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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我写的文章就像是私生子,自生自灭 | 三明治写作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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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奕超
小城潮州3月午后,韩江边,木棉盛放。这种火红色的花和它依傍的枝干,因其花朵的颜色和功用,枝干挺拔所表达的意象,深为华南当地人喜爱,广东有个吉他牌子叫红棉,已逝的香港歌手罗文也唱过名为《红棉》的歌曲。

 

尽管同属华南的潮州和香港在自然方面有些共性,但对于江边的韩山师范学院,即将抵达的这位香港教授可是稀客。

 

周日下午3时许,鸟鸣、扫地声和篮球弹动声中,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篮球场边的韩山师院门口。头发花白,穿着浅绿长袖毛衣,黑色西装外套,深灰色长裤的李欧梵由韩师的工作人员搀着,一步一步走上阶梯。

 

该校院长林伦伦口中“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男神”李欧梵,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来潮州是为了参加一次学术周,讲“全球化时代下的人文精神”这个题目。院长介绍,这是“我校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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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如此’大而无当’的话题,只有李欧梵能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说。林伦伦谦称自己不够格为李欧梵的讲座当主持,只得请陈平原来。

 

讲座现场的背景布上,只有演讲题目和李欧梵的名字。的确,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职,他还是哈佛大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作家……少放了哪个都不合适,不如还是不放了罢。

 

78岁的李欧梵拿着一本讲义上台。一个小时的讲座过程中,他未看过讲义,也未坐在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李欧梵声音洪亮,讲起来跳跃性极强,从全球化政治、人文、自己的经历、对“全球”和“在地”等文字的考证,再到人文学科的现状。讲毕,他坐到椅子上等待提问,陈平原又花了几十分钟解释了一遍“大家可能不习惯李教授的讲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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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讲毕坐定,陈平原又花了几十分钟为师生们解释内容

 

 

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分别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三代领军人物。李欧梵以现代文学研究确立学术地位,在哈佛大学任中国文学终身教授,却在2004年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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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和李玉莹

 

 

他来到妻子李玉莹所在的城市,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除了学术作品,他还写建筑、音乐、城市、电影,写爱情,写专栏文章。最终,他把原本自我认知里的“业余爱好”融进了学术里,成为一个人文学者,给学生开课也全凭兴趣,是香港中文大学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

 

一个名副其实的“狐狸型”学者。

 

“李欧梵是香港高校的另类,治的是学术,玩的是潮流,过的是生活。”梁文道说。

 

他在哈佛的继任者王德威,则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学李欧梵写《上海摩登》那样写文章。

 

李欧梵以写作者的身份过了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过着本该七十才有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日子。

 

1

 

1939年,李欧梵出生在河南太康。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父亲和母亲,给儿子起了个希腊神话音乐神的名字“欧梵”,或许也由此奠定了他后来“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兴趣和处事风格。

 

李欧梵10岁以前的童年时期都是在大陆度过的。后来全家搬到台湾,姐姐学女高音,李欧梵从小跟着父亲学小提琴,大学想报指挥,当时在学校教书的父亲日子过得清苦,知道音乐之路不易,半开玩笑半认真说,“你学音乐没饭吃”,李欧梵转而投向次之的爱好,外国文学。

 

据陈平原在李欧梵的讲座上透露,很多年后,李欧梵还是在台湾过了把指挥瘾,指挥了一场交响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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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编委会,前排左四为白先勇,后排左四为李欧梵

 

 

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李欧梵师从夏济安,曾为同班同学白先勇、王兴文等人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撰稿。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李欧梵,一方面是受美国宽松的环境影响,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过去“乖孩子”身份的反叛,开始成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追求自己的兴趣。

 

李欧梵先到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一年后又转学到哈佛学中国近代思想史,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学生们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 作为他的绰号。但李欧梵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公然在课上对老师的学术观点提出异议,反而因此得到费教授另眼相看,和费教授的关系亲近起来。

 

费正清公开称他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处处关心他,请他到家里做客。后来面临博士毕业,李欧梵论文未能写成,申请到欧洲游学半年,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还为他申请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

 

成行前,费教授给李欧梵三封信,要他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看完李欧梵拿出来的信,这位教授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李欧梵后来辗转于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执教,1994年回到哈佛,开始十年的哈佛任教生涯。

