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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计生三十年,我如何走出被扭曲的人生|破茧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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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8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6篇文章。作者温晓薇。

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已过,而很多人因之的伤口却未完全痊愈。当年,很多人家里为了要生一个男孩,想尽办法“逃计生”。温晓薇的这个故事就是身为一出生就被爸妈对外宣布“夭折”的秘密女儿和母亲之间逐渐达成的和解的长期故事。当二孩政策出台后,这一切更加让人无从感慨。

 

文|温晓薇

 

“秘密糖果”

 

妈妈年轻时很美,爱唱歌,爱跳舞,还是个“有单位”的人。村里人常说奶奶有福气,儿媳这样好。才三四岁的年纪,我已听懂了大人的夸赞,内心很骄傲。

可妈妈到底长什么模样?那时的我脑中像玻璃蒙了层水雾,映不出她清晰的脸庞。我很难见到妈妈,只有过年,她才来我住的地方。因此,我总是从每年元宵一过就开始期盼除夕。

妈妈回来了,我躲在奶奶身后,怯怯张望着。妈妈端着碗追着弟弟喂饭,我远远跟在身后。妈妈用普通话一句一句教弟弟背唐诗,那声音像夏天的雨点敲打瓦片,噼啪噼啪欢快跃入耳中。我只会方言,一个字也没听懂。

我最喜欢拿着爸爸读过的教科书,指着插图给爷爷编故事。爷爷总夸我故事讲得好。和爷爷不一样,书里的字妈妈都认识,她一看肯定知道我在胡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讲。

妈妈也会夸我。她让我辨认晾衣杆上哪件衣服是谁的,我都答对了。她的眼睛眯眯笑成两弯月牙,夸奖的声音折得高高低低,就像村口那条青石小径。可我不敢直视她,目光撇向屋檐。一只黄褐色的小蜘蛛在墙角上下左右来回轻快移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轻轻晃动着。

我身上的毛衣毛裤构图也很精巧。穿着毛衣毛裤在村里晃悠,我经常会被姑姑婶婶表姑表嫂之类的年轻女子拦下:这花样好看。你站好,我看下针法。我定定站着,仰起脸,说:这是我妈妈织的。虽然我从未当面喊“妈妈”,可这两个字我早已暗暗喊了千百遍。

妈妈是编织高手。我喜欢帮她盘毛线,那是我距离她最近的时刻。我双手撑着线圈,左一下右一下放线,妈妈快速捋着线,呼呼盘进手心。毛线一点一点从我掌间溜出,快速在她手心成团。

时光很慢,悠悠地在身后团成记忆。终于盼来了长大:我可以上学了!这样离妈妈近了很多。

爷爷奶奶带着我从老家离开,下山寄住在三姑家。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妈妈教书的学校,但是到寒暑假,爷爷奶奶总会把我送回到镇上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家里,住上一阵。

可以经常看到妈妈了。她有漂亮的脸蛋、白白的皮肤,留着烫卷的短发,身着利落的套裙,正式出门前的她亭亭然如一株木棉。

然而这美丽的模样并不是常态。

很多时候,她总在忙。她忙着搬砖头、忙着砌围墙、忙着布电线、忙着刷油漆……她穿着旧衣服,带着工人的白色手套,蓬头垢面的样子占据大多数时间。

她一直在忙着装修镇上的这栋房子,并没对我的到来投以多一分的关注。

我只能和弟弟玩。

弟弟有很多玩具,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弟弟有一台小霸王学习机。这是他考第一名的奖品。那个学期,跟他同年级不同校的我也考第一名,分数比他还高,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弟弟教我玩电子游戏。《超级马里奥》、《疯狂坦克》、《魂斗罗》……不论哪款游戏,他总能轻易通关。可我总笨手笨脚,控制马里奥跨越障碍这样简单的动作,我也神情严肃、全身随之上下晃动,仿佛自己是个木偶控线人。

我还笨嘴笨舌,喊不出“爸爸”、“妈妈”这两个词,似乎总要把“baba”、“mama”的发音闷闷吞进喉咙里。我不敢像弟弟那样撒娇,不敢缠着妈妈讲故事,我不能跟着妈妈一起上街,我不能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在楼下玩……

