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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所三本大学教写作,我体会到何伟的感觉 | 破茧计划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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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三篇文章。作者张眯眯记录下了她在一所“军队式”管理风格的三本大学,教学生英文写作的故事。和传统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张眯眯用摇滚歌曲、演讲视频教学生长短句,让学生用文字的方式吐露内敛的情感。 

她总想起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她在现实中努力却艰难地探索践行着。

 

文 | 张眯眯

 

“一本是本,二本是本,三本也是本!“ 院长的声音通过话筒从会议大厅四面的高音喇叭里喷射而出。虽然已是将近古稀的年纪,院长仍然中气十足,每次开全校大会,只要他讲话,台下睡觉的老师,头都立马抬了起来。

 

“去年我们英语专八的过级率超过一流重点本科!“ 说到“超过“两个字的时候,校长洪亮的声音几乎可以刺破所有的玻璃窗。前排被吵醒的老师立马用食指塞住耳朵,后排也有人啧啧哀叹脑袋受不了。

 

入校一年后,我也和这些老师做出了一样的反应,但刚毕业进入这个鼎鼎有名的学校教书时,还是为校长宣读的种种丰功伟绩而感到佩服。所以每逢亲戚朋友家里有高考分数不及二本线的孩子,我都推荐他们报考这个学校。

 

毕竟,校图书馆楼下的告示栏里贴了三大版光荣校友的照片让人相信,这不是一所普通的三本。照片里的校友,要么考上国内一流大学读研读博,身后是湖亭绿柳,名校之中的一隅东方庭院;要么身在海外,有咖啡馆和欧式老教堂,以及往来穿梭的白人为照片背景。

 

没有一个学生不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所有学生梦想的方向。

 

而我,在这所大学里教英文写作。

 

  院长,你这儿简直就是一支军队
 

十二月年末,远山山顶都结了冰,远远地看着,仿佛在层层山峦之上镶着镜子,闪闪发光。学校在山脚下,上课的时候偶尔会飘小雪。大一的新生一听说有雪,都望向窗外,不愿听讲了。

 

我提醒刚入校的景老师,学校新年晚会之前在背后多贴两片暖宝宝。因为,学校要求所有参加教师集体诗朗诵的老师,必须穿学校统一发放的单衬衫和薄西装外套。几乎每次新年晚会后,都有许多年轻老师一边监考期末一边擤鼻涕。我已经连续被系里推出去参加朗诵好几年,暖宝宝越贴越多,还是免不了一开年就发烧。

 

院长那句“三本也是本”的名言被选入了新年晚会老师集体诗朗诵的台词。帷幕拉开,好几盏大灯“哄”地一下打亮。后排一个老师笑道:“哎呀,这么大的灯,我要回去抹防晒霜!”没有人跟着她笑。挺胸抬头,注视前方是分配给每个人的任务。

 

台上站的多半都是刚入校不到三年的新老师。学校每逢有什么体育娱乐节目,我们这些新老师就是主力。并不是因为新老师年轻有活力,而是安排活动人员的总是老教师,这种费时费力又毫无意义的活动,分配给新老师我们就成了难以推辞的任务。

 

12月的最后一周,每天都有不同的领导来巡视彩排。老师们把衬衫西装穿上,还必须每天顶着演出需要的两团猴屁股骚红,从教学楼走到演播厅,在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越整个校园。

 

12月27日是院长巡视彩排。负责后勤的学生又在彩排前给我们的腮帮子上多涂了一层猩红色。不过,院长对腮红不是特别感兴趣,令他懊恼的是我们朗诵的腔调。

 

“中间那个部分,’这是一所大学,一个集体,这是一个军队!’要念出激情,要层层递进!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学生家长说的。他带着子女到我们学校,看到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他说,’院长,你这儿简直就是一支军队’。我说,’谢谢你的赞赏,我这里就是一个军队,纪律严格的军队!’”