 

哈佛的故事后来被他写入《我的哈佛岁月》一书,很多对他的学术未尝有多大兴趣的普通读者,便是在这本回忆录中认识到老先生为学和为人可爱之处的。

 

在美国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李欧梵和白先勇受邀作为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回台湾建言。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主持的文化会议上面,白先勇说台湾要成立一个文化部,台湾太不注重文化了;李欧梵说要开放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不应该认为中国文学是左派就禁止。

 

结果国民党一个高官邀请两人去“聊聊”。

 

“我们两个就觉得好玩,说赶快走。他是个大牌人物,名将之子,我是个小人物,结果到了香港,报纸把我们放炮的事情登上,把我们合在一起了,本来是白李,白先生在前,李欧梵在后,我是跟着他的,后来一说李白比较顺,就放成李白了。”

 

“我这么建言都是为了鲁迅,我说鲁迅一定要开放给大家看。”李欧梵到了美国才接触到过去在在台湾被禁的鲁迅作品,开始研究鲁迅,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在海内外鲁迅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自然希望自己生长的土地,也能开放阅读和研究鲁迅。

 

让他常常被误认为在上海生活过多年的《上海摩登》一书,也是出于他的反叛,还有一丝对童年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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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历史的,对中国文学兴趣不大,更不用说都市文学,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就是乡村文学,都在研究中国的农村。李欧梵想反叛老师,“我说你们研究这个,我就要研究城市。所以中国开放以后,我就贸然地到了上海。我想,研究中国城市,一定要研究上海。”

 

1948年,9岁的李欧梵曾随母亲到上海呆了一个多月,借住在外祖父所住的中国饭店里。上海的声光化电对他的刺激,甚至只是一盏电灯,都不亚于茅盾小说《子夜》中描写的,老大爷进城受到的惊吓。

 

一天清晨,祖父嘱他下楼买包子,他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吓得惊慌失措,丢了包子,门口的黄包车夫也投来不怀好意的眼神,这一切构成了他对“上海都市文明”的惊吓回忆。

 

1981年再次来到上海,李欧梵却发现这座城市毫无灯火通明的气象,和白先勇的看法对上海的类似:上海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上海摩登》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文学作品中寻回战前上海的独特摩登风味。

 

李欧梵从来没有想到,《上海摩登》出版后,会在小资文化圈子里受到那么大的欢迎。

 

“当时上海研究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开始。这其实是个偶然,我对城市文化的兴趣也是一个偶然。”

 

《上海摩登》2001年推出简体版,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文艺圈掀起过一股“李欧梵热”。《上海摩登》译者毛尖,如此描述当年的盛况:“大学生谈谈李欧梵谈谈周星驰,小白领谈谈余秋雨谈谈李欧梵,做学问的谈谈魏绍昌谈谈李欧梵。”

 

由《上海摩登》开始,李欧梵把研究都市文化作为自己的兴趣,“不过其实我现在反而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地方文化、乡村文化兴趣蛮大的。”

 

2

 

就在大家都以为李欧梵已经著作等身,将在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职位上呆一辈子时,李欧梵却定下了离开的计划。

 

那是1998年,他背疼得厉害,吃完止痛药,躺在床上开始反省:我这一生做学术的意义在哪里。他决定提前退休。但真正离开也花了几年时间,与妻子李玉莹在2000年在美国结婚,在2004年终于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到香港执教和写专栏。

 

哈佛学生为他开退休宴会时,李欧梵是这么说的:我不要做学者,我要回香港做一个文化人。各位现在的学问都比我好,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研究高深的文化理论。我觉得文化理论太抽象了,我要回到香港做实际的文化工作,叫做Culture Practice。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专栏写作。

 

要从学术写作转换至专栏写作,并不容易。李欧梵必须删掉文章里所有的抽象学术名词,在限定篇幅内把事情说清楚,让别人能看得下去,这种转换促使他思考,在香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主要工作的文化人,责任是什么?