对了,为应对不速之客,我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逃窜技术”。

每次全家人围坐餐桌吃饭时,我总要竖着耳朵时刻关注着院子里的动静。一旦有陌生的脚步声或咳嗽声朝门口接近,我就熟练地收起碗筷、抹平餐桌上的残渣、提着自己的鞋子溜到楼上。待客人推门进入时,我已气定神闲地趴在楼板上听着大人们在楼下交谈。等客人离去,我才能下楼完成我那被中断的用餐。我最恨那种一聊几个小时不肯走的客人,那样,我常常要被饿得头晕眼花。

哪怕有这样那样忧伤的时刻,我还是很高兴能在爸爸妈妈身边,仿佛手心里牢牢拽着一颗甜甜的糖果。就算不能剥开糖衣大快朵颐,闻一闻香甜的气息,也能让人感到满足。

遗憾的是,大人的心里总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无法也没有时间理会你手握一颗糖果的秘密喜悦。

8岁那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看了一阵春节联欢晚会,我和弟弟争着跳上爸爸妈妈那张漆成枣红色的大床,央着妈妈讲“年”的故事。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热热乎乎,这是我梦想中的过年方式。或许是这欢愉气氛鼓舞了我,我第一次大胆要求妈妈讲完一个故事讲另外一个。妈妈居然答应了……那晚什么时候睡着,我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在那张枣红色的大床上。我被偷偷抱回爷爷奶奶房间。像被人抢走珍藏很久的的一颗糖果,我却无能为力。委屈充满了整个胸腔,我“哇——”地爆出了哭声。

哭声引起了大人的不快。奶奶皱着眉,解释说爸妈的床太挤,小孩子在哪里睡不都一样。妈妈怪我不懂事,说大年初一哭会招霉运。爸爸则上前直接赏了我一脚。

除夕夜的欢乐像灰姑娘的子夜舞会,天亮时突然都还原成冰冷的现实。我抹着泪,好希望有谁能够过来抱抱我,哪怕只是摸摸我的头也好。可是没有。

在大人的呵斥声中,我一点一点把哭声咽了下去。

 

我是谁?

 

“不要跟同学闹别扭,咱们在这,头顶的天,脚下的地,那都是借的。”在三姑家读书的那段日子,奶奶反复告诫我。

我“哦哦”应着,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这谁家孩子啊,长这么大了。

——我大妹儿(我大姑,她嫁到外地,在三姑家很少人能见到她)的闺女。哎,这年轻人啊,孩子太多看不过来,就都丢给老太婆。

我是大姑的女儿。我心里重复着,记下了。

没过多久,我又多了一重身份。

可以给你报户口了。大约10岁时,有天爸爸兴冲冲回来告诉我。

其实,我不知道“户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大人们嘲笑我没有户口,他们叫我“黑户”,说公安局一旦发现就会把我抓起来。听到爸爸要给我报户口,我激动得想立刻冲出门去、挨家挨户宣告:我再也不怕被抓起来了!

填户口信息时,爸爸记不住我生日,填错了。可我依然很高兴,毕竟户口簿上爸爸妈妈都不对,生日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户口簿上,我的身份有点绕:我是舅公家的女儿。

爸爸说,舅公夫妇没有生养,我变成了他名义上的养女(读高中之前,我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落户他们家只是一个说法)。

感觉脑回路还没捋顺,学校里就来了一拨大人物,问了许多关于我的身份的问题。大约就是我父母是谁、我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关系以及家里的各种亲属关系等问题。

我抬头盯着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一一按照他们的问题作答,仿佛在做一个“我是谁”的角色切换游戏。

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并不难。亲属关系如同一张蛛网时刻罩着我,我很清楚在不同的位置上,自己与网络上其他人的关系。

“市教育局派人到我们班调查时,你女儿应答如流。”事后,班主任似乎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还在妈妈面前夸奖我。看来这些大人物在我这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

我不在妈妈所在的学校就读,但我们在同一个以镇为单位的学区。我的很多老师都和爸爸妈妈共事过,他们知道我是谁。

在三姑家住了7年,我要到镇上读初中了。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二姑家的表弟表妹(二姑和姑父外出打工,把表弟表妹交给奶奶带)住进爸妈镇上的家里。孩子多,正好可以掩藏我的身份。

第一次真正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紧张又兴奋,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镜子练习和爸爸妈妈说话的表情、语音、语调。虽然我已经会模仿弟弟故作轻松地叫他们“老爸”、“老妈”。可一开口,不出两句,我又窘态毕现。为掩饰内心慌张,我总急着一口气把话说完,语气又急又硬。

