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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挨饿的中国人,与挨饿的记忆 | 破茧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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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4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2篇文章。作者张涟。

 

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没有“挨饿”的记忆。作者在来到美国生活之后,因为感受到中西方饮食习惯上的差别,加上父母对于这种差别的过度担心,她开始追溯起自己家庭曾经历过的饥饿记忆。

 

文 | 张涟

 

到了美国后,每天打电话,我妈都会问我“吃了啥子?”,“有没有吃饭?”

 

我说:“美国人不一定要吃米饭。”

 

她便惊呼:“那你吃啥子?”仿佛她的女儿千里跋涉,到海外食不果腹。

 

我说:“有很多吃的呀,有肉有菜,牛肉、龙虾、番茄汤,还有芝士和巧克力,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食物都有啊。”

 

越洋电话里的声音总是滞后两秒,这足以让担心女儿的母亲失去耐心:“我问你,吃的主食是啥子?是饭,还是面,还是啥子?”

 

我说:“主食是肉。” 其实,这不过是我敷衍我妈的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在美国吃的主食是什么。

 

刚到美国第一周,我们找了一家中国快餐店吃饭。店面看起来和中国学校食堂一模一样。玻璃柜里摆着一盆一盆的面条、米饭和炒菜。来吃饭的,就人手拿一个小盘,到玻璃柜前点菜,服务员就像食堂阿姨一样,拿大勺挖一块到你的盘子里。她们头顶上的菜单牌写着“一份主食,一份副食,5.8美元;两份主食,一份副食,6.8美元”。

 

这和中国的大学食堂也没有太大不同,掌勺大妈头上也有一块牌,写着“一荤一素,两荤一素,两荤两素”。米饭随便打。

 

我把盘子交给玻璃柜后一头褐色卷发的女孩子:“我要一份主食,一份副食。”

 

她接过盘子,问我:“要什么主食?”

 

我说:“米饭。”

 

她手中的大勺仍然悬在玻璃柜中央,又问了我一遍:“你要什么主食?”

我想她大概没听清,用手指了一下左边装米饭的方盆,大声地说:“米饭。”

 

她一勺下去,挖了一团米饭,扣到我的盘子上,又问:“要什么主食?”

我愣在原地,心想,是我傻还是她傻?

 

幸好,已经点过菜的先生回过来解救:“这是主食。”他指着右边的酱黑色的扁豆炒牛肉,裹着厚重糖汁的宫保鸡丁,芡粉比虾更大块的白水虾。又指向左边的米饭和面条说:“那是副食。”

 

褐发女孩脸上的疑惑顿时消散。她大概也想通了“我傻还是她傻”的问题。

 

米饭是主食,这是真理

 

在美国点菜,主食从来都不会是米饭,或者面条。通常是点一份肉菜(素食主义者另有全素食的替代品),然后店家会附送一点蔬菜沙拉、米饭或者土豆,加在旁边。有时,你甚至需要在蔬菜、土豆、米饭或者汤之间选择一个,作为副食。这在我父母看来,应该是本末倒置一种混乱吧。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我从小就听大人说了无数遍的。在南方,这个“饭”就是米饭。每一餐都必须吃米饭,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主食,不吃“饿得慌”,吃了才能“硬邦邦”。

 

而我小时候,总把吃饭当成一种不得不完成的负担。白味米饭,哪有肥溜溜的猪膀子好吃?只要有可以不吃米饭的机会,就犹如释放赦免的囚徒一般,欢欣雀跃。也只有逢过年过节,大人才会特许孩子不吃米饭。

 

他们先在餐桌上摆满葱烧鸭、烧白、清蒸鲢鱼、什锦汤,花花绿绿的菜式。大人喝酒,孩子喝果汁汽水,把大鱼大肉都吃得差不多了,要有想吃饭的,大饭锅里自有满满的白米饭等着你。

 

不过,吃完菜,还要盛饭的,多半都是大人。他们揭开电饭锅盖问:“哪个要饭啊?”孩子们都抓住这个过年才有的特权,一起摇头说:“我不要!”

 

我妈常常一边小口吃着碗里的半勺米饭,一边笑我:“现在的娃儿,都不吃饭!”