 

他又把唱反调的意味带了进来。

 

“我的专栏文章、散文应该有内容、容易懂。还有一点是为香港读者着想的,就是我常常要唱反调。香港人最热衷的东西是股票,我就唱反股票的,或者写一篇文章,讲法国小说里哪个人炒股失败了。这个反调又不能唱得太厉害,不然大家群起而攘之怎么办?我就很微妙地把这种想法带出来。”

 

在专栏和散文写作上,他过去爱好的“闲书”和“闲事”终于都正了名,从他出版过的书名便可窥得一二:《音乐的往事追忆》《交响:音乐札记》《睇色,戒——文学.电影.历史》《自己的空间:我的观影自传》。

 

和妻子李玉莹迟到的爱情,也被写入两人合著的《过平常日子》里。

 

认李太太作干妹妹的白先勇,还写过一篇描述二人感情的《李欧梵与李玉莹的倾城之恋》。

 

文中,白先勇是如此描述1999年,他初次见到的,当时还是李欧梵女朋友的李太太:“玉莹秀外慧中,娇小玲珑,是位极可亲的女性,她坐在李欧梵身边,落落大方,极其舒坦,好像两人本来就是天生一对应该互相依靠在一起。”

 

2017年3月,我在韩山师院二楼会客室见到的李玉莹蓄短发,薄唇上涂着口红,系一条丝巾——精致大方的打扮。李欧梵坐在另一位教授身边,李玉莹坐在侧边的座位。他呷了一口功夫茶,夸好茶,接着在五十五分钟的采访中,赞美太太三次以上,在问出“老婆,你说是不是”得不到回应之后,还插了句嗔怪:你看,她理都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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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和李玉莹在韩山书院

 

 

李欧梵不用微信,没有任何社交网络账号,与外界需要用网络沟通的话,全靠太太帮忙。

 

2015年,李欧梵被香港书展评选为“年度作家”。Facebook上有人说“李欧梵既不是香港人,也不是作家”,被朋友发现了,拿给李欧梵看。

 

李欧梵本身很尊重“作家”,把他们看得崇高又神圣,自己并非创作型作者,只写过两部小说,原本打算拒绝奖项,但太太这时说了一句话:“时代不断改变,作家的定义也不再片面,学者用真心写的文字亦有价值。”

 

“我想到自己虽非创作型写作者,但曾完成了大量杂文和评论,加上评论人与作家等多重身份,或许能引发多些人关心这个议题,激励不同类型的写作人吧?于是决定接受邀请,希望藉书展与公众深入探讨此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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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李欧梵被香港书展评选为“年度作家”

2015年,李欧梵被香港书展评选为“年度作家”

 

书展上,李欧梵给自己定下了三个身份:人文学者、人文的文化工作者、业余爱好者。他说:“我牺牲了我至少一半的学术生命,放弃写大部头的书,来做我的文化工作。”

 

他解释,当初只是为了让书展方便展览自己的书,胡乱分了这三类。其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并无区分和敏感,一切只求内心自由。“我很不喜欢把自己的某一种身份、某一种形象拿出来放大,我就是我,可能每个人对我的感觉不一样。我唯一要求的就是只要我老婆对我感觉良好就够了。其他我无所谓,你骂我,我都无所谓。”

 

拿“我们这一代的人心中的男神”去向他求证,我收到了几句追问,几个小时后听他演讲,才知道这就是他“喜欢挑人毛病,让你反省,看你的立论是不是有问题”的习惯。

 

“你们怎么定义的?什么叫做男神?”

 

“你们为什么要崇拜一个人呢?”

 

“是全盘佩服,就是什么都佩服,还是说只佩服一样东西?”

 

回归到近来的写作兴趣,他又转回学术,研究对晚清和民国的翻译作品,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算是学界里面,对我现在研究的东西,真正感兴趣的也不多。所以这几篇大概没人看,只有少数学者看。”

 

“我现在觉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越少越好,过一阵子说不定我又要倒过来了,会写什么很难讲。人过七十,至少在这方面我应该随心所欲才对,不要对自己加太多外在的压力。”

 

 

把闲书当做正经书读

 

三明治:文学以外,您对电影、音乐、建筑、城市,这些方方面面都感兴趣。

 

李欧梵:对,这个是很自然的,我父母教音乐的,我小时候也学音乐。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影响和压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所以养成了一个看电影的习惯,几乎所有在台湾演的、好看的好莱坞电影,我全部都看了。当时只有好莱坞电影可以看,所谓的国语片不好看。后来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

 