这个阶段,我已经过了听故事的年龄,再也没机会躺在她身旁。不知什么时候起,妈妈已习惯从衣服店给我们买机织的毛衣,而不是手工编织,我也因此没有机会和妈妈合作盘毛线。妈妈总是忙忙碌碌,而我跟她之间连接的管道似乎慢慢都被切断了。

我得表现得比弟弟好,证明我不比弟弟差。我暗暗在较劲。我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弟弟,所以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如果自己变成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就会注意到我,会给我更多耐心和时间。

在课余时间,我和同岁的表妹春天主动帮奶奶洗碗、周末整理每个人的房间、洗全家人的衣物。在成绩上,我甩开了一直跟我齐头并进的弟弟。我在全年级500多人中稳居前三名,而弟弟一直在三五十名间徘徊。

然而,我的努力并没有预期的收效,相反,或许我太过让人放心,妈妈把所有的关心或操心都给了弟弟。

妈妈偷偷给弟弟买好吃的,偷偷给他买课外辅导书,然后让他用塑料袋包着、藏在我不易找到的角落里。妈妈背着我给弟弟打气:你要超过姐姐。你是这个家、是妈妈所有的希望。

不巧的是,这些都被我发现了。我像一只被逐出雁阵的大雁,哀嚎着找不到归属和方向:在山上的老家,大人经常说我是被爸爸妈妈遗弃的“黑孩子”,寄住在三姑家7年,奶奶告诫我,我们在寄人篱下。回到自己家,我发现这里还是没有我的位置……

弟弟是这个家所有的希望,那我是什么?偷藏吃的、偷买辅导书,是把我当贼防吗?

我当面质问妈妈。

我哭了,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

我指责她重男轻女。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都有“重男轻女”的情况:爸爸那一辈的男孩子,大多都上过学识得字,而女孩极少有机会读书。男女都下田地干重活,可家里难得的白米饭和肉一定是先就着男人吃……但我依然感到不公平,甚至怨愤。我语气激烈,几近嘶吼。

妈妈几乎接不上我的质问。

她哭了,也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倾泻而出。

她怪我没良心。她说她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她说这些年,她每天都在承受着计生政策带来的高压,每天都吃不香睡不安。

母女俩吵作一团,哭成一片。爸爸下班到家看到这情形,脸色瞬间暗了下来。他从腰间解下皮带,往我身上抽。

皮带所及处火辣辣地疼。进入青春期的我却犟得像头牛,梗着脖子喊:打死我算了!

表妹见爸爸又要举起皮带,赶忙上前拦住爸爸,搂着我别进了卧室。

我和表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她抱着我,也哭了。

我要去跳河。我说,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不管我在老师同学眼里多优秀,在爸爸妈妈眼里,我永远不如我弟。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表妹搂紧了我,大哭。你要跳河,我陪你一起跳。

我俩哭累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歪在地板上睡着了。

天黑时,奶奶砰砰砰地敲门,唤着我俩的名字。

楼下食物的香气悠悠地从木门门缝里钻了进来,缓缓飘入我们的身体,像解药一般唤醒我们已经迷离的意识。我头疼,手臂疼,肚子饿。

一个对食物还饱含欲念的吃货,在死这个事情上注定是要认怂的。

站在桥头上,我想纵身一跃,好让爸爸妈妈永远痛心。这样,或许我就可以永远停留在他们心里。

可最后,我还是转身回家。出生前就跟死神“擦肩而过”、出生仅三个月,我被宣布“夭折”,或许“死”在爸爸妈妈眼里也并不是多大的风浪。想到这,我觉得我或许不应该死。

 

僵局中的弃子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特别严。记事起,村子里就有很多人在“逃计生”。

为了要个儿子,这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计代价。

有人四处躲藏,计生人员逮不着人,就砸开门,进入空无一人的房子,捣毁里面的家具。

有的人不幸被抓,不管孕周多大,往往都被强行流产。记忆中,我三姑就曾为拼第二个男孩四处躲藏。距临盆一个多月时,她还是被逮住了,在一个黑洞洞的夜里。第二天传来消息,流掉的是个男孩,出来的时候还会哭。那一夜,她的哀嚎像一道血口,时常把我的梦境染成殷红。

