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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香港的新移民:坚守还是回归?|破茧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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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6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4篇文章。作者王丹妮。

文章记录了一群香港新移民的生活。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超过80万像文章中的主人公甄红和媚姐这样的内地人,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民香港。但是生活却并没有她们原先想象得那么美好。在她们的生活中却一直面临着一道难题:是回到内地,还是继续留在香港生活?

 

文|王丹妮

 

移民到香港的前两年,甄红总是和丈夫吵架。

作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每天七点起床,八点送女儿莉莉上学,九点去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收拾家务,下午四点半又得去接她放学,回家还要辅导她功课,等到晚上十点半孩子睡了,甄红才稍微有点时间休息一下。尽管现在住的这个十平米的房间从未真正地给过她轻松感和安全感。

那天等莉莉睡熟了,甄红挨着丈夫躺下,轻柔地问他:“要不然考虑下搬回内地吧,我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又说这个!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肯定不会回去的!想回内地生活啊,下辈子别找我这么个香港老公咯!”

甄红强忍着委屈和愤怒,一把将头蒙进被子里偷偷地流眼泪。“来香港之前我从来没想过生活会是这样,我真的好怀念原来的日子啊!”

甄红今年30岁,五年前嫁给一个香港男人之后就从广州移民到香港。各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让她有些承受不住了,她想回家。

同为新来港人士的媚姐也一样,想从压抑的移民生活里逃出来。“家里有山有水,虽然种地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活得轻松啊,”每天夜里等两个女儿睡着了,媚姐经常翻出原来的照片看看。

媚姐今年38岁,为了照顾在香港上学的两个女儿,她在2014年的时候从广东清远市郊的山里走出来成为了香港新移民。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媚姐好不容易以较低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八平米的房子,勉强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超过80万像甄红和媚姐这样的内地人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民香港。

1997年回归以来,愈来愈多中国大陆居民,通过香港子女、配偶团聚、照顾无依靠父母、亲属或继承产业等方式来到香港。以这类原因申请移民的居民需要申请单程证,在指定日期出境后,他们便无需再申请延期居留。

拿了单程证,跨过深圳罗湖口岸,在香港居住七年之后他们就能成为永久居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人还对香港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想象: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派繁荣。不少内地同胞千方百计奔向香港,只为成为一名香港人,享受这里的自由宽松环境和医疗福利、财富机会、低税率、健全法制、优良教育资源。

之前,每年超过5万个的单程证名额过去几年都几乎早早用完。因为名额限制,嫁给香港人的内地女性一般得轮候四到五年才能申请到证件。有些内地中介甚至开启了代办单程证的业务,一纸证明的价格飙升到三十万人民币。然而近两年,申请来港的热度持续下降,每年几乎都有1万多个额度剩余。

高昂的生活成本,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以及日渐撕裂的中港关系,让有移民意向的内地人望而却步,也让已经拿到单程证的新移民倍感挣扎。

 

劏房

甄红的移民申请在五年之前和一位香港男人成婚之时就递交了。

现在,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2平米的房子里,厕所、厨房、卧室全都挤在一起。甄红在家的时候都会在门口的地下放了一小截木块用来抵住门,“这样敞开一点还能透透气啊,散散油烟啊。”房间里没有窗户,如果不开条小缝根本没法通风。

门只有半米宽,被紧紧地夹在厨房和厕所中间。进门左手边有一块不到一平米平台,上面放着一个电磁炉还有一些调料,勉强算是厨房。右手边紧挨着的小隔间就是厕所。

厨房那侧的墙边并排摆着洗衣机冰箱和柜子,贴着厕所的那面是一个窄小的壁橱,上面摆放着一个电视,客厅与房间的隔断墙边紧贴着一张一米长30cm宽的暗红色沙发床。我刚走进甄红家的时候,她马上先我一步过去把沙发床折叠收起来,这才有了点空间放下一个小板凳和折叠桌。

