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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彦:Harvard Girl?African Girl?Now Beijing Girl | 我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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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即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一年当三年”是大家在今天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建立的时间概念。一年足够令人创业失败三回,也够醍醐灌顶数次。我们邀请了一批各领域的达人,包括张春、霍炬、傅踢踢、王嫣芸、陆晓逊、邹思聪等,以自述的形式来回顾他们的2016年,那些不为人知的高高低低。这一期,主人公是张卓彦。

 

 

 
本文为三明治“我的2016”系列第 08 篇口述故事

 

 
今年7月,张卓彦离开了工作生活将近4年的非洲,选择回国。 

离开那天她没请假,在新建立的办公室完成收尾工作,和同事们道别后前往拉各斯机场。拉各斯是尼日利亚的旧都,西非第一大城市,张卓彦已经在哪里从事了两年的咨询工作。再往前的两年,她在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度过。

 

国内的工作9月入职,于是她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长假,旅行的第一站是希腊,飞机将在土耳其中转。

 

然而飞机起飞前,张卓彦却在手机里刷出了土耳其政变的消息。

 

看到中转地政变,心里不免还是忐忑。她向土耳其航空的空姐询问情况,空姐淡定地回答,“没事,大不了换个机场降落。”后来飞机果然降落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另一座机场,经过17个小时的混乱无序,她才顺利改签成功,重新登上前往雅典的飞机。

 

张卓彦离开非洲的过程,和那片大陆一样同样充满着奇幻色彩。

 

23岁时,这个顶着“哈佛”光环的女孩离开精致舒适的波士顿,一头扎到了南半球的非洲大陆,度过了将近四年,中国三明治曾在2014年对她进行过一次采访(点击标题阅读:《张卓彦:中国新一代国际人的非洲足迹》)。

 

在她做出离开非洲决定的这一年,我们和她一起回顾了她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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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张卓彦采访 | 李依蔓

 

我的2016年,是从爬非洲最高峰开始的
 

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开头写道:“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而我去爬乞力马扎罗,也没什么可解释的,不是为了征服或者猎奇,就是一直觉得该来看看,因为山在那儿。况且,这是一座不要求登山者具备专业素质的山。我和朋友两个女生一起爬了6天5夜,平均每天爬7-8个小时,从海拔1800米的地方,穿越热带雨林、阔叶林、针叶林、草原、沙漠,爬到了近6000米的山顶。

 

1月1日,我结束在国内的休假,和好友分别从不同城市飞往非洲。上山前几天,我不巧得了感冒,在山上引发了低烧,连着三天一路吃一路吐一路爬。

 

听过很多人说,爬雪山会经历很多life changing的人生洗礼时刻,比如有人在雪山上求婚,有人爬了一半被担架抬下来,有人大彻大悟人生真谛……但对我来说,这趟旅程并没有什么“传奇”,反而是回归本能的朴实:让双腿掌控生命,把双脚完完整整的交给山脉。

 

我们在一路上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比如在帐篷里喝茶吃喷香的爆米花,米白色一大盘像半山腰的云朵;和两个瑞典小哥站在崖边谈天说地,天空被夕阳浸染成浓浓浅浅的玫瑰色;在登顶路上遇到步伐缓慢却坚定的老人,那时太阳快破空而出,藏青的天幕被光线撕裂出一线透亮的水蓝色……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低头走,路程够了,一天就过去了。

 

在雪山上的行走是几近静默的。我和好友不怎么说话,各自专注于步伐和呼吸。登顶那天,由于极度疲倦和困乏,加上大脑缺氧,我几乎失去意识地跟着向导向前挪动,翻过一个接一个山头。衣服被汗水浸湿后变得冰冷,上半身几乎没有知觉,没有情感,思考也不管用,只能靠脚,左、右、左、右一步接一步随着惯性往前迈,大口大口呼吸。

 

直到登顶后,看见冰川的瞬间,所有情绪忽然活了过来,我直接泪崩。

 

下山后,我才有气力去猜测流泪不止的原因。除了对亲情友情的挂念与感恩,大概还有对自然与时间的敬畏。我们只花了短短6天,就探访了这座雪山用千年雕刻出来的积淀,是雪山对我们的大度和恩赐。