有的人逃了很久也没生着儿子,只能接着一次又一次历险,生下一个又一个女儿,然后一个又一个地送人。

有的人很快就生下儿子,回到家里喜气洋洋,在堂屋里摆满猪羊鸡鸭瓜果酒茶,焚香感谢祖宗庇佑。如果他们再交点罚款,生活又可以恢复风平浪静。

在福建东部的偏僻山村里。生个儿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很多人一生都在为儿子而活。很多老人闲聊时都会感叹,“等儿子讨了媳妇、起了新房,我这一生的任务就完成啦。”如果没有儿子,那这个家庭基本就成了村里的“隐形人”,谁都可以忽视他们,都可以嘲笑他们。

我的爸爸妈妈也为要个儿子,“逃计生”。

我出生三个月后,爸爸妈妈对外宣布:头胎女儿夭折了!次年腊月,弟弟降生,家里很快多了一张《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我的出生在大人的预期之外,我的性别更与他们的期待相悖。他们告诉我,妈妈怀我的后期患上严重肝炎,打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可是我还是顽强地、健康地出生了。

母女平安,还没来得及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欣喜,立刻把一个尖锐的难题甩到全家面前。

生个女儿就等于“断后”了。读再多书、有再体面的工作有什么用?伯公这句话刺痛了爷爷奶奶,也刺痛了爸爸妈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没有再生个儿子,我将愧对列祖列宗。爸爸说。

再博一个男孩,意味着必然要超生。可这是一条红线,会让爸爸妈妈丢掉工作。妈妈说,家里太穷了,他们需要这份工作。

爸爸妈妈分别是自己家里的长子、长女,都担负着家里的经济重担。他们俩参加工作后还都把自己的弟弟带在身边读书、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时家里还背着巨额债款。在我出生前爸爸为朋友做保贷款,后借款人不幸遇害,所有贷款和利息让爸爸背了上万元债务(当时爸爸月工资53元)。一旦没有工作,这个家肯定要被击垮。奶奶说,爸爸差点因还不上债而轻生。

工作不能丢,毫无疑问。作为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读书人,所有人都对爸爸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生长于山沟沟,经历过贫穷和大饥荒,爸爸比谁都渴望抖落裤腿上的泥巴。丢了工作回去当农民,那比夺去他生命更加可怕。

妈妈和爸爸一样渴望出人头地。妈妈小时候,算命先生说她是“乞丐命”,所以外婆一直看不起她,甚至不让她上学。在校长多次家访做工作之后,外婆才勉强让妈妈完成中学学业。文革结束后,老师不断到外婆家游说,妈妈这才获得机会去补习并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她太渴望逃离外婆了。第一次高考,她就直接报考南京大学。最终,分数差了7分。

“我要是再考一次,我相信我能考上。”妈妈后来时常做这样的假设。可外婆终于再也不给她机会,要求她进入当时的国营蜜饯厂工作养家。

妈妈做了最后的反抗:她去一个小学当起了民办老师。

之后妈妈结识了同样当老师的爸爸。跟爸爸定亲后,妈妈在婆家的资助下到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所中学,这才算是捧上体制内的饭碗。

工作不能丢,又不能没有儿子。爸爸妈妈几乎陷入绝境。

“把女儿藏起来。”妈妈的同事、闺蜜芬阿姨提议道。

芬阿姨此前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可她坚信多要一个孩子是值得的。作为一个挑战“红线”的失败者,那些年她没少总结自己失败的技术原因。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爸爸妈妈面前的僵死棋局被激活了。弃车保帅,总要选择一条活路。我就是那个被弃的棋子。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婴儿夭折并不鲜见,加上妈妈孕后期得了严重肝炎,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说法简直天衣无缝。

于是,我出生三个月后被抱回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其实,村里人如果第一胎是女儿,是允许再生一个的。可他们说爸爸妈妈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是“有单位的人”,只能生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个规则要这么设。

爸爸可以有六七个兄弟姐妹,为何爸爸只生了我跟弟弟,就算超生?

为什么这个规定还对我的爸爸妈妈,和对村子里其他小孩的爸爸妈妈限制的标准不一样?

难道“有单位的人”犯了什么错?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大人提起爸爸妈妈“有单位”,语气明显是羡慕的,没有感觉他们犯什么错。甚至还有长辈说爸爸妈妈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可为什么“有出息”的人不能生两个孩子,普通的人反而可以?