 

我爸也会补充:“我们那会儿,一顿饭吃一斤米!”

 

一斤米到底有多少,我很难想象。不过我知道,在学校食堂,女生打饭大多都打二两,有时还会翘起纤细的手指,对打饭师傅说:“够了够了,赶点下去。”常常听人抱怨学生食堂油荤不够,却从没听说过米饭不足。

 

大概因为,淀粉类食物是最便宜的。

 

2005美国农业部统计,生产一磅小麦的成本是0.086美元,生产一磅猪肉的成本是0.669美元,而生产一磅牛肉则需要1.228美元。也就是说,吃一斤肉的钱,至少够吃十斤面。

 

我父母所说的“那时候”,大概就是他们正值青春,七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地里有收成就可以大锅煮饭,一口气吃一斤。而他们吃到的肉仍然很少。每人每月顶多一斤肉票,下乡那几年连肉票也没有。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营养标准是,成年人每天摄入45-157克的蛋白质,40-70克脂肪。我的父母,活到二十来岁,每天所摄入的营养仍然在健康水准以下。

 

所幸,我们有水稻。温暖湿润的四川,总有村落以“鱼米之乡”自居。大米主要是淀粉,不过也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一斤米里,大概有7%的蛋白质和0.8%的脂肪。

 

青春期的爸爸并不知道这些营养知识,他只知道被身体里一种强烈的饥饿推动着:必须吃,大口吃饭,抱着脸盘吃。十倍二十倍地把米饭吞下肚,去吃其中微乎其微的脂肪与蛋白质。

 

如今,我的爸爸早已不再抱着脸盆吃饭了。我妈妈又重新恢复了一顿只吃一两饭的“儿时传统”。因为除了煮米饭,他们还会每天给自己炒一大盘回锅肉,凉拌鸡丝,或者用土豆烧牛肉。不仅仅是过节,不仅仅是在他们遥远的憧憬之中,这些菜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而他们仍然把最精细的肉挑出来,夹给老人和孩子,仿佛是大海捞针的稀世奇宝;自己则对曾经赖以生存的白米饭有一种难以切割的感情。

 

米饭是主食,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挨饿的一代与下一代

 

我妈对米饭如此执着,或许因为她曾常常吃不上饭。

 

我妈在家排行老三,大家都叫她三妹。三妹生于五十年代,正是整个中国越来越吃不上饭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告诉我,她的奶奶那时候就饿死在路边。所幸,三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城市里的老师,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和粮票,一家人都还勉强有得吃。

 

五十年代,毛主席鼓励人口增长。多生多养的母亲,都如同在朝鲜战场上与邪恶美帝国主义抗战的勇武士兵一般,打上了“英雄”的称号。三妹出生的第二年,四妹也降临到了那个拥挤而温暖的小家庭。我常常听外公打趣说:“马寅初早就向毛泽东提出过’计划生育’,要是毛泽东听了他的话,就没你们俩了。” 他指着三妹和四妹,一家人都笑着。我们知道,要是外婆不当“英雄母亲”,我们这一大家子有一半的人都不会笑着坐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吃外婆炖的鸡汤了。我感到很幸运。

 

不过,家里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年仅一岁的三妹就没有奶喝了。因为刚出生的四妹正嗷嗷待哺,三妹的食物变成了涮奶锅的洗锅水。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XXXX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DHA独特营养配方。”三妹对女儿讲这段往事的时候,电视广告里,一个大概一岁的外国小孩,穿着纸尿裤,踉踉跄跄地站在彩色字母D旁边拍手。四妹的外孙几年后出生,他喝的是有更多独特营养配方的美国奶粉。

 

也许正是因为从小缺乏营养,三妹的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地感冒咳嗽,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不过,这对三妹来说,并不总是坏事,有一次打完针回家,教高三的父亲刚发特别补助,买了一支冰淇淋蛋安抚屁股上扎针的女儿。

 

“我就跟四妹两个分吃一个冰淇淋蛋,好好吃哦!”三妹告诉我。说的时候一脸满足,眼睛眯起来,仿佛刚刚舔了一口冰淇淋。三妹小时候梦想长大当个卖糖的售货员,这样就可以放开肚皮吃糖。然而,她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她后来继承父亲的衣钵,做了一名英语老师,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开肚皮吃过糖。因为,四十五岁那年,三妹得知,自己早已患有糖尿病。童年时期,她和四妹分着吃的那支冰淇凌蛋是三妹一生中唯一一次吃冰淇淋。