院长说得激情澎湃,一个人的声音比我们四五十个老师朗诵的声音还要大。讲完后,全体老师站在台上热烈鼓掌。确实很像军队。

 

不知夸赞学院像一支军队的家长是否也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不过,他大概没有听说过陈寅恪曾在清华大学的一则碑铭中,倡导学术界以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那是1929年,陈寅恪刚刚从欧洲留学回国,任教清华,离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了。

 

我上本科,读的也是英语专业。很少有专业课老师在乎陈寅恪是谁,我也只听过量子哲学选修课的老师提起陈寅恪,以及他的王国维纪念碑铭。

 

量子哲学老师总是手拿讲义,把厚如啤酒瓶底的眼镜凑到讲义上,背对着教室,一个黑板一个黑板地演算量子物理的理论推导。算了擦,擦了写。讲到哲学章节,又常常是满堂的愤世嫉俗。不过,教室里几乎没有人真的在乎他在说什么,都早早地把最后一排座位占好,就可以睡觉聊天玩手机,随心所欲了。

 

而我的学生,从来都不会提前抢占最后一排。因为他们的座位全都订好了。每个教室的讲桌上都有一个座次表。班委会按照教室的布局,在表上画出每个学生的座位,然后在代表他们座位的小方框上写下他们的名字。这样,如果有人没来上课,或讲话违纪,老师就一目了然,知道谁是谁非了。

 

不过让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我上的写作课是好几个班合在一起的大课。我的学生都需要从锁定了他们座位与姓名的小教室,抱着课本,背着包,一路走到大阶梯教室来上我的课。每次看到他们,总是面色红润,有的走太快气喘吁吁。封锁在一个教室里上了一天的课,他们终于可以在不同的教学楼里走一走,很幸运,我可以因此看到学生更多的生命力。

 

开课之前,一个学生委员走上台来问我,他们班的学生应该坐在第几排。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随便坐。”学生委员一脸诧异,然后略有茫然地向我道了一声谢,回到了她自己选的座位上。整个学期我都没有点名,而近一百人的教室总是坐的很满。

 

  写作课,用摇滚歌曲来上
“老师,我每个星期都盼着上你的写作课。以前要喝咖啡才能打起精神上一二节,现在周三上你的写作课再困都很有精神。”这是一个学生写给我的圣诞卡片,我把它仔细地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如同青春年少,珍藏来自恋人的情书。

 

我的课总在上午一二节,秋冬之时,走进教室,天还没有亮透。教室里雾蒙蒙的,许多学生都还保持着刚才床上爬起来的表情。

 

十一月上旬,正该讲英文长句与短句的修辞。我不叫学生翻书,给他们播了一段视频,是1986年皇后乐队的演唱会。弗雷德莫库里拿着话筒大呼:“we  will, we will rock you!”,温布利球场立即沸腾。而我面前那一双一双肿眼泡,和恍如梦中的眼睛也都突然被点亮,跟着唱了起来。

 

歌唱完,那些刚起床的学生也醒了过来。

 

我问:“会不会唱这首歌? ”所有人都大喊:“会! ”然后齐整整地唱:“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还有学生兴奋地跟着节奏拍桌子。

 

我又问:“后面的呢?”那些大喊会唱的学生又稀稀落落笑了起来,他们只会唱那一句。前面那两段又唱又快的rap别说唱了,听懂的人都不多。他们捂着嘴笑,为自己的半吊子英语感到惭愧。

 

我说,没关系,其实除了皇后乐队自己,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只会唱那一句。因为短句给人强烈震撼的感受,而长句却让人感到拖沓而不好理解。趁学生还没睡醒,我直接用一首摇滚把长句与短句的修辞效果甩给了他们。

 

之后,又给他们看了2012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与米歇尔的演讲。奥巴马用语简短有力,堂堂一个雄武总统的作风。米歇尔则一段一段地用长句,排比句,温柔缓慢地把夫妻二人白手起家的故事讲给美国人听。听得所有人泪流满面,第一夫人的温情牌就交给长句子打了出去。

 

学生在教室里看,也跟着各个民族的美国人叹气,跟着他们笑。

 

最后,我给他们读了一段海明威用语精简的《战地春梦》,和一段纳博科夫字句繁冗的《洛丽塔》。

 

问他们:“哪一个风格更硬朗?”他们都大喊:“海明威!”

 

“哪一个读起来更绵长多情?”他们把眼神落到《洛丽塔》的选段,有些不屑道:“纳博科夫。”

 

课后的作业很简单。写一段话,句子要有长有短,以自己的方式展现长句与短句截然不同的修辞效果。

 

  一次写作公开课引发的讨论
那一周正好轮到我讲公开课。我就心里暗自揣着一点窃喜,把学生口中如同“咖啡”一般提神的课拿到系会上又讲了一次。

 

公开课结束,一位高年级的写作老师先站起来评价。他是三本院校里难得的副教授,每次开会总要听他讲许多。

 