三明治:这些“业余爱好”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李欧梵:我最近才感觉到,我本来是把业余和专业分得很开,现在发现,特别是我从美国回香港以后,我决定不要做美国的那一套东西。因为那一套东西我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我觉得应该在一个华文语境里,为华文读者用中文写作,做一种文化批评。当时很多人在美国用理论太多,我就说我要做一些实践,所以我开始写杂文,写批评的文字。

 

我以为这是我的业余,我照样教专业学问。可是后来发现教书的时候,我不想教我的专业了,现在我几乎没有教我的专业,没有教中文现代文学。反而把业余资料里得来的一部分灵感,一部分的研究放到我广义的人文研究里面,包括都市、空间、历史回忆、现代性、视觉媒体和书写媒体的问题,这些都有关系,甚至在方法学上我都受到一些业余的影响。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系统地讲。

 

三明治:您在《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里写到,在哈佛的时候,您为了逃避正经书,每周日都要读“闲书”,现在也有固定时间的“闲书”时间吗?

 

李欧梵:现在如果以专业来讲,我看的90%都是闲书,可是我都把它变成正经书来看。全球化影响,很多闲书我们都要把它用正经的态度转换,变成一种对抗过度商业化影响之后,我们保持内心自由的重要法宝。我这人喜欢看书,所以我那篇文章叫做《闲书呆子》,现在我老婆还叫我书呆子。我真的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本的价值超过任何的黄金,另外一个颜如玉,就是书中的语言好像美人一样,不是说像《聊斋志异》里面,真的在书里发现一个美人跳出来。

 

 

我写的文章,就像我的私生子

 

 

 

三明治:您有没有哪部特别喜欢的自己的作品?

 

李欧梵:白先勇说过,他所有的小说都是他的孩子,他都喜欢,我没有他那个才气。我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文章,写完之后,我自己不看的。就好像我生了这么多私生子,全部丢掉了,让他们自生自灭。有人收养那太好了,有的别人不看,就让他们自立求生,没有什么价值的话,消灭算了。

 

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把我的一些书重新再版,包括《上海摩登》。他们对于我非常美誉,书印得很好。我就想,在道义上我应该为他们写一个再版前言之类的,就是这本书我怎么写的。但我发现写这个很难。

 

我几乎不想写,可是又觉得他们一番好意,我应该回顾一下我的老书,写这个文章。可是我又不想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心理,也可以说我跟白先勇的想法正相反。

 

三明治:您跟白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平时经常联系吗?会聊什么?

 

李欧梵:没有,他是个大忙人,我非常支持他的活动,非常了不起。我们最近很少聊天,都没时间聊天。上次聊天是我老婆要求,他凑了一个钟头,跟我老婆聊天,因为他认我老婆做干妹。他对我非常好。

 

最近他出了六本《红楼梦》的书,三本是自己写的,三本是新版的程乙本,突然就让书店寄给我,我还没有看。我觉得这个好朋友真的是虽然到处跑,但是他知道我很关心他,他也更关心我,所以见面谈什么都无所谓了,我真的不记得我跟他最近见面都聊什么,总之是闲话家常,让彼此保重身体。

 

三明治:您一般在一天里的什么时间写作?

 

李欧梵:一般我早上在家里写大概不超过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脑子就不管用了。一到时间,我老婆就会提醒我说你应该开始做操了,我就乖乖听话,开始甩手,做操。所以我现在身体还不错,就是老婆的功劳。别的学者像我这个年纪这么用功的,一个个不是背有问题,就是肩膀有问题,还有的是视网膜脱落,一大堆问题,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问题。不过说不定再过一两年,我又不写学术文章了,太辛苦了。

 

中午吃完午饭,下午如果精神好的话,我会再写两三个小时,精神不好就睡个午觉,看看书。我发现近来看书的时间也少了,因为我晚上睡觉早,音乐、电影所有的业余兴趣堆在晚上,剩下来看喜欢的书的时间很少。

 

 

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写作越来越难

 

三明治:近来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李欧梵:现在年纪大了,我有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目前大家都用电脑打字,我以前完全是手写的。以前我在美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用英文在电脑上写文章很容易。可是,我不会中文打字,用的最简单的拼音方式,就发现麻烦了,别人可以打得非常快,我非常慢。因为我用的词汇软体(软件)猜不到,我常用某一个字,它就猜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打出来错得一塌糊涂。

 