 

“这就是富贵病。”三妹对人说,“以前没得吃,现在有得吃了,就得病了。”

 

不过,一则荷兰科学研究表明,糖尿病也许并不是富贵病。生于四十年代纳粹控制时期的荷兰人,在五十岁前得糖尿病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年代的人。为了适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那些从小挨饿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应急状态,胰岛功能发育往往是畸形的。

 

三妹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妹生下的女儿,我,也继承了从小发烧咳嗽不断的毛病。我小时候,医院总给感冒的小孩开四环素消炎。所以,我在换牙之前就是一口坑坑洼洼的“四环素牙”,啃不动甘蔗,吃不了孩子们爱吃的零食。院子里的小孩都叫我“缺牙巴”。好容易等到六岁上小学,我残缺不齐的乳牙开始一一脱落,我还很害怕在学校遇到邻居家的孩子,怕他们会告诉我的同学,我其实是个“缺牙巴”。

 

三妹怕女儿刚出来的恒牙也被糟蹋了,就改喂我吃红霉素。红霉素抑制食欲,每次三妹在我的碗里满满地堆上大片的肉和蔬菜,我都是勉强扒两口,就把脸趴在一边不动了。三妹不高兴,说:“你现在还挑食!我们小时候想吃都没得吃。”

 

1957年,一家人围在一起,每人小小一碗饭,中间摆一份泡菜。外公以身作则,鼓励孩子艰苦奋斗,说:“你看,我就着一块泡萝卜皮,吃完了一碗饭!”三妹说,那块泡菜萝卜皮很小很小,用食指掐着拇指比划了一下。

 

1960年外婆因为营养不良,连连生病,七岁的三妹和大姐一起悄悄地把粮票剩下来给母亲补贴饮食。俩姐妹一顿饭合着吃二两米,就着酱油吃,萝卜皮也没有。而外公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身体里生出越来越多的积液,原本干瘪的身体被积液填满,苍白的皮肤就像充气气球一样撑开,绷直,像镜面一样闪闪发亮。

 

浪费有没有罪?

 

在美国,每次和我的朋友汤姆一起吃饭,他都要笑着看我把盘子里最后一片菠菜,最后一颗玉米叉起来吃掉。他问我:“你要是没吃饱,还有甜点。要来一点吗?”

 

我摸着肚皮说:“不用了,其实我早就吃撑了。”

 

这是我从我爸妈身上继承的习惯,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食物吃光。而每顿饭总有吃不光的菜盘子:半只甜皮鸭,一小撮凉拌藤藤菜,两片苦瓜。每当此时,我爸就会拿筷子敲在快见底的盘子上:“快,把它解决了!一个人一口,夹了夹了,不要浪费。”

 

前几年,爸爸得了脂肪肝,最近他的血糖也渐渐偏高。他说:“我的病就是你们害的,你们都不吃,全部都推给我!”我们都辩驳说,你也不要硬吃啊,医生说了剩菜剩饭要舍得倒掉,不要怕浪费。我爸额头上的青筋立马凸起,瞪大眼睛说:“倒掉!咋可能倒掉?!”

 

为了不把最后两口饭菜浪费在垃圾桶里,他每年都要花费许多医药费调理血糖和血脂。

 

也许在家里,我总知道父母会有办法解决最后的剩菜,我很少在吃饱了过后再强迫自己继续加餐。而离家之后,尤其是在美国,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独属于自己的食物,我若不把它全部吃光,心里就有一种隐隐的罪恶感。仿佛我并没有对我自己点的菜,自己做的决定,负责到底。

 

汤姆安慰我说:“没关系,吃不完就不吃了。”他点的墨西哥菜肴“安琪拉达”分量十足,一顿饭吃下来,还剩一块红豆泥,一整条没有动的卷饼,柔软的玉米面皮上铺满了象牙色的芝士,里面裹着几只大虾。他不打算再吃了。

 