副教授一来就表明了他的专业态度:“这堂课完全不像英语专业课,倒像是视频鉴赏课。给学生看那么多视频,对他们的学习并没有什么好处。”副教授讲完后,又有一个老师十分善意地提醒:“你布置的作文是不是应该定一个题目?大二的学生经常不知道写什么,老师帮他们定一个题目他们写起来会好一点。”

 

我当时没有机会告诉那位老师,其实每周一篇不限主题不限字数的作业,学生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生从来没有因为不知道写什么而苦恼过。

 

有的学生每次都会书写开学以来的思乡愁绪,懊悔自己选择了远离家乡的大学;有的学生在作业里记录看见大一新生军训的感怀,想到一年前的自己,感叹时光流逝。20上下的年纪怀旧哀叹,读起来总有一种特别可爱而纯净的美感。这些,我都没有机会在公开课上展示。我只带了本那一周学生的优秀作文在身上。

 

话筒在高年级老师的手里传来传去,最终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我尽量把声音压低,不让它听起来太刺耳:“有时,学生的创造力是老师很难想象的。”

 

系会大厅里,坐满了全系的老师,穿着五颜六色的毛呢外衣,一团一团地冒着香气。而那些毛呢外套里伸出来的头都整齐地低下去,每个人都有许多作业本要改,许多表要填。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黑色的头顶,决定还是把那一周的优秀作文放回背包,把话筒还给了系主任。

 

那篇优秀作文,是一个男生写的。他成绩不算好,病句和误拼很多,刚开始教他时,还总是不交作业。不过,每次他交上来的作业都有些与众不同。那次他的作文写的是猪。他是这么开篇的:

 

猪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人们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其实不然。猪才是和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猪。我们用猪肉做菜,拔猪毛做刷子,扒猪皮做鞋子和包。猪为人类作出了巨大功效。我要对猪说一声,谢谢你!

 

我在课上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表扬,用幻灯片展示给所有学生看。《猪》作为一篇短小的议论文,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佐证观点时,短句开宗明义,长句说理有据,是长短句灵活运用的典范。

 

我表扬他时,他那张四川少年瘦削的脸微微泛红。他大概很少得到老师的表扬,表情显得很不自在,他把头低了一点,一头几乎从来不梳的头发就立冲冲地从后面翘了起来。不过,我仍看得到他试图要藏起来的微笑。他很快乐,因为老师的表扬。其他同学看完他的作文后则哈哈大笑,没有恶意。笑声是对机智文字最好的致敬。他一个人偷偷藏起来的快乐仿佛一股魔力,通过文字扩散开来,传给了每个人。

 

不过期中考试,他得了59分。考试题目是《大城市适合居住,还是小城市?》。他一来就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不管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找到工作再定居是第一位。

 

可是,从这里开始,他就一泻千里,洋洋洒洒写了两大页,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跑题跑得完全收不回来。

 

59分是我故意判给他的。他的社会关怀与独立思考能力是很少在其他学生身上看到的。而作为一篇命题考试作文,他几乎没有写到点子上,我不能给他及格。59分的用意,一半在于提醒他今后切记认真答题,也有一半是我恨铁不成钢。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的老师是不可以给学生打出59、58这样的分数的。因为学生一看59,势必会不服,找教务处的麻烦。教务处为了免去这个麻烦,就把麻烦转嫁给老师,打59的老师一律算作教学事故。在私立学校,学生到底是消费者,老师仅仅是集团运作的一颗螺丝钉。

 

而我的学生并没有找我的麻烦。相反,后来我们成了时而交心的朋友。两年后,他毕业进了索尼。他是班上最早找到工作的学生。我见到他就道喜,他已经不再低头,脸还是有一点微微泛红,说:“老师,以后你买索尼的电视找我,我给你推荐最好的。”

 

 

  中国式的内敛,通过纸笔表达
 

春季开学,总是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一出城就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不知束缚地把怀里的鹅黄色都摊开,散在四川难得的阳光之下。

 

我的学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专业四级了。上个学期,我给了他们太多自由,不过我知道,关键时刻必须把他们推上去。春节过完,一开学,我就一改作风,完完全全地进入了应试教育之中。

 

为了把学生上学期自由散漫的写作风格中拉回来,第一节课我就要解决他们写议论文跑题的问题。

 

我给他们看的第一个话题,是美国媒体关于“虎妈”式教育的讨论。新闻里,哈佛大学的华裔经济学者蔡美儿就是典型的中国式虎妈。她给两个女儿都安排了高强度的学习计划,考试必须得优,不练琴不许吃饭。这种中国式严厉教育把从小玩到大的美国人吓坏了,甚至有人站出来建议孩子们报警求助。我的学生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报警投诉自己的父母,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则美国的社会新闻,在我的教室里成了一部情景喜剧。

 

看完新闻后,我问学生:“你们家也有虎爸,或虎妈吗?”台下看喜剧的热情还没有消退,大家都笑着大喊:“不是!”