那天买完菜回家,甄红就开始给女儿煲止咳汤。厨房太小放不下汤罐,她就把插头插在客厅电视柜一角的插座上,瓦罐汤锅放在厕所的地上。上厕所的时候,门被电线卡住关不上,只能将瓦罐挪动到坐便池边上将电线贴着门框才能勉强关上门,上完厕所再把瓦罐和电线挪回原来的位置。坐便池旁,瓦罐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响,蹭蹭地冒着热气。

甄红煲汤的时候,隔壁房间不时传来讲话声,听得很清楚。原来,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紧贴着其他三个类似的隔间。原本70多平米的房子被房东隔成四个单独的房间分别租出去,每家都收5600港币的房租。

甄红家住的这种房子叫做劏房,这是香港土地和房价高压下的畸形产物。

这个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无法承载近800万的人口,所以香港的房屋问题一直都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房东们会把房子分隔成三间甚至是四间,然后再单独出租,这就是劏房,类似于内地所说的房中房。

这种分割出来的房子面积一般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几平米,但一个月的房租却仍然高达三千到五千港币。大部分劏房没办法通风,几家人共用一个狭小的出口。有些业主甚至将用作火灾逃生的后楼梯也“充分利用”,一旦发生火灾,租户将会面临逃生无门的境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劏房的做法就开始蔓延。到现在,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繁华背后,劏房已经成为一种羞于提及的常态。全香港大约有20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水平较低的新移民。

媚姐家住的劏房比甄红家更小,只有8平米。房租一个月4700港币,这在香港已经算不错了,但对媚姐一家来说仍是沉重的负担。

媚姐在老家有一个儿子,后来又怀了个女儿。迫于计划生育政策,媚姐在2003年跑来香港来生下了二女儿,之后又在香港生下了小女儿。为了照顾儿子,媚姐那时候根本没想过移民的事,留下两个女儿交给七十年代就搬来香港的母亲照顾。

但是随着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二女儿也慢慢进入了叛逆期,经常和外婆发脾气。为了照顾母亲和女儿,媚姐在2014年2月拿到单程证来到了香港。“儿子大了,现在能跟着他爸一起做事,我也就不用再操心了,现在女儿们更需要我。”

搬来香港后,没读过书的媚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一家人只能靠政府和亲戚朋友的支援过日子。这间劏房也是在朋友介绍下才租到的。房子很小,一张二手的上下铺床就是室内活动的中心,两个女儿吃饭看书写作业全是在床上。

“我都不能邀请幼稚园的小朋友来我家玩,因为房子太小了,”小女儿很难过,因为这个还哭了好几次。

媚姐一边安慰女儿一边叹气,每次这种时候她就会想起山村里那栋老房子。家里有四个房间两个大客厅,门前是一片空地种了两颗桃树,后面还有个院子种了些自家吃的菜。在老家的时候,她似乎从来没有因为房子太小而操心过。

对于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来说,政府提供的公屋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公屋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价格相当于私人楼宇租金的三分之一,租户还能享受各种公共设施。但是公屋只有香港永久居民才可以申请,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以及长年的等待才有可能住进去。

甄红一家三口是2014年申请公屋的,到现在仍遥遥无期。媚姐也对公屋不抱希望,只是托朋友找找看有没有更便宜更合适的劏房。

“好多人等了七八年还没住上楼,我们就更没希望啦,我们才等了两年!”当甄红问房屋委员会大概什么时候申请才能批下来,工作人员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这个十平米大的劏房里毫无期盼地等下去。

 

异乡

来香港之前,甄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期待。早些年,大陆人对深圳河另一边的生活都有着无限美好的想象:国际化大都市,东方之珠,花花世界。甄红听朋友说过,香港工资很高,社会福利也很好,看病、上学都不用花钱的。

来到香港,她才发现一切都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甄红是广东人,会讲粤语,但和香港的粤语还是有口音差别。“香港人讲话经常夹杂着英文,我又没学过听不懂啊。”再加上不会写繁体字,甄红觉得在这里很难和别人沟通,找工作就更难了。找不到工作没办法拿到朋友口中的“香港高工资”,她只能在这里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

