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这是我的“混搭”人生 | 我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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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即将结束,今天推送文章的作者莫舟,就是五月每日书的参与者。她本月的写作主题是《混搭:跨文化的工作与生活》
 

莫舟是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英语老师,丈夫是斯洛伐克人,还有一个混血宝宝,身在其中,她记录下了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不只有故事的铺陈,也有她对于周遭一切的反思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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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舟

 

找外国人当“托”每日书Day1, 5月2日

 

五一假期前,我收到老朋友麦克的微信,说是蛇口海上世界的一家酒吧要找15个外国人当托,酒吧支付每晚300元,提供免费饮品和小吃。他问安有没有兴趣。安是我的先生。

 

我问也没问安就拒绝了。一来我知道他是不会有兴趣的,二来即使他有兴趣去,我也会反对,因为这在我看来会是个污点:做“洋托”毕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是个有正当职业的人,拿合法的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每月交高额的税,简直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青春。所以,他的职业生涯里一定不能有做“托”这样的事儿。

 

这是我的理由。当然,当我后来跟安说起,他也表示不会去。我们都很惊奇为什么现在还会有海上世界的酒吧需要托,因为海上世界是深圳外国人的聚居地,自然会有外国人主动走进酒吧去。只有在外国人稀少的小城市,才会有人需要“洋托”——这里提到的洋托,通常是白人,而且我认识的外国人当中,做托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比如,麦克是做过很多次托的,他并不太介意,他认为这是“Easy money”:毕竟什么都不用做,白吃白喝白拿钱,只用长着一副白皮囊。麦克是个老嬉皮,一直扎个小辫子,所以他当过摇滚歌手,在内地某家百货大楼的开业典礼上,当然他是不用真正做任何表演的,他只需要站在台上戴副墨镜拿把吉他装装酷就行了。不过,麦克是个非常友好的嬉皮士,自来熟,愿意跟人打招呼练中文。所以类似的托他做过很多次,有时候一天也能拿到千把元人民币。

 

另一位朋友S先生是个德裔美国人,总是一脸的严肃,所以他以前常当“专家”。他曾经作为“外籍建筑师”跟随某建筑公司参加西部某市的活动,跟该市的市领导同席而坐,还接受了该市电视台的采访。S先生倒是博学多才,所以被采访时还真能够就城市规划讲个七七八八的。

 

麦克和S先生是略微上了年纪的,做托时他们偶尔会遇到什么也不懂的小年轻,对那些小白脸们,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毕竟鄙视链到处都存在。据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中也存在地域歧视呢,上海的老外和北京的老外是互相看不上的。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言,鄙视链也是存在的,做外国公司的高管和“首代”才是最正当的职业,教英语这样丝毫没有技术含量的是不被看作“a real job”的,像麦克,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去教英语的,他的优先选择是配音、英语编辑,当托是最后的最后的选择。

 

自从知道“洋托”的存在,我就对出现在不同场合里的不说话的白人持怀疑态度。不过我倒也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啥可耻的,他们付出时间获得报酬,也是理所应当的。忽悠人的是国内的商家们,可是他们不也是顺应消费者的需求吗?

 

外教行业里的鄙视链每日书Day2, 5月3日

 

 

十几年前,在上海,我所就读的研究生院的学生事务总管说:“在上海,找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可能比找个公厕更容易。”

 

后来,我发现,这些比公厕更遍及城市各个角落的英语培训机构里,往往都有外国人——白人——在撑门面,我们把这些人尊称为“外籍教师”。

 

再早些时候,外籍教师大概只出现在高校里,他们住在“专家楼”里,可能真是某个领域的资深人士,或者是资深人士的家属,闲时教教大学生们英语口语。

 

然而,本世纪之初,大型的英语培训机构以星星之火之势出现于各大城市,随后燎原,蔓延至二线。随后,这些机构父生子、子生孙,又衍生出换了名改了字的新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点——外教课程是核心产品。这些机构大都坐落于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最豪华的商业楼里,全透明的玻璃墙隔断,一进门就给人高大上的印象。透过玻璃墙,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白白净净的白人外教,在跟某个美女学生热切地交谈。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或许就希望自己是那个学生了。

 

我要讲的,是那些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教,和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在我还是个职场小白时,我大概也希望自己能和他们谈笑风生。多年后,当常常有白白净净的所谓外教来讨好我、希望我给他们安排课上时,我对他们的看法变得复杂了。

 

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人,但是这和他们是不是好老师无太大关系。至于他们从前是不是开的士的,和他们是不是好老师也无太大关系。那些值得我们痛骂的“洋垃圾”也在少数。所有这些人,能在尊师重教的中国,被称为“教师”,是因为我们对白人以及英语的复杂的情绪。

 

