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扬

刘宇扬:来上海十年,成了“在地”建筑师|三明治在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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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扬是中国三明治在地文化挖掘计划的导师之一。

刘宇扬是一位建筑师,1969年出生于台湾台东,于美国加州大学获都市研究学士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建筑硕士。求学期间,他师从荷兰建筑家库哈斯,完成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研究。他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并受邀担任2007-08年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策展人和2011年成都双年展建筑策展人。

刘宇扬现为刘宇扬建筑事务所(Atelier Liu Yuyang Architects)主持建筑师,香港大学建筑学院荣誉副教授,上海青浦区规划局顾问建筑师。近年来,他和团队研究及实践的方向,侧重于城市的微观生态性与建筑的在地文化特征,完成的代表作包括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服务亭系列等,在中国及亚洲城市中都具有前瞻性和研究性。

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刘宇扬和建筑与在地的故事。

刘宇扬

刘宇扬

 

文 | 张奕超

刘宇扬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隐藏在上海法租界五原路的一条弄堂里。周边上世纪30年代左右建成的老洋房映衬下,这栋建于90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格两层建筑,显得稍微有点特殊。

刘宇扬的五原路工作室

刘宇扬的五原路工作室

建筑师刘宇扬搬来上海是十年前的事。

2006年秋,天有些凉了,安福路的餐馆还没有那么多,同属法租界区域的高邮路,称得上好馆子的就是吃云南菜的花马天堂。他和几位上海建筑界的朋友聚餐,饭后沿着高邮路走到湖南路,再往建筑师张佳晶位于华山路的工作室走。

“这一段路好漂亮,在上海,要是能待在这个地方就好啦!”

刘宇扬辞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职,2007年初和妻子一同来到上海。刚开始,如他所愿,事务所和家都在法租界里的安福路。兜兜转转,工作室曾搬到外滩两年,后来幸运地找到五原路的房子,又搬了回来。

住倒是一直在这附近。十年来习惯了,刘宇扬喜欢这个地方,加上孩子要读书,搬家不方便。他没打算买车,每天步行或踩滑板车上班,远一点的地方就搭地铁或打车。

上海的法租界是适合步行的社区,与他童年曾经待过的台北有些重叠,街道的尺度刚刚好,原住民很多,像刘宇扬一样的外来人也不少,新兴的小店一家家开,老的很多还在。

刘宇扬人生的前30年一直在迁徙。

他出生在台湾台东,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小时候总是在搬家,住过台湾很多座城市。15岁时他到美国求学,本科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城市学,研究生转至哈佛大学读建筑学。

1997年,刘宇扬协助导师库哈斯完成了珠三角研究项目。库哈斯当时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现在,他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作品是央视新楼。

刘宇扬与库哈斯

刘宇扬与库哈斯

库哈斯挑选了6个研究生,分别从景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经济方面开展研究,注重田野调查、资料收集以及研究本身跟社会学的关系。刘宇扬负责研究1949年到1997年间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团队的研究成果,于2001年正式出版为书籍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阐释作为超大城市群的珠江三角洲背后的运作机制。

毕业后,刘宇扬在纽约 SOM 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三年时间,从设计到施工完成了坐落于曼哈顿中城区的一栋超高层建筑。2001年至2006年,刘宇扬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专任执教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课程,他说,那五年里他相当于自己重新学了一遍建筑学。

对刘宇扬而言,迁徙成了他打开城市的一个方法。童年时因频繁搬家引发的关注城市空间的潜意识,逐渐成为他毕业追求的专业和志趣,并常常能让一个陌生的城市为他提供熟悉感和反思性。

刘宇扬与上海结缘于学生时代。1997年,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建筑学研究生,受哈佛商学院邀请,做一个酒会的现场布置,题目是“上海1930”。

酒会在一个维多利亚式装饰的古老酒店里进行,有我们能想象的高级酒会上出现的觥筹交错和推杯换盏。28岁的建筑系学生刘宇扬知道,在大部分西方人心中,1930年代的上海是充满浮华和歌舞的“东方巴黎”,这正是通常酒会乐意呈现的风花雪月。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1930年代的上海还有伤痛和疮痍。为了满足酒会需要,又能在布置中藏入批判的意识,刘宇扬做了大量阅读和研究工作,搜集到当年上海滩的很多影像资料。

最后他花了一个下午完成现场装置的搭建。粗糙的木板材料和螺栓搭成的装置,放在古典华丽的酒店内,几台老式胶片投影机,将老上海的影像投射在天花板、墙面和地面上,有声色犬马的华丽影像,也有日军占领上海的残酷和底层人物的生活场景,以文字和影像的形式,使参会者直面历史。