我说,我从小被教育,浪费是不道德的。还有一首一千多年前的古诗教育孩子不要浪费粮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的父母是饿着长大的,十几岁又上山下乡做农民。我曾不止一次听妈妈说,她拿着镰刀下地除草,一不小心,就在手上腿上割一条口子,皮肉立即翻开,白骨就露了出来。我听得全身起鸡皮疙瘩,问那怎么办?她说:“还能怎么办?就拿草木灰敷在上面,继续干活啊。”想到农民是这么把粮食种出来的,我舍不得浪费。

 

汤姆大笑说:“你知道吗?美国的农民希望你浪费。如果每个人都省吃俭用,不怎么买粮食,他们就赚不到钱了。政府还会在粮食产量过多的时候,付钱给农民,让他们把多余的都放火烧掉。否则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农民的日子才会真的不好过。”

 

放火烧粮食,把牛奶倒进下水道,这是我中学在课本里学到的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作为。

 

汤姆见我一脸惊讶,又连忙补充:“不过,美国小孩要是不好好吃饭,父母也会教育他们:中国的小孩还在饿肚子呢!”

 

我说:“小时候父母也跟我说过,山区的小孩还在饿肚子呢!”

 

汤姆问:“是中国的山区吗?”

 

不再挨饿的中国孩子

 

其实,中国大部分小孩早就不挨饿了。

 

我有一个朋友,八零后女生,人近三十,长得又高又壮。她说,她从小就因为吃得多,长得特别胖,身体发育也比别的小孩早。我想起来小学班上,也有这样一个女生。长得白白胖胖的,个子比其他同学高出许多,很早就显露出了成熟女人的身形。班里的同学都不跟她玩,仿佛她带着一种肮脏的瘟疫。好朋友悄悄地告诉我说:“有人看到她用卫生巾!她来月经!”当时我们上三年级,我还不知道月经是什么。大概,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吧。

 

“现在的娃儿都给激素害了!以前养一头猪要一两年才养得大,现在喂饲料,猪儿喂四五个月就可以杀来吃了。娃儿吃了咋不受影响嘛!”这是我妈的理论。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就显出了女人的模样,对于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哪里像我们那个时候,吃的都是纯天然的!”

 

饿着长大的三妹,终于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再继续挨饿,却又对市场里触手可及的食物充满了不信任。

 

她偶尔也会怀念那个食不果腹的旧时代,比如野地里的毛芋儿,还有她和四妹养的一窝鸡。其中有一只公鸡仿佛通了灵,主人还没回家就飞到栅栏上立着等,主人进门了,它又展翅落到她们脚上。要是舅舅去串门,它就走哪儿都跟着,咯咯咯地一路伺候着。现代都市有宠物狗侯门,三妹在乡下有一只会飞的公鸡。

 

所以,三妹对“现代鸡”和“美国鸡”没有太多好感:“微信说了,你爱吃的麦当劳鸡翅都是激素为出来的。一只鸡喂得出四五只鸡翅膀,从鸡蛋里孵出来到被宰都没有离开过笼子,脚上的肉都长到铁笼子上了。”我妈退休后,就以微信为营养学指南,同时把这些信息传播给亲友邻里,劝导各方注意健康。

 

当年轻人都忙着海淘国外奶粉,国外零食的时候,我妈和她的朋友们,总有办法重新回到年轻时想尽办法要离开的农村,去找到最“纯天然”的食物。

 

2009年的寒假,三妹和几个邻居相约,带着家属一起去农村挤牛奶。她告诉我:“是直接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哦!”于是,我们一行人,各自拎着大大小小的罐子,越过城市的边界。看着房子越来越低,屋顶越来越破,我们知道,“纯天然”就在身边了。

 

挤牛奶的农场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没有蒙牛广告里一望无边的草原,三三两两的奶牛悠然漫步在“风吹草低”的原野上;甚至没有工厂式的一间一间牛棚,穿着白围裙的少女坐在隔间里双手轮替着挤奶。那个养牛场,大概算不上一个“场”,只有一间百来平米宽的牛棚。牛棚里又阴又暗,许多奶牛身上都绑着挤奶器,金属吸盘连着管道,繁冗交错在瘦骨嶙峋的奶牛身下,仿佛重症监护室里生命垂危的病人,浑身都牵连着机器。奶牛的头被拴在食槽边,动不了,也坐不下来。只有吃,吃食槽里发黄发烂的菜叶。头上身上都贴满了苍蝇。