这使得我的构思、我写作的文笔都改变了,我写的文章越短越好,句子越短越好,因为太长了一定错得更多,所以说文言的味道出来了,这是一个耦合。

 

特别是最近回归学术的时候,写得非常累,别人很快写好,我就累这个东西,研究也受到影响。还有打字的时候,不知道别的学者怎么样,因为改起来太容易了,我就不停地改,所以我老婆一看我写长文章,就担心我的身体。

 

三明治:跟过去相比,对写作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李欧梵:我觉得写作越来越困难。我对自己文字的功夫,要求越来越高,总觉得我的中文掌握不够好,哪一方面都掌握不够好。以前我没有这个感觉,以前手写顺了就可以了。最近我就发现有这种压力。特别是因为我在美国写英文写得很多,我感觉到英文他们很注重文体,语言要写得恰到好处,什么样的文章用什么样的文体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字不能错的,你不能换另外一个字,味道就不一样了。我写中文原本从来没有这个要求,最近我开始有这个要求了,这就麻烦了。

 

我觉得要用中文对得住我的学术文章的话,我做不到,所以写作非常困难。困难之下,使我想到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办法训练我讲话的能力,让将来我可以出口成章,或者说我讲话的时候,将来有一种机器,我说改一改,它马上给我改一改,这样就可以解决我写作的困难。

 

三明治:写作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会有听不同音乐的习惯吗?

 

李欧梵:好像没有。我真的写得进去的时候,根本是忘记音乐的。最近我觉得很烦,打字老是错得多,我就听听音乐。我对音乐兴趣非常大,有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就会听音乐,心情很烦时听听莫扎特、听听巴赫,一下子就平静了,这是我的妙药。

 

我有时候听收音机,可是他一讲话我就觉得吵,所以我就听那种讲话最少的音乐节目。现在香港只有一个古典音乐电台,可是也是讲话,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的CD拿来,找比较长的莫扎特,比较柔软的法国弦乐四重奏,这些东西听,把它当作把它当作把它当作一个背景音乐,让我的心理上、灵魂上、思想上可以平静。

 

三明治:写作对您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李欧梵:我可以引用香港一位有名的专栏作家林行止的话。我刚开始写专栏时还在洛杉矶,当时没有钱押租了,想到可以写专栏,刚好是他在《信报》,给我寄来了一张支票,让我开始写“狐狸洞话语”的。

 

他比我年纪还大,已经从信报退休了,现在还写各种文章,包括政论。他就说我们退休了以后做什么呢?我们老人要做什么呢?就是写写文章,其他方面就是锻炼身体,见见朋友。

 

我现在开始有这个感觉了。看书是你吸收别人的文字,写作是把自己的文字写出来,语言之间、文字之间有一种非常巧妙的互动,这个感觉让我非常兴奋,我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想我不会停止写作的。

 

问题是,实际上它很困难,特别在学术研究上,我发现,我当年那种劲,现在可能做不到了,当年会到图书馆里面找书,废寝忘食,找到一个脚注,就会到处找所有相关的资料。

 

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可是我又不愿意在电脑上花那么多时间,所以好在现在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帮忙,他们帮我找资料,我就会很快地阅读和吸收,再跟他们讨论。我公开感谢他们,现在重要的、大的学术文章,我都是和人合作的。

 

三明治:写自己个人经历和故事的作品,跟您写学术文章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欧梵:我现在发现,写学术文章我也把个人的想法摆进去,有很多“我”字。因为我不相信有客观这回事,客观只是主观的各种程度,学术的主观,或者是理论的主观,或者是个人的主观,或者是私人的。可能过去我把个人的东西讲太多了,不合时宜,我现在开始小心一点。因为我是一个很坦诚的人,所以我的办法就是不大接受访问,接受访问一定讲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不愿意做这种公共媒体的人物。

 

包括这次采访也是,可是既然来了我就没有办法。上次在书展我就感觉非常不好,一大堆记者,他们的问题都是很无聊的问题,问我政治问题,私人问题,几乎根本对文学没兴趣,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到最后我都不想接待记者了。反而内地记者赶来了,有几个记者真是问我托尔斯泰,我就说好,一个钟头,我没有时间了,结果一讲我就忘记时间,一下次讲了三个钟头。

 

三明治:有了婚姻和爱情之后,对您的生活其实有了特别大的改变,对您的写作会有什么改变和影响吗?