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只告诉我一个可怕的事实:爸爸妈妈现在超生了,如果我被人发现了,他们就会被直接开除,甚至会被抓起来坐牢。他们还说,如果被抓去坐牢了,爸爸妈妈连过年都回不来了。(长大后跟爸爸求证,没有“坐牢”一说,系乡里大人误传。)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有“查计生”的风声,我就领命挨家挨户“封口”,央求每一个乡邻不要泄露“我是我爸妈的女儿”这个秘密。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出生,爸爸妈妈直接生弟弟,那该多好。

为此,我常常讨厌我自己。

可是我不希望别人讨厌我,我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尤其是爸爸妈妈的爱。但现实总是让我很失望。

初中三年,我跟妈妈争吵的次数很多。

最初的争吵是因妈妈的“偏心”,我感到委屈和愤怒。后来,我竟有些上瘾。我想通过做“好孩子”引起她注意,可是这个想法行不通。当我说混账话时,她的反应很激烈,她会泪眼婆娑地絮叨过往的种种。这让我内心生出一点近似变态的安慰:她还是在意我的。

后来,争吵成了我面对妈妈最舒适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她把精力投在我身上了,而我也不会因为跟她说话感到慌张。

 

“有污点的人”

 

“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怀飞飞的时候一天假也没敢请,也不敢去做产检。后来我偷偷找一个接生婆,摸了摸……”直到现在,妈妈一提起心惊胆战的日子,总喜欢叙说她怀弟弟时的情形。她认为,弟弟现在性格软弱,主要是因为她怀他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

这样紧张的日子到我们读高中时达到了顶峰。“县计生委要求我们做亲子鉴定。”妈妈说着,仿佛脚下马上要踏向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面部表情僵硬,双眼圆睁。

夜里醒来,我经常发现妈妈房间没人。后来,她告诉我,她整宿绕着县城的马路不断奔跑,以此消解内心的愁苦和不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人劝诫妈妈,你有一对漂亮的儿女,别人花几百万也买不到,你该知足了。你是个女人,在事业上就不要那么卖力了。

妈妈听到这总是很不服气,女人怎么了?我的能力和责任心摆在那,要的也只是是一份基本的认可。这难道很过分吗?

爸爸称评价妈妈,一辈子愣是活成了“教科书”。为人正直、坚守原则、任劳任怨,这些词随便拎出哪个,她都担得起。

在他人眼里,妈妈的卖力有点冒傻气。有几个亲戚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报道后,都跟她开玩笑:如果没有多生一个,你的事迹早可以上《新闻联播》了。

虽然他们的口气带着戏谑,但我并不怀疑这个可能性。看了几期报道,我觉得妈妈和那些主人公确实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品质,尤其那种被人视作“傻”的韧劲和付出。

妈妈也很为自己的教学成绩感到骄傲。按自己的成绩,早在二十年前,就够格评高级职称了。这是她的一个心结,也是引发被人举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她一开始申请评定高级职称,举报信必定随之而来。

就因为多生一个孩子,一辈子得背着一口“黑锅”。这让遵规守纪(除了计生这一条)的妈妈感到万分不解。

这计生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说是控制人口,可在农村任教一辈子的她根本没见到几个独生子女。农村人口那么多,不控制这大部分,光控制少许有工作的人,这有什么效果?

计生政策除了说少生,不是还强调优生吗?可有学历、有工作的人要求只生一个,农村越穷越生得多,这跟优生的初衷真的吻合吗?

“真的把我开除了,可我依然还是有两个孩子。改变的只是学校里少一个真正热爱学生的老师,多了一个干农活的妇女而已。其他人想生的照样生。这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影响呢?”

与妈妈不一样,爸爸比较随遇而安。得了儿子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有了“污点”的人,在事业上,他只求稳,绝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

生命力旺盛的妈妈在释放她的能量时,不得不成天担惊受怕;爸爸变得“不思上进”,这样反而能换来些许安宁。

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高中那三年,妈妈一下子老了好多。

她鬓角有丝白发往外直冒,她的大眼睛下方垂着大眼袋,黑眼圈越发明显,她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松弛发暗,整个人都充满了更年期的焦躁与不安。

除了不断有人盯着她超生的事情,弟弟进入叛逆期,也让她操碎了心。

那段时间,我在妈妈眼前活成了“隐形人”。妈妈给我和弟弟的住所打电话,从来不问我的情况,甚至包括寒暄式的“你吃了没?”都没有。她的电话永远又直又楞:“让飞飞接电话”、“飞飞回来了吗?”