除去做家务照顾孩子,剩下的空闲时间非常零碎。在这种情况下甄红很难找到工作,只能偶尔挤出点时间做做兼职补贴家用。有时候她会去商场做做促销,有时候也能找到按小时算的家政工作,“去化妆品店或者服装店做导购最好啦,工资不低工作也没那么辛苦,但是我每天时间那么零散做不了这种咯。”甄红对此感到十分无奈,却也只能接受。

对甄红来说,家庭主妇这个身份让她感到羞愧。“没有工作,你的朋友会怎么看你?你的家人会怎么看你?你的公公婆婆会怎么看你?”

因为这个事情,她已经和婆婆发生了多次争执。之前甄红是和丈夫的家人一起住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一家三口就搬出去住了。刚刚搬出去的那段时间,婆婆总是不打招呼就跑到他们的新家,经常一大早就来拍门。一进来就嫌弃家里打扫得不干净,这样摆不行那样不对。

本来为了避免争执才搬出去没想到依旧如此,甄红借丈夫之口让婆婆别再来找麻烦了。这却激怒了婆婆:“这是我儿子花钱租的房,你吃我儿子的,用我儿子的,凭什么不让我来!”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这让甄红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点一点地瓦解,现在一谈到自己家庭主妇这个身份,深藏在心底的自卑感就会一下子奔涌弥漫开来。

嫁到香港来之前,甄红是个自信的女人。那时候她在广州经营一家内衣店,虽然赚不了特别多钱,但至少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能够基本保证经济独立。“我知道家庭主妇也做很多贡献,付出很多牺牲很多,但是赚不到钱你在这个家就没有地位啊!”

媚姐没怎么读过书,在香港找工作就更加困难了。刚拿到单程证的那两年,她托朋友帮忙找了个清洁工的临时工作。每天上午给女儿们做好饭送她们到学校之后,媚姐就得立刻坐半个小时的地铁赶去工作。下午四点,刚刚忙完工作的她又得马不停蹄地赶去学校接女儿放学。

今年年初的时候,媚姐的旧病腰间盘突出又复发了,她只得辞去清洁工的工作。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媚姐一家现在只能靠亲戚的帮助和政府的补贴生活。学校对低收入家庭有优惠政策,两个女儿上学基本没花什么钱,但其他的生活开支仍是不轻的负担。

上个星期,二女儿放学回家很开心地告诉妈妈她成功申请到了去台湾交流的机会,学校会出一半的钱。媚姐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还有一半的钱要交啊,去哪儿借钱好呢?她微笑着看着兴高采烈的女儿,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儿。

前几年,媚姐一直在内地照顾儿子,都没怎么好好陪过这个二女儿。来香港之后女儿对她的态度一直不太友善,经常发脾气。母女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吵架。

长期缺乏妈妈的爱,正处于青春期的二女儿变得更加叛逆。“我根本不读书的,反正妈妈也不管我。”上中学以来,她的英语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学校老师已经找媚姐谈过好几次话了。

看着女儿对台湾之行充满期待,媚姐实在不忍心告诉她自己付不起剩下的那一半钱。长期不在女儿身边,媚姐觉得自己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等女儿出门后,媚姐翻开电话本,试图再找亲戚朋友借点钱。

住在逼仄封闭的劏房里,媚姐感觉到无形的压力,她觉得有点撑不下去了。但是为了孩子继续在这里接受更好的教育,她没有选择。

尽管在香港住了好几年,媚姐和甄红都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异乡人”。走在街上,甄红常常会觉得旁人会投来异样的目光,去市场买菜的时候她也不怎么敢还价,给了钱就走。“新移民”这个标签总让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挣扎

自九十年代起,中港之间联系愈加紧密,矛盾也就愈加剧烈。在这种撕裂的关系中,新移民家庭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原本就不轻松的生活因为这些社会舆论压力而变得更加艰难。