以放映机“哒哒哒”的声音为背景,刘宇扬把自己的思索藏在现场布置和装置中,引发人们对“1930年代的上海”刻板印象的反思,而酒会原本的功能性也并未被削弱。

与刘宇扬后来的执教、研究经历和设计、策展项目相比,学生时期的这个项目可能只是一个小小注脚,他也未曾跟大多数媒体提及。

但这成为他建筑师生涯中一次奠定基调的经历。此后的工作中,他总是提前做大量研究工作,用已有的素材的重新组合来传达意义,在一个项目中承载多种可能和批判性,也乐于尝试建筑师的身份以外,在调研、展览、写书等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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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学习和执教经历,也内化成刘宇扬多元的价值观和状态。他在建筑中强调“在地”,希望找到能使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模式。无论做哪一个项目,他都会考虑在地的环境和社区关系。

2003年,他获邀到上海改建当代艺术馆(MoCA),每个月都会从香港飞到上海。MoCA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内,原本只是一幢废弃不用的温室花房,改建后成为上海第一座关收藏当代艺术的私人美术馆,也是刘宇扬完成的第一个公共建筑项目。

moca

MoCA

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地位,改建前后关注度一直很高。改建的过程经历多次变化:业主原本计划改成珠宝展览馆,后来又改成当代艺术馆,施工团队也换过三次。满足业主的需求之余,刘宇扬的设计在很多细节上考虑了MoCA与城市、社区和居民的关系。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人民公园里的老人如何下棋、打太极拳,孩子喜欢在哪里玩耍,并在设计中考虑互动性。MoCA外部空间设计了可供孩子攀爬的斜坡,也没有设置围墙将外部空间封闭,不影响原本公园中人们的活动,因为刘宇扬希望“它是一个生长的建筑,而不是一个外来的建筑。”

 

MoCA外部空间的斜坡

MoCA外部空间的斜坡

 

MoCA建成于2006年,刘宇扬也在2007年辞去教职,搬到上海定居。从学生、老师,再到成为独立建筑师,他说自己像是把学到的咏春拳放到真实的战场上,“打得赢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打不赢,那拳法就只是花拳绣腿,就会被打死了。”

这套“拳法”有些像他的谈吐,带有文人的儒雅和关怀,也有实际的技巧和实用性,涵盖的领域很广,从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厅提供的亭子,到阳朔深山中一处民宿,再到社区公园、工厂、住宅,都有所涉及。

阳朔民宿型酒店“云庐”

阳朔民宿型酒店“云庐”

“我们没成为哪一类建筑的专家,但是疑难杂症可以来找我们,想不明白的也可以来找我们。”

在刘宇扬的五原路工作室里,三明治和他聊了聊他的建筑实践,以及他对在地的看法和思索。

 

三明治:可否介绍一下您做MoCA的经历?
刘宇扬:当时接到这个项目,要改造人民公园里面的温室,做一个展览馆。你要满足储藏、展览的需求,不然做出来的只是个空盒子而已。当满足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以后,作为设计师只要你有敏感度,有根本的价值观,你就会去观察周边的环境,看看老人啊小孩啊,都是怎么利用这个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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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亲民的公园。原本这是个空置的馆,但是周边的公共空间大家都在用,所以首先改造不能削弱了公共性,第二步再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

当时其实主要的建筑已经完成差不多了,我就跟业主沟通,说周边的环境跟我们新房子的气质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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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在沟通的时候要讲方法。你如果跟业主讲公共性、教育性,当时可能这些不是他首要要去考虑的东西。但我跟他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的建筑用了蒙古黑,旁边公园里原本的地砖不好看,有的残破了,跟我们建筑主体不搭,这确实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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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做了方案,找了材料,提了合理的造价估算,业主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就接受了。

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希望在每个细节上都能够完善一栋建筑,比如小孩喜欢在公园玩,我就做个了坡道,让他们上上下下,把功能设施变得有趣起来。

 

三明治:您对“在地”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
刘宇扬:“在地”这个词应该最早是台湾学者提出来的吧,我不是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专家,很难从严谨的学科角度去诠释。如果对比起“本土”、“乡土”,我的理解是它会更中性、更当下一点。“本土”就会产生对立,如果我不是上海人,不是阳朔人、泉州人,我就无法成为“本土”。

 

兴坪云庐度假酒店

兴坪云庐度假酒店

但“在地”会更当下一点,只要你在那里,你就跟这个地方有了连接。就像我们阳朔云庐酒店项目的业主,他出生在东北农村,来到上海成为中产,又到西南农村里做这个酒店。他就像是有一个转钮,一转,就转到农民那个状态,跟老乡们可以称兄道弟了。

“在地”是一个外来者可以做到的,但是“本土”就会感觉有点排他。一个是后天,一个是先天。

 

