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shen

先让我们知晓,先让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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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海啸、核泄漏……日本近来的遭遇举世皆惊。在这场大灾难之中,日本人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质令人景仰,也让人对这个民族感到好奇。坊间关于日本的书不可胜数,不必再多说了;单单就地震来说,日本是遭受地震与海啸这两种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他们如何应对?何以做到如此秩序井然?在避难、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有什么经验?这些一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也是屡遭巨灾,“512”汶川大地震的伤痛仍未消退,又有去年的青海玉树、今年的云南盈江,如果真的能够向日本学习些什么,善莫大焉。

我手头有一本《日本阪神大地震研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神户大学编,宋金文、邵建国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可惜读过的人很少,豆瓣上只有七个人“想读”这本书,“读过”的居然一个也没有。里氏7.2级的阪神大地震是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后超过6400人,是继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之后、此次里氏9.0级大地震之前日本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神户大学的教师们就成立了“神户大学震灾研究会”,历时七年,出版了“阪神大震灾研究”系列丛书六卷。《日本阪神大地震研究》里面的29篇论文就是从这六卷书里选取的,分为“兵库县南部地震和受灾情况”、“避难、救援与应急临时住宅”、“受灾者的健康、压力以及相关死亡”、“住宅重建”、“产业重建”、“震灾教育和未来的继承”六章。

我尤其留意阅读第二章“避难、救援与应急临时住宅”的“避难所的形成和发展——以西宫市安井小学为例”一节。从此次地震的新闻图片来看,中小学校是日本最常见的震后避难所——与中国所习惯的做法相反,日本的中小学校是建筑最坚固之所在,加上有体育馆等开阔场所,足以容纳数百或上千人。地震于1月17日早晨5:46发生,之后不久,附近居民便来到学校避难,到7时左右,校门就打开让避难者进入了。最多的时候,有1600余人在学校里避难。

应对局面的,最初是校长与几位教师,当天傍晚则有“体育振兴会”体育指导委员来协助,于是就以他为核心,协助他的还有其他“体育振兴会”相关人员、本小学毕业生、体育系学生等。

文章认为,迅速成立自治组织是这个例子的最显著特征,而这依赖于地震前在本地就存在的组织“体育振兴会”的推动。“体育振兴会”原本是为了振兴当地社会体育事业而设立的半官方组织,每所小学所属的行政区域内都有,平日里负责举办学校运动会和游泳馆的对外开放活动等事宜。中国当然没有这样的机构,而社会萎缩也使得市民自发组织“体育振兴会”一类的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何借助类似的组织来促进地区社会的形成与筹划地域防灾,应该值得政府考虑。

文章还提到另一个特征,就是“志愿者的非核心化”。这个比较特殊。受灾者以外的志愿者被称作“外部志愿者”,自治组织从一开始分配工作时,就尽量不让外部志愿者和避难者直接接触,而把他们视为“不久就要离去的外部劳力”的角色。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用意在于激发避难者自己的意志与力量,真正实现自救自助。当然这需要避难者内部及时出现活跃分子,所以这和前一个特征是无法分割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志愿者终于人数减少时,避难所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没有亲身经验,无法判断日本的经验是否都是正确的,是否都适合中国。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日本应对自然灾害的对策是有效的。因此作为借鉴,也应该有更多人知道这本书。

书的最后——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一节,谈的是地震资料的保存和利用。调查收集的工作几乎与大地震同时进行。什么资料是值得收集的呢?“当时所收集、保存的并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数据,而是有关人们在灾难中如何思考与行动方面的记录与资料,这一活动在地震发生不久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而且,这些记录、资料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将来的利用而进行收集的。”“不仅限于书本和小册子,个人的小便条以及体验记录,周围所发的宣传单、公告,避难所里的大字报、笔记等,还有町政府的集会记录笔记和小条等,凡平常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那些不能称之为‘资料、记录’的东西也是‘震灾、恢复资料与记录’。”

中国呢?连遇难者的名字都不许知道。

先让我们知晓,先让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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