我开始有点讨厌我弟弟,拒绝给他洗衣服、做饭。有次生气,我还朝他泼酱油。弟弟对妈妈各种乖张、叛逆,对我却默默予以包容。

“老姐,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有我。”在我难过时,他会这样温柔安慰我。

我感到很温暖,但这依然没有阻挡我要逃离家的渴望。

高考结束填志愿,我只给自己一条原则:离开福建!

我不想在弟弟身边变成“隐形人”,我不想再成为妈妈哭诉的“原罪人”,我不想让计生人员轻易找到我……

 

“和解的努力”

 

18岁生日过完,我离开家,在1373公里外的西南边陲成了一名大学生。

爸爸送我去上学。我们俩坐硬座火车,熬了40多个小时。一路上很累,但我却很开心。

我获得了人生中渴求已久的许多“第一次”:我和爸爸第一次说了那么多的话,我第一次吃爸爸给我削的苹果、剥的鸡蛋,第一次靠着爸爸的臂膀睡觉……那个遥远陌生有点凶的爸爸似乎倐地一下变成真实亲切的爸爸。

这让我倍感温暖,也备受鼓舞。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图书馆、大学宿舍楼里,我时常在一种安全的、舒适的距离里想念着爸爸妈妈。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慢慢褪掉了争吵撕裂的痛楚,披上了些许玫瑰色的温情。

那时候妈妈虽然总是很忙,但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她还是会偶尔给弟弟和我讲故事,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书里看到的故事。每次她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自己跟她站在一起,心离得很近很近。

妈妈有4个妹妹和一个年龄尚小的弟弟。她出嫁前,全家8口人挤在狭窄潮湿的老屋里生活。邻居断言,这家人要等儿子长大盖房子,那是遥遥无期咯。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即便我是女儿,我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起房子。妈妈说。

跟爸爸结婚前,妈妈没忘自己要给外婆家起房子的诺言:她要求爸爸家给外公家起一栋房子。

因之,也就有了我们在镇上的那个房子。房子的一头是外婆的家,一头是我们的家。两家人共用一个院子。

爷爷奶奶以卖炭种田维持生计,家里很穷。这栋房子盖好后,他们无力承担内部的装修。此后十年,妈妈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填充这个房子。

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但我跟弟弟似乎都知道这栋房子对妈妈意味着什么。在她忙碌的时候,我跟弟弟会主动帮忙。我们一起搬砖、一起打扫……

想着想着眼角就渗出了泪,我决定把心底的这份柔情通过文字告诉他们。于是,我往爸爸和妈妈的单位分别寄去一封又一封的信。

爸爸很快给我寄来回信,但妈妈始终没有动静,我只能在爸爸信中或电话中听闻:“你妈妈很感动”。

直至大学毕业,妈妈没有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字的回复。这让我心灰意冷很长时间。

渐渐地,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也少了。几年后,当我再次提起妈妈没有给我打电话或回信,爸爸也红着眼反问:你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

或许我的存在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罪恶。有一次闲聊,我对朋友说,因为多了一个我,爸爸妈妈一辈子都郁郁不得志。可我妈是一个生命力多旺盛的女人啊。这夹着尾巴过活的人生对她太残忍了。

妈妈不喜欢我,我觉得可以理解。换作是我,也一样啊:一看到我,就仿佛看到自己压抑的人生。我絮絮叨叨地吐着自己的郁结 。

“等等!我有没有听错?为什么是多了一个你?你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啊。”朋友惊讶地说。

“对哦,我为何一直觉得这一切是我的错?”

那一刻,我仿佛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朋友的话如同唐僧的咒语,揭下了符印。我听到压在心底二十多年、已经扭曲到变态的内疚、负罪感轰然崩塌!