 

农场的老板踏着一双大雨靴,匆匆忙忙铲了一把烂菜叶到牛草里,就小跑着到门口翻看他的记账本。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用蓝色圆珠笔写着谁家订了几杯牛奶,层层叠叠的数字上漂浮着浓厚的奶味和菜叶腐烂的酸味。

 

“该我们的牛挤奶了,你要不要去看?”我妈知道我是来看挤奶的。

 

“不用了。”我走出牛棚,看着外面腊月的田野。有的地里一片荒芜,而更多的小方地里正冒出绿色的叶苗。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认不出这些绿苗都叫什么,也不知道它们应该在什么时节生长。然而,田埂边的树干早已落光了叶子,枯枝上挂着土色的塑料袋,在风里如旗帜一般左右飘摇。

 

打回家的牛奶,我妈反复烧开了几次。牛奶的味道铺满了整个屋子,和超市里买的盒装牛奶味很不一样 。没有奶油香,而是一股脂肪的腥味。喝了牛奶,第二天我就发烧了,上吐下泻整整两天。

 

我妈看着心疼,却不知女儿是为什么遭罪:“咋会呢?牛奶我是烧开了的呀!”

 

我奄奄一息地回答:“现代科学有个发明,叫做‘巴氏消毒’。”

 

巴氏消毒是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的消毒方法,低温煮热然后迅速冷却。在巴斯德发明出杀死牛奶中有害细菌的方法之前,因喝牛奶而感染结核病致死的欧洲人不计其数。美国规定,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牛奶,不能挂牌出售。在国内,明文规定也是如此。

 

不过,2009年的冬天,中国人对三聚氰胺的恐惧,远远大于杀死了无数欧洲人的牛奶寄生菌。

 

我却吃不下美国的牛

 

电视牛奶广告里,一望无边的牧场上,奶牛稀稀疏疏地低头吃草,远处风车巨大的轮子在蓝色的天空下徐徐旋转。这样的场景,我在美国南部见到过。牧场里的牛,有一些会被带到一年一度的rodeo牧场秀,参加比赛。

 

在赛前的牛圈里,我看到一个男孩子,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穿着红白格子衬衫牛仔裤,典型的南部乡村男孩的打扮。他仔细地拿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理他的奶牛。背上肚子上脖子上的毛,都被梳得顺滑服帖。那头牛长得圆圆滚滚,浑身雪白,仿佛《杰克与魔豆》里那头白如初乳一般的奶牛。

 

我惊叹:“好美啊!” 男孩抬起头,羞涩地回答:“谢谢夫人!”然后继续低头梳理牛毛,他心里是欢喜的,仿佛我夸赞的是他。

 

还有一个农民坐在一头婆罗门牛身边,嘴里一直喃喃地对着牛说话。

 

我问:“牛听得懂吗?”

 

他有些不快地看着我,仿佛我在质疑他最亲近的朋友:“她听得懂自己的名字,她叫吉普赛。”然后对着牛“吉普赛”,“吉普赛”,一声一声地唤。那牛果然温柔地抬起头,用它褐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们,神情温婉,仿佛牛中闺秀。

 

离农场秀不到4英里的地方,有一家号称“全世界最好吃”的牛排馆Cattleman’s Steakhouse。屋子上立着一只巨大的花牛塑像,菜单上的招牌菜几乎都来自牛身上的不同部位:牛里脊,牛丁骨,牛腓力,上腰西冷肉,小腓力……

 

我平时很少吃肉,面对一张纸上这么多种不同的牛肉,感到素手无策。我把菜单一合,对汤姆说:“你帮我点吧。”

 

汤姆点着菜单上的“小腓力”,对侍应说:“红心中热(大概三成熟),两份。”然后得意地对我笑道:“红心中热的小腓力是最好吃的,你一定要试一试。”

 

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头黑色的婆罗门牛,与农场秀里的“吉普赛”一样。照片下面印着古典的圆体字:“公主”。我问汤姆,那是什么。他说,那头牛的名字叫“公主”,是前几年农场秀的大赢家。

我笑道:“在牛排店里挂牛赢家的照片,岂不太讽刺?好像刚刚赢了比赛,就要被宰了吃。”

 

汤姆没有笑:“你说得没错。那些牛赢了大奖,就会身价飙升,有的牛值几十万美元。农民就把它们卖给牛排馆,一夜暴富。”

 

我不敢相信:“他们给牛起名字,给牛梳毛,爱它们,照顾它们,就为了把它们卖掉宰了吃?”