港媒中的新移民家庭形象,总是与好吃懒做、依赖社会援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们俨然成了社会包袱、资源侵占者、Mr. Trouble。反内地孕妇来港生子,反内地人到港抢购奶粉,认为内地人是来抢占香港资源的“蝗虫”……这些极端的言论让新移民感到很痛苦甚至是愤怒。

“很多人觉得我是为了拿香港身份才和香港人结婚的,真的不是啊!”面对这种误解,甄红很难过却又无可奈何。五年前她通过亲戚的介绍认识了这个男人,彼此觉得条件都比较符合就在一起了。结婚的时候甄红没有考虑到那么多现实问题,只是觉得这个男人不错就嫁给他了。谁知道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桩中港婚姻将各种问题和麻烦带进了她的生活。“当时想得真的太简单了啊!”

媚姐虽然没有真的经历过歧视,但身边的新移民朋友说的多了她也觉得会有些不舒服。和香港家长交流时,她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招惹人家讨厌。

为了消解中港之间的各种误解帮助新移民更好地适应新生活,NGO做了很多努力。政府和NGO发布了很多数据来证明新移民并不是香港近年来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歧视内地的言论和思想一直存在·。

面对现在大陆与香港在经济政治上的各种交融和撕裂,香港人处于一种绝望与迷茫的状态,他们只能在抵制来自内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试图重新界定身份认同。

何先生是媚姐的邻居,两家关系很好,有时候媚姐没时间去接孩子他也会帮忙。但是一谈到大陆移民,何先生就会满脸厌恶:“就是他们来跟我抢政府补贴强公屋啊,搞得我现在这么辛苦!”但是问道为什么和媚姐关系那么融洽时,他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不一样啦,阿媚人很好的,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知道。其他的内地移民才讨厌!”

“关于现在这种矛盾的局面,有些人接受不了一些复杂的经济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的说法,就片面地将矛头指向新移民,在对立中加强自我认同感。更可怕的是有些独立派会利用这种排外的情绪来论证自己的立场,这样是推波助澜,让新移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香港关注基层住屋联系的组织干事何智聪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社会歧视状况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

所以四年前,甄红决定一定要在香港生孩子。那时候她刚来一年,居民身份证还没批下来,不能去公立医院。甄红和老公商量了下,决定狠下心来花10万的床位预约费在香港的私立医院把孩子生下来。

“这样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居民身份了,我不想她像我一样是新移民。”

 

 

抉择

最近几年,来自内地的新移民数量持续下降,已经搬来香港的人也有诸多不适应的情况。有港媒报道称,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内地新移民不适应香港生活的情况,公安部正计划推出“返回机制”,让他们可以放弃香港身份,重新申请内地户籍。

媚姐有个朋友已经做好了回内地的打算,她说等孩子大一点就交给香港的亲戚照顾,自己回内地找个工作。

前几年,媚姐尝试过把女儿带回老家,打算一家人在内地生活。但是两个女儿从小生活在香港,完全不能适应。二女儿还能说几句普通话,小女儿则完全不会讲。在老家住了不到一年,媚姐还是决定带着两个女儿搬回香港,“我希望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要像我一样什么都不懂。”回到香港之后,媚姐再也没提过要回去的事,只是偶尔会翻出老家的照片,呆呆地看上好久。

刚开始,甄红也有回去的想法,但现在她提得越来越少。“都来了这么多年了,回去说不定也不适宜了。更何况老公孩子都在这里,总不能长期分隔两地吧!”

香港社区协会组织的干事施丽珊从事新移民帮扶工作很多年了,她说很多新移民在这边都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后悔的情绪每个人都有。“但她们都很坚强地去克服啊,毕竟后悔也没用,不可能带着一家人再回去。”

为了更好地适应香港生活,甄红在香港社区协会组织那里报了很多课程,有打字课,英文课和家政课。她打算等女儿上小学了就出去找工作赚钱,这样经济压力小一点生活也会好一些。再等几年,等公屋批下来就更好了。虽然现在情况还是很糟,但她愿意再撑几年,熬过去就好了。

去年七月,甄红拿到了香港身份证。只要待满七年,她就能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香港人,但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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