不是我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人生,我应该是他们人生最灿烂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为践行自己这个全新的理念,我想到了一个自认为绝佳的主意。当时正值我研究生毕业,我决定邀请爸爸妈妈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可是,我跟爸爸妈妈依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的邀请被他们委婉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妈妈在很多人撂荒的田地里种了很多的红薯玉米等作物,那个时候正值收成季节,她走不开。爸爸在业余时间和朋友合伙做一笔生意,正忙着到处考察。

我尴尬极了。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又再次深深地瘪了下去。电话里,我没忍住哭腔。

我常想,什么时候我和妈妈之间的障碍能够消解,那该多好啊。就像我和爸爸在旅途中经历的那40多个小时一样。

2014年,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时候,我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我也要做母亲了,我跟妈妈之间应该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吧。我想。

那年暑期,先生外出调研,需要离家40多天,家里只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我。于是,我请求妈妈来京照顾我。

尽管嘴巴里叨念着家里的各种牵挂,但妈妈还是来了。我一边在朋友圈晒着被妈妈照顾的点点滴滴,满心温暖,一边不得不与妈妈进行着生活方面的艰难磨合,摩擦不断。

——老妈,宝贝踢我了。

——啊。是啊。6个多月了,宝宝是很有力气了。当时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力气特别大。有次,我发现他一踢,我胸口就疼,喘不上气,原来是他胎位不正……

——老妈,我晚上翻身有点困难。

——哎呀,怀孕是很辛苦的。不过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还比较乖。我裹上大衣,别人都看不出我怀孕……

——老妈,我在给宝宝听音乐。

——对,这样对宝宝好。我怀飞飞的时候啊,整天担惊受怕的,什么都没给他准备。哎,他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懦弱的性格,都怪我啊……

……

……

——老妈,为什么?!我跟您分享任何事情,你开口闭口总“是我怀着飞飞”,“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飞飞?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为什么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印象了?

老妈愕然,继而抹泪。

一次好好的机会,又毁了。

 

“赦免”

 

我临产前,妈妈再次从老家来京,虽然她之前反复申明家里很忙不一定能来。

“生孩子毕竟是大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住院待产期间,妈妈守在病房。或许习惯了忙碌,短暂的空闲让她变得烦躁与不安。最后,她决定要给即将见面的小外孙(女)织毛衣。

妈妈左手握着对齐的两根棒针、右手拇指食指呈八字形勾着线圈,当线圈刚挂到棒针上,一下子就滑着松掉了。“我记得是这么起的啊”,她尴尬地笑笑,手在微微颤抖。琢磨了好一会儿,起针终于对了。“1……2……3……”妈妈眯着已经老花的双眼,向上抬手挂线、向下拽线抽紧,一针一针地启动了。她的动作仿佛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磕磕碰碰。

我的眼睛酸酸的,从妈妈身上挪开。墙角里那只黄褐色蜘蛛来回爬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在轻轻晃动。屋檐下,我和妈妈相对而坐,膝盖不时碰到一起。我撑着毛圈,妈妈呼呼地将线盘成团……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妈妈是我的女神。

“要起多少针?”妈妈打断了我飘忽的思绪,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随便啦,织着玩就好。”我应着,声音习惯性的硬冷。话音未落,我就开始自责:为何说话不能温柔点?

我和妈妈就这样,变成了两块磁铁的同一极。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却永远无法靠近:哪怕有一方小心翼翼地试图靠近,另一方则本能地往后退缩。

家人要我多理解妈妈,毕竟,这些年她太不容易了。何况,“抬轿子都需要一对人”,现在多了个弟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好处多多:

比如,你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嫁人,安安心心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定居,要是独生女可没有那么容易。独生女的嫁娶在我们当地是一个难题,夫妇两家人常常会因孩子姓氏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比如,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照顾他们,要不你们夫妻俩两边那么多老人,以后照顾得过来吗?

……

我也觉得有个弟弟挺好的,小时候有人跟你吵架,长大后有人分你肩膀依靠。从小成长在大家族中,我从来也没觉得弟弟是多余的,虽然有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嫉妒他。

可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外来压力告诉我们:我们姐弟中有个人是罪恶的源头。这个罪恶是爸爸隐忍一辈子、妈妈努力一辈子都无法赎回的。

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外力”到底是什么?我们谁也无法找这个“外力”去理论。爸爸把它归结为“命”。他说,要怨就怨你投错胎,不投大城市、大富豪、大官人家。

可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罪恶”似乎被赦免了。2015年10月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生育两个孩子合法了。已经安全退休一年的妈妈百感交集,眼泪簌簌往下掉:

“县计生委有人偷偷告诉我,举报我超生的状子摞起来有三尺高。”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感谢“破茧”导师关军为本文提供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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