而以盈利为目的的英语培训机构抓住的正是这个复杂的情绪,加以深度开发,生产了高价的产品,从而获得利润。在这个商业构建中,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一起,制造了我所遇到过的最大的职场歧视:基于肤色的同工不同酬,被歧视的不是占少数的白人外教,而是占多数的中方员工。甚至作为比外教级别更高的中层管理,承担更大的工作量,负担更大的责任,薪资却不及只需要长着白脸、上上课的外教。中教的工资常常不超过外教一半,中层管理者的薪资大概是外教的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们对外教也有着分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视外教为随时可以代替的棋子;另一方面,这些外教又是他们的商业模式的核心。外教自己对教英语的态度也有些分裂:一方面,他们抱怨自己被当作猴子放在玻璃房间里展览,另一方面,他们又贪恋这份工作的轻松和钱来得容易。消费者对外教的态度也同样分裂: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自如地用英语跟他们交谈,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心底里鄙视这些人不过会说英语而已。

 

在这样的分裂之中,我曾经需要应付上述的三方,是这个构建中的沉默的参与者和帮凶。

 

中国妈妈、东欧婆婆 每日书Day13, 5月14日

 

妈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浙江农村,是贫下中农。外公外婆老来得女,妈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所以尽管物质极端匮乏,也实实在在地宠着这个女儿,一路读书读到了高中,就差一点赶上了高考。和许多她的同龄人一样,她有些缅怀她小时候的社会,认为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她也带着她的时代烙印:勤劳和节约。

 

婆婆出生于二战后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成长于东欧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是一辈子的工人阶级。历史,在历史书上和文学作品里,和在普通百姓的体验里,是有差别的。作为一介百姓,婆婆认为自己一直享受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一直有工作、有很长的产假、孩子小的时候单位里有托儿所、孩子上学是免费的、医疗一直都是免费的、现在有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退休金。所以她的日子过得从容。

 

妈妈自称是个属鸡的劳碌命。她爱早起,明明有洗衣机,还是要跑去河边洗衣服。她这代人,能用手做的事情,不会让机器做,一来他们对机器不熟悉,二来机器都要用电。她不喜欢空下来——现在也空不下来了,要给儿子带小孩呢。所以她不喜欢呆在我家,没事做。她年轻时喜欢看报纸,随着视力变差,她连报纸也不愿意看了。打麻将着实是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可她偏偏又在意输赢,所以还是在家里给儿子带小孩好。这些年她也学会了用手机,看手机上的各种八卦,或者玩个斗地主。她觉得在手机上玩斗地主比跟真人玩好多了,一来没有真正的输钱赢钱,二来别人出牌不好时,她可以骂别人。

 

婆婆则更懂得享受生活。早饭之后,她便和公公一人一角坐在客厅里看书,一人一杯咖啡。她贪吃甜食,没事就给自己做不同的糕点。她的厨房里设备齐全,与我妈相反,能想到的厨房机器她都有,能让机器完成的事情,她绝对不动手。她一会儿就能捯饬完,锅锅盆盆用了一大堆,往水池里一扔。等她出了厨房,公公就过来收拾了,两人配合地相当默契——换做我爸我妈那边,爸爸始终认为收拾厨房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活儿,而妈妈也这么认为。婆婆的台历上码满了各种标记:家里大大小小的生日、名字日、图书馆的借书日、去乡下小屋除草的日期等等。儿孙的生日里,即使不在她身边,她也要给每人做上一个蛋糕,晚上打电话视频,搞得热热闹闹的。一有人过生日,最高兴的就是她。

 

当然,在我和安相处的最初,她对我这个中国媳妇也是有些警惕的,正如妈妈对安这个洋女婿的不放心一样。好笑的是,她警惕我贪钱,而我妈担心安不给钱。这么一对,两人的担心都不无道理。

 

好在这些年,我和安证明了我俩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好CP。婆婆看到我的持家有道、育儿有方,真诚地为儿子找得好媳妇而高兴。妈妈虽然对安不以她想要的方式孝敬她而略有不满,但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爱我敬我的洋女婿。

 

我希望妈妈能像婆婆那样,自得其乐,但是我清楚她们的生活环境如此不同,以至于她们的价值观也迥异,我也只能由她去了。

 

“混”日子每日书Day17, 5月18日

 

写了一圈周围的人,终于轮到写写自己的混日子日常了,居然无从下手。

 

这时候另一个自己跳出来质问,这有什么值得写的?这不跟一男一女合伙过日子都差不多吗?可我分明是受过很多走过去又回过来的冷眼的。甚至在当时还掀起了一场全家总动员:父母动员了家里一位位高权重的姑父来说服我——就因为我找了一位老外。

 