 

汤姆终于笑了:“几十万美元,你想想,谁不会卖?”

 

先生也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不是什么都吃吗?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记得,当我切开那份鼎鼎有名的中热红心小腓力牛排时,一股猩红色的液体从刀子下流出来,在银灰色的盘子上摊开,形成一个小小的紫红色的湖泊。

 

那份牛排我一口都没吃,只能靠附送的烤土豆加酸奶油充饥。

 

中国的胃与心 

 

我的父母没有吃过几十万美元一头的牛,也不可想象放大火烧掉成堆的粮食。而我仍然喜欢听他们讲与吃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或许有许多美国的盘子里吃不到的温暖。

 

三妹从五岁起,上幼儿园的三妹就带着四岁的四妹,上学放学。四妹是她这一生最亲密的朋友,虽然四妹一出生就抢了她的口粮。

 

有一次放学回家,两个小姐妹路过一片修房子的砖石场,四妹看见满坑满谷的红褐色砖头,抓起一块递给三妹:“三姐,我有一块红薯,给你吃!”大概在饥饿年代,孩子看什么都像食物。三妹每年冬天双手都会长冻疮,瘦瘦小小的女孩子,一双手肿得胖乎乎的。她说:“我的手肿得像馒头呢!”

 

而这次,三妹并不觉得四妹手中的砖头像红薯。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就扔掉:“啥子红薯哦,就是一个砖脑壳儿!”

 

贪吃的四妹还蹲在地上一把一把地收集她的“红薯”。三妹手里的砖掉下来,正好砸到四妹的头上。四妹“哎哟”一叫,伸手捂着头,红色的鲜血从她小小的手指间流出,三妹吓得不知所措。

 

哥哥放学回家,看见两个妹妹在路边哇哇大哭,连忙带着她们去办公室找妈妈。所幸,四妹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在医院里缝了几针,就顶着着一大块纱布回家了。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母亲决定把铁罐子里珍藏的饼干拿出来安抚小伤员。四妹拿到饼干,脸上的泪早已干了。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懂得分享,妈妈总这么说。四妹头上包着纱布,把饼干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父亲母亲、大姐二哥,每人都发一份到手里。

 

“三妹不准吃!”母亲严厉规定。三妹也自知闯了祸,默默一人站在墙角,面壁思过。

 

等母亲进厨房洗碗,四妹悄悄走到墙角落,从荷包里掏出一块小小的饼干碎片:“三姐,你吃。”

 

现在在美国,土豆是我的餐桌上经常出现的食物。

 

每当先生烤出一块金黄色的土豆,切开一个小圆顶,抹上黄油,或者酸奶油的时候,我总会拍一张照,发给地球的另一端,说:“妈妈,你看。”

 

从营养价值来说,土豆高于米饭和小麦。所以,哥伦布把土豆从美洲带回欧洲后,欧洲人口爆增。哪怕是原本土地贫瘠,难以户口的爱尔兰人也吃上土豆,舒舒服服过上了养家糊口的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十九世纪有数百万爱尔兰人涌向美洲,抛下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登上游轮,跑到千里之外的美洲来开垦荒野。因为,这里有土豆,有土豆就不会饿死。史称土豆移民。

 

但妈妈仍然在电话里问我:“今天吃了什么?”

 

我说:“中午吃的菠菜和牛排,晚饭吃了龙虾、胡萝卜和烤土豆。”

 

土豆移民的故事,对于我那个英语文学专业的妈妈并不陌生,然而她还是问我:“有没有吃饭?”

 

我在记忆里迅速搜索与米有关的食物:“前两天吃了越南米粉,和云南米线差不多。米做的。”

 

我妈哼了一声:“米粉也不是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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