 

这是我最怕见到的。学生的个人经历一定会影响他们写作时的立场选择,而写议论文应该有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现在,教室里的学生全都齐刷刷地倒向一边,我很怕关于家庭教育这个话题讨论不起来。

 

于是,我迅速地在教室里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两个家庭教育不同的学生。那些大喊“不是”的学生,声如洪钟,我完全听不见任何一个声音说“是”。只有仔细望向台下,才发现有好几个学生紧闭双唇,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是轻轻一点。当我看向别处再看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坐立端正,平静地望着我,有的面带一点羞涩的微笑,有的则面无表情,仿佛世界与之无关。这样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吱声。

我又问他们:“那你们认为’虎妈’式的严厉教育很好吗?”这时,整个教室都齐声大喊:“不!”,就连那些刚才紧闭双唇的学生,也把嘴型拢成一个圆圈,发出英文“不”的声音。仍然有几个沉默的,斜眼看向旁边的人,跟着摆了摆头。

我从来不在我的课堂上强迫学生选择任何立场,既然他们都一起选择了否定的方向,就要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我就给他们五分钟的时间构思,用立论、分析的方式说服我“严厉的家庭教育不是好的教育”这个题目。

这些大二的学生,当我从他们自己的经历出发,问中国传统的严格教育是利是弊时,他们都认为弊大于利。而若要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具体说明,教孩子应该宽松一点,他们又很难想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也许,他们的父母与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严厉教育是不好的;也许,那些从宽松家庭出身,并且更自信于表达自我的学生,也暗自相信自己并没有从宽松的教育环境里得到什么好处。

 

高老师教精读,按照惯例,每次讲新课都要用几分钟,在课堂上讨论与课文相关主题。

 

有一次,课文写到“爱”,高老师问学生:“你们有没有爱的人?”学生回答说:“没有!”高老师大惊失色,问:“你的家人同学朋友,那么多人,你们都不爱吗?”学生仍然麻木地摇头。这时,一个不规矩的学生在台下大喊:“我爱我自己!”全班哄堂大笑。

高老师气得够呛,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楼道里讲给我们听。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你常常站在讲台上,苦口婆心讲了许多知识和道理,而台下的学生多半只是抬起一张半死不活的脸望着你。如果你再问他们几个是非问题,无论问什么,答案往往是否定的。而奇怪的是,下课后,又往往会有一两个学生站在门口,双臂环抱一大摞书,等同学们都走完了,单独和老师交流。

 

这是中国人的内敛,我是这么理解的。没有人愿意当众表达积极有力的态度,我自己也曾经作过那个等在门外的学生,我想,如果直接在课堂上和老师交流,同学们一定会笑我爱出风头。

在这样一个录取分数低于多数大学的三本院校,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学校每天都在向学生推销“成功”的范例,而许多学生却羞于在同伴面前表露对“成功”所作出的努力,深怕一不小心就脱离了“差生”团体温暖的怀抱。

 

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别的老师要幸运一点,因为我教的课程是写作。

不愿直接吐露心声的学生,在面对纸笔的时候,要放松许多。有一次,我讲到日本俳句也可以写成中文、英文,或任何语言。课后,有学生交上来他们自己写俳句:

 

《遗憾》 

夜里忽然惊醒

再梦

已不是你

《暗恋》 

放学后

绕圈子经过你回家的路

邂逅了三场大雨

四户人家的恶狗

都写在小小的纸条上,临时从画满四根横杠的英语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一角。虽然算不上格式标准的俳句,而俳句精简的力量与诗意都有了。

 

第二次上课,我把这两首念给了学生听。不动声色地逐字念完,却仿佛向台下平静地扔了一个炮弹。待最后一个字吐出两秒后,大家才从炮弹中醒来,此起彼伏地张大嘴,说:“哇~~”,声音绵长而温柔,眼镜里发出光。他们懂了。这是诗,这是爱。

 

精读老师看到学生一说“爱”就摇头,真是上了大当了。

 

 