 

李欧梵:当然有影响了,我要是一个人的话,能不能写这么多东西很难讲,特别是中文的。所以没有我老婆的照顾。我不会写这么多东西出来,这不是一个灵感的东西。有人说我很肉麻,我的书都是献给我老婆,其实是真的很需要感谢她。只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写多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最近学术的书不写献给她了。

 

 

大师不是那么容易能叫的

 

三明治:林伦伦教授说,您是他跟陈平原教授这一代人心中的男神。更年轻一代的人会觉得,您不只是男神,更是一个大师的身份,年轻人生活在现在的时代,未来可能很难能够达到像您一样的水准。

 

李欧梵:我不承认我是大师,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出不了大师了,我讲了好几次这种话。问题是现在自我吹嘘的大师太多了,大师不是那么容易能叫这个名字的。

 

对于你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自我解构。不是说完全否定你的说法,第一,我在《我的哈佛岁月》里讲了好多次,我当时到美国留学完全是意外,一窝蜂,大家去我就去了。进到哈佛所谓名校读书也是意外,我当时只是运气好,碰到名师,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名师,他写介绍信介绍我去哈佛,不然我去不了。

 

当时我唯一的动力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充满着冲劲,不考虑现实问题。如果说大家佩服我这一点,我希望鼓励年轻人不要考虑现实上的得失,赚不赚得着钱,我学这个是不是将来有饭吃,或者说我将来会怎么样,或者父母亲会不会同意。

 

我当时就为了我自己,我要找寻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好在我父母亲都在台湾,不管我的,我没有收到任何父母亲的压力,所有的压力都出在我自己,出在外在的环境。

 

这一点我自己相当自豪,我当时是穷到根本没有钱回台湾看父母亲,八年没有回去,根本没有钱,刚开始甚至饿肚子,可是饿肚子也要看电影,我非常自豪,就是我可以晚饭不吃,可是我一定要看这个好电影。

 

这种精神现在快没有了,大家都太舒服了。接下来的兴趣都是很自然的,我并不认为我做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特别是我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为香港的读者写的,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我就故意写一些跟他们商业化不一样的东西,讲古典文学、讲经典电影。

 

结果没有想到,内地出版业兴盛之后,反而在内地,会有很多年轻人和同好喜欢。所以我要公开感谢内地的读者,我在中文大学最好的学生,也大部分都是内地来的。

 

年轻人你们这一代真的是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拜神”、“敬神”太厉害了,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你们是可以靠自己的。我相信能力是平等的,机缘不一样。可是机缘要自己找,你如果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过着好好的生活,你没有机缘。

三明治:您怎么看待现在有点浮躁化,碎片化的时代下这些年轻的写作者他们面临的这个时代,和他们写出来的作品。

 

李欧梵:浮躁化现象是一个全球化影响,节奏越来越快,张爱玲那句话被曲解,成名要快。大家几乎没有时间做反省,所以这个时候,在这种时间的压力之下,怎么样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反省的机会?我反而觉得,每天的时间应该有快有慢。我每天有一段时间好像发愣一样,其实是在反思,或者说我同时思考两三件事情。

 

有一个思考的角度,是一个所谓“后设”,或者在上面看我自己。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这文章写得好,不要以为这句话写得好,其实差得远,要嘲笑自己,多年来我养成一个自嘲的习惯。所以对我来讲,希望我能够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环境里面,找到我个人认为有意义的一条路,我只能这么讲。

 

三明治:您对现在年轻人的作品和他们未来的发展怎么看?

 

李欧梵:年轻人的作品我看的比较少,我没有资格讲。我看得很少,甚至对于当代文学的作品我看得都不够实在顾不及了。

 

如果泛泛而论的话,每个人都有一种创作欲,甚至有一种发表欲,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应该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空间,让这些年轻人不要社交太厉害了,不如发表一点东西,不要互相吵来吵去,骂来骂去,传播谣言,把自己的创作的东西让大家来看看。将来爱好文学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应该利用这个平台大家互相支援,不要互相对骂。

 

我偶尔上一上西洋古典音乐的网站,平常只看他们怎么写。一次我问了一个问题,说好像哪一位指挥家以前演奏过的什么作品我忘了,不到几分钟马上有人回答,我心里觉得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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