三明治:您是如何在做建筑设计时,把“在地”和“社区”考虑进去的?可否举一些例子聊聊。
刘宇扬:我们每一个项目都会关注”在地“,哪怕是南京路的那个小亭子,它有点像一个工业产品,我们设计了模型,在工厂制作,现场安装。但是我做的这个设计,就是为了南京路做的,无论它怎么变,它都涵盖了老上海的基因,如果要拿到北京、厦门,我会调整设计。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1

社区是另一个层面。城市是相对更大的一个尺度,建筑师能参与的只是一个局部的层面,真正能影响到的是建筑周边的小社区。

比如我们设计的江桥滨江爱特公园,位于居民区与工厂交界的地方,堆放着大量建筑垃圾及土方,我们想到可以用废弃建筑垃圾填充石笼,形成标志性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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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滨江爱特公园

上海滨江爱特公园

 

它既留住了基地的过去,又活化了“废弃空间”,让它成为周边小区的公共社交空间。所以它也有在地性,但更多地有了一种面向社区的开放性,当然它有一个环保和废弃材料重新利用的主题,也借鉴地景艺术的一些思考。

 

三明治:您怎么看待建筑和社区的互动关系?
刘宇扬: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图。你透过建筑去跟社区形成互动,但是建筑毕竟只是建筑,社区的背后是人。建筑不可能去做到那么多,要透过人的力量去做。无论你房子设计成什么样,这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做的。但建筑还是会对生活在里面的人有影响,或者说,取决于我们希望能培育出和吸引到什么人。对于在这里上班的,来跟我们开会的业主,或者像你们来采访的媒体,可能都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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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房子时,会希望留下这种互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大门是设计成可以完全打开的,在未来有条件的情况下,欢迎大家进来。并且我想避免深宅大院的感觉,不想一不小心就拒人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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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大门退了一点进来,因为快递会在那边按门铃,另外还做了一个虚化的格栅,别人能透过格栅看到你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你离他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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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您怎么看待建筑师这个身份?
刘宇扬:建筑师就像是园丁。花园有春夏秋冬,每个季节你都有需要维护的东西,要除除杂草和害虫,修剪枝叶,需要去照顾它。建筑有时间性在里面,跟你做一个产品,或者一个静态的作品不一样,它不是用来供在博物馆殿堂里的。

园丁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了,一方面你需要不断的照顾它,另一方面,园丁不是主人,你打理一个花园,是要让别人去欣赏的。

看的人和做的人,不一定会是同一个人。做是做,看是看。我做每个项目,当然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但哪怕是自己家,也有家人会去用它。

花园也可以给别人用,观赏也是一种用,他们可以来这里吟诗、作对、喝酒,你作为一个设计师,就像一个园丁,你不要过多地设计到人的行为,设计到他怎么看,这就有点无趣了。我希望做完花园以后,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赏方法。

 

三明治:您做哈佛商学院那个项目时,阅读了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一书,后来您也跟他成为了好朋友。您曾经说过,跟李欧梵教授的交流让您感到,建筑的最终归属是人文。为什么这么说?
刘宇扬: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李欧梵教授也在那边教书,他大我一轮,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不是学建筑的,但是对建筑很感兴趣,还开玩笑说他的建筑都是我教的。我们都是相信人文主义的。技术也好、艺术也好,都是为人活在世界上的状态服务。它是没有办法量化的,要从文化上去看。这是个很本质的层面。建筑的最后是为人文服务的。建筑它当然有它的本体性,有它本身的意义,但是更超脱的一个指向,还是人文。

 

三明治:您会关注中国哪里的建筑?
刘宇扬:我觉得我对中国建筑的了解,也不会超越其他建筑师甚至是普通人。中国的建筑不管是苏州园林,还是徽派民居,我早年没有接触过,学校不教这些,但是你一进去,就会发现它确实不一样。我有个朋友曾经想要改建徽派民居,我进去之后就被震住了。回来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相关文献,有很多学者一辈子在研究这个东西。我只能当一个“非专业的专业者”,只能从一个比较浅显的角度去读懂它。

就像我做过的纽约独立电影展一样,我不是从事这个的,但是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我最近在做泉州一个历史民居的改造。之前我没去过泉州,但那边是闽南文化,有一种跟台湾很接近的感觉,会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泉州民居

泉州民居

泉州民居1

而且它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侨留下的建筑,这些建筑常常是中西混合的风格,又跟上海的租界建筑有相似性。我们去泉州还发现,很多东西是请上海的师傅做的。比如一个很精美的保险柜,上面用英语写着“SHANGHAI”。

写着“SHANGHAI”的保险柜

 

我们相当于是从头学习了这个地方的建筑和文化。

为什么在地恰恰有价值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大城市,或者专业层面上看不到的东西。我所看到的都是凤毛麟角,苏州园林、徽派民居这些大家都知道,而泉州可能一直都不是非常为人所知,我身边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泉州。

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在地计划”更多地开放给二、三线城市,就算在一线城市,也要求是一个街区,把关注点放到更微观的层面,我觉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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