  给父母写一封信
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写信的作业,要求必须写给自己的父母。这个要求,只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投入真实的感情,毕竟父母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一听说给父母写信,学生脸上都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仿佛我就是那个天天追着他们穿秋裤的老妈。我仍然坚持写这个题目,字数不限,结构不限。一节课四十分钟的时间,写满就下课。

教室里四处响起无可奈何的哀叹声,表达消极情绪是他们最擅长的。而最终都还是慢慢地翻开练习册,打开笔盖写了起来。

大概两三分钟后,教室渐渐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埋着头在纸上书写,有人偶尔抬起头,咬着笔杆,脸上露出十分复杂的感情。那种表情已经不同于之前厌恶作文题目的样子,他们偶尔抬起头望向黑板,望向窗外,而眼神却仿佛落进了很深很远的时间之河之中。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尽量不打扰他们在时间长河中的思索。

又过了大概十来分钟,教室里四下传来了擤鼻涕的声音。有的人一边写一边擦鼻涕,有的埋头疾书眼镜红了一圈。还有学生十分体贴,从包里掏出一小包纸巾,自己擦着眼睛,又抽出几张分给旁边的同学。拿到纸巾的人轻轻道谢,擤完鼻涕,继续安静地书写。整个教室里,除了擤鼻涕和鼻头在纸上滑动的声音,再没有别的声响。

这个情况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作业,我也必须在朦胧的泪眼之中评阅。

 

有人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这次我坐的火车改了路线,很多站我都不认识,爸爸你叫我念站名,要抄下来。我嘴里说着“抄它干嘛”,还是知道你是担心我。后来你还偷偷跑去别人家看地图,看我走的路线。…… 

本来你说叫妈妈去送我,后来你却反悔了,说想代替妈妈去送我。妈妈说,“你去干嘛”,你便不在我们面前提起。走前,你一直叮嘱我在火车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照顾好自己。

 

那时我真的很想哭。这就是你,别扭的你,亦如别扭的我。我们都不曾面对面地好好交流过。

 

在这次作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位写信的学生。如同她对自己的描述,“别扭”,她不仅仅在父亲面前别扭,在我的课堂上也显得十分别扭。当我点名夸奖她的时候,她也是向我投以一个“别扭”的微笑,仿佛不愿意接受,又仿佛非常高兴。

 

很多学生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努力掩藏自己的喜悦,如同要掩藏对父母的爱。

有一个学生在信里说,从上高中起,家里就开始为她的学业投入了巨资:

 

……上面注明了:择校。而择校费是一万二,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了我上个高中要这么多钱。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们(父母)脸上竟是欣慰的笑:“还是读高中好,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妈妈的手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拿出那一大摞钱,居然没有一丝心痛。可平时你买一件一百多的衣服都舍不得。

 

还有一个学生写:

 

来这所学校,远远超出了你们的经济范围。家里所有的亲戚都不同意,但你们还是顺从了我,还对我说:“爸妈就不相信他们,你肯定会努力学习,让爸妈在他们面前抬起头的。”
 

传统中国家庭都是相似的,把教育看得很重。大概因为读书进考,就有可能中榜当官,进入政府的官僚系统,从此全家“鸡犬升天”。“孟母三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慈禧太后也在一百多年前宣布废弃了科举制度,但这些“九零后”的父母,仍然对他们在学校考试之中的成绩给予厚望。

三本院校都是民办高校,没有政府拨款资助,学费总是远远高于公立大学。在我们学校就读,不算额外的补习教材,一年的学费大概是一万二,对于许多农村家庭,甚至城市工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每年仍然有许多高考失利的学生,全家东拼西凑要来这里读书。虽然高考成绩从一本二本的线上落榜,对很多人的家庭是重大打击,不过前面还有研究生考试,还有专四专八。我们的学校特别擅长给予学生这样的希望。

 

我问学生:“你们从小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有人说“忘了”,有人说“睡觉”。

说“睡觉”的学生,在一个月后我的古体诗课上写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

 

庭院新雨后落花散风中

家有闺中女

独望墙外松

 

半年前,我在地铁里碰见那个当年给了他59分,在索尼电视销售部工作的学生。

 

他的模样早已不是大二作文写《猪》的那个小少年了。身材还是瘦精精的,头发理得十分干净,条纹polo衫扎在皮带里,言谈举止间神情自若。

 

他告诉我,一年前已经离开索尼,现在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列车上,他抓着扶手,有条不紊地跟我讲述创业艰辛,也不忘向我透露如何选择价廉物美的电视机。

 

他懂的已经比我多太多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景老师、高老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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