 

第二天清晨,在离开的飞机上我又看到晨光中的乞力马扎罗:灰白色云层之上,日出把天空染成橙红和金黄的暖色,山露出小半截深灰色剪影,仿佛还没睡醒。

 

我有点无法想象,自己曾短暂站立在最尖的那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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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日利亚“建银行”
 

在南非和尼日利亚的三年里,我做过的咨询项目有政府、电商(没错非洲有电商,其中还有“独角兽”),等等。其中做得最久的项目是“建银行”。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足够基础设施的生活是怎样的,比如没有家庭住址、网络、学校、医院,或者银行。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在已不同的速度运转,许多在中国我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基本品,在非洲还处在从0到1建立的过程。

 

到非洲的前两年,我一直在南非工作。南非让我觉得不太真实,作为一名外国白领,我很难看到工作和生活之外真实的在迅速变化的非洲,像活在温室里,也许几年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于是我换了一份工作后,申请调往尼日利亚。在那里,我想我能“make something happen”。

 

读哈佛肯尼迪学院读研究生时,我曾到尼日利亚做过几周的项目。到现在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下飞机踩在地面那一刻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燥热的力量从脚底往里钻,一直钻到我的手指尖,很神奇。那几周我遭遇了食物中毒,生活也有诸多不适应,我写邮件给肯尼亚籍的教授说,“这里生机勃勃却生活不易,感觉可以在这做很多事,但我不确定还能再回到这里。”他回复我说,“你一定会再去的。”

 

我果然又回来了,也许是冥冥注定,这个国家的民主日(Democracy day)也是我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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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有60-70%的人没有银行账户,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使用银行卡存钱,无法向银行贷款,也无法使用任何金融服务。 

尼日利亚本身虽然有大银行,但一直以来只服务于大企业客户,比如大型的石油公司。这两年石油经济形势不好,这些银行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从经济角度考虑,怎样完善零售银行服务,让更多普通人使用银行服务。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尼日利亚大银行、甚至是泛非银行,设计这一整套框架,比如怎么划分不同类型的客户,对不同类型客户要设计怎样的银行产品,银行网点怎么铺,不同地域和层级的管理结构怎么搭,怎样尽量降低成本去服务更多人。

 

这类项目太基础了,在如今的中国,很难有项目让你去从0到1建银行。

 

我帮助客户通过“建银行”创造经济效益,而这件事也是能够切切实实地改变当地人生活的。一个普通的尼日利亚人可以更有效地存钱,不用担心家里的钱被拿走,可以在积累起自己的信用历史后、向银行借钱,发起自己的小生意。再大的公益项目,有时也许不如建一个大型工厂,让很多人有工作、吃上饭来得实在。

 

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有时NGO去推进一些项目时很难,有太多因素阻碍,但如果有在一定商业目的下,又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推进起来就更自然而然了。

 

在尼日利亚的生活是没有太多“选择”的,所以反而更简单。尼日利亚没有太多外卖服务,在外就餐也不那么方便,公司配套了来自邻国贝宁的厨师每天做三餐。当地大多数传统食物都油乎乎的,每天吃不习惯,所以就让厨师做简单的沙拉或者意大利面。每天中午和晚上,在电脑前匆匆吃完又继续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两年来我的早餐几乎没有变过,一杯果汁,再配上一盘少油少盐的西红柿炒蛋,这是我教厨师做的中国菜。现在回头想想,怎么会吃得那么惨,而我从来没有觉得腻,或者不正常?所以人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尼日利亚的物产不丰富,没有什么选择,也没有什么对比,生活久了也就不觉得苦了。

 

 

 

拒绝标签化,呈现一个真实、立体的非洲b2c842699ccc839f7426aac9e7a33e22

现在,我已经回国3个月了。

 

在尼日利亚,我遇到许多神奇的榜样,无论是“人生导师”般的老板,因校友关系结识的总统或首富的一级幕僚,还是普通的尼日利亚司机,得到他们很多的包容和接纳,让我在每每被生活琐事快逼疯时,一针鸡血、更热爱这个国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路上,周围人都很慷慨的给予我能量。

 

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也是他人的光。

 

之所以决定回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父母的担心。在国外这么多年,每天早上我都会和他们说早安,这在我们家,是“我还活着”的意思。作为父母,他们已经给了我他们所能给到的最大信任和支持,如果我回国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事,那我愿意为他们做这件事。

 

从2014年开始,我坚持在微信公众号“真话非洲”上记录非洲故事,写时政评论,起因是那年在阿布贾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言后,我听到许多深受触动的非洲代表反馈。通过微信公众号,我认识了许多厉害的人和新朋友,虽然很多只是偶尔后台对话,但这种淡如水的交往方式很让我感激。

 

今年7月离开非洲前,我在道别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过去两年在尼日利亚的生活,每天都有100个让人崩溃的理由:停电断网、客户拖延或撒谎、被警察索贿、司机不准时、公共假期胡乱改、雨天水漫全城堵车……而当下,只能甩掉负面情绪,快速寻找Plan B。

习惯后,便不把任何一件事当作理所应当,不奢求任何计划会完美呈现。基础设施也好,合作约定也罢,不能被依赖都有其缘由:全国缺油、客户堵车在路上、司机在清真寺祷告……这些理由丢到中国美国欧洲都很无稽,但却是在我的每个日子里真实存在、不能不去体谅的。”

 

我想我更理解什么是“开放”和“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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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倡导的情怀,都是价值观输出,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也是这样,比如不认同自由的世界观就是不对的,认同才是值得被推崇。可参差多元,才是这个世界上美的来源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背景,你不知道她/他的现状背后是怎样的人生,就不应该去随便评判别人,没有人有这个立场。

 

我只相信一种普世价值观,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是最根本的正义。

 

离开尼日利亚前我和前老板聊天,他说,“之后有两件事你要注意,一个是要更自由,二是要有长远的视角。”当时我听完就说,我已经是同龄人里比较自由的了,为什么还让我更自由?后来才了解,他说的自由,和我最开始理解的不一样,是心灵上的平和,像大海一样,小跌撞不介怀,去承担更大的事。

 

所以在尼日利亚和北京之间我留出了两个月,一个人晃荡,从希腊到西班牙学flamenco,坐船去摩洛哥,再去伊朗,最后从新疆入境,只有头、尾在希腊和新疆的旅行有家人陪伴。虽然过去几年一个人跑过不少地方,但这样无计划的长旅程还是第一次,完整经历了兴奋到孤独到被治愈的过程。

 

回国前这预备跑,大概才是我自由的起点。

 

回国之后的不适应,基本在预料之内。虽然有受挫和想不通的时候,也有凌晨1点睡不着,只好在宾馆里走跑步机发呆的时候。但有家人、朋友、新同事的包容,所有的不适应都渐渐平和了。我仍然在学习新东西,通过新的咨询项目,了解离开了近7年的中国。

 

我学会更有耐心地生活,不用着急下定论,也不用着急马上到什么位置。如果一件事觉得是对的,就尽力去做,如果直觉不对,就不要执拗地勉强。

 

人们偷懒的时候喜欢标签化,在非洲,有人说我是“the Harvard girl”,现在回北京,有人说我是”the African girl’。可我不想活在过去。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公民,是父母的女儿,朋友的朋友,公司的员工,与公众平台读者的对话者。

 

现在,我想尝试在北京做一个Africa x You 的线下talk活动,分享真实的非洲故事,目前正在筹备中,邀请讲者,也希望若有缘可以请到尼日利亚的长辈们来。虽然每天工作依然忙碌,但想做的事还得有精力去折腾。

 

现在太多事都说“对标”,对标纽约,对标三藩,都在看更“高大上”的方向。我想把真实、立体的非洲呈现出来,并不是输出“你出于人道主义应该关心非洲”或者“非洲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热土”之类的价值观,而是告诉大家,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们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希望立足在北京,通过一群有非洲元素的人的真实“碰撞”,激发出更多能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也许能让一些人意识到,非洲可能是他们未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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