全家总动员自然以我以一敌多的压倒性胜利收尾。独立如我,怎会将我的生活自主权让渡给他人?注意,我是一贯如此独立的,并不是因为跟了老外才变成这样。后来我妈说我变了,变得自私了,她将之归罪于我的老外先生。我认为她显然在我成年后就未曾了解过我,我不过偶尔不顺从她的意愿罢了。

 

我上网搜了一圈“和外国人结婚是怎样的体验”,仿佛自己没体验过一样。照例,搜出许多意料之中的言论。比如,和外国人结婚的中国女人都很丑;外国人普遍自私、体毛长体味重;跨国婚姻通常难以维系,以离婚的居多。诸如此类。

 

这到底对我有了些许的帮助,让我假装坦诚地解剖自己。

 

我和安从相识至今,15载有余。我从刚出校园的中二女,蜕变成现在的铁石心肠的老女人,安功不可没。

 

安非常帅。帅到什么程度?帅到像普京。我虽然从小被人嫌弃长得丑,却常常被他赞美漂亮,听多了便自以为长得的确不太难看——所以女人一定要找一个会夸你的男人。其实我还被多个白人女人夸过,当人家直接说“You are beautiful”的时候,我激动得差点被掰弯。有趣的是,我们越长越像了,夫妻相居然可以跨越十万八千里。

 

和一个人生活十余年,日子除了浪漫和激情,还有许许多多个具体的细节,这些充斥着差异的细节构成了我的混搭生活。

 

比如,早餐的饭桌上既要准备白粥和小菜,又有面包黄油加果酱。煮鸡蛋的打开方式不同,我是直接拿起鸡蛋敲桌子,他是拿起勺子敲鸡蛋。第一次在欧洲旅行时,在安静得能听到针掉地上的餐厅里,我拿起鸡蛋尽量小声地敲了桌子,迅速引来了邻桌的目光,才知道原来鸡蛋还有其他的敲法。至于佐料,我喜欢在煮鸡蛋黄上加酱油,人家在上面加盐。所以一顿早餐就能铺一桌。

 

混搭的女儿也是兼收并蓄的,她很快学会了在奶奶家大口吃土豆,在外婆家大碗吃白米饭,以及在奶奶家要抿着嘴吃饭,喝汤不能有声音;在外婆家则可以大口地嗦面条,不发出点声音来别人会担心她不爱吃。叉子筷子的轮换,就像她在不同语言间转换一样,自然得就像从左手递到右手。

 

对于成年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容易解决,求同存异,谁也不用勉强谁。观念上的差异则复杂得多。这些差异,因为文化的不同被夸大,听起来比来自同一国度的南北两人的差异要大得多。语言不同是个大问题吗?其实不是,我们都用第三方语言——英语。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是问题吗?可以是可以不是,大概只有青梅竹马的两人才有大范围的共同经历吧。

 

作为成熟理智的成年人,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声音,才是正道。再不行,就大吵一架吧。

 

TCKs,第三文化儿童 每日书Day23, 5月24日

 

上网一搜,搜到一个专门描述这群人的名词:the Third Culture Kids (TCKs)第三文化儿童,还有一个专门的网站www.tckworld.com。

 

维基百科这样解释TCKs这一概念:成长于非父母文化(或非护照国文化)的孩子:children raised in a culture other than their parents’ (or the culture of the country given on the child’s passport, where they are legally considered native)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ir early development years。此类儿童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更容易适应不同文化,却更难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可谓利弊共存。

 

女儿显然属于这样的孩子。她同时学三门语言:中文、英语和斯洛伐克语。三门语言语言结构迥异,所承载的文化差别也是巨大。中文和英语,很难说清哪门是她的母语,因为她在一所美国国际学校上学,英语是学校的主要语言。回到家里,三种语言混着说,和周围的人说话时用中文,中英文之间转换起来比苹果系统和微软系统间的转换还要快。

 

影响她最大的文化可能既不是我们所处的中国文化,更不是她父亲的斯洛伐克文化,而是通过学校教育传递给她的美式文化。最初刚上学不久,她放学回来,一定要用花生酱涂土司面包,再加果酱,还配上香蕉,那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吃法。而她父亲对这种吃法嗤之以鼻。家里不这么吃,慢慢地,她也不要求这样吃了。

 

她比我们都懂棒球,了解棒球的规则,熟悉美国的棒球队和棒球明星。她能清楚地说出美国的货币,和总统山上的总统分别是哪几位。她能详细地讲出海伦凯勒的故事,并认同其中的价值观。民主的概念也学了,还在班上实践了选举。她这样一个跟美国没有丝毫关系的7岁小孩,因为在美国学校读了5年书,脑子里想的大概跟美国小孩没多大差别。

 

她很快学会了美国人的浪费,在家里不习惯用抹布,而是“刷刷”地抽纸巾擦桌子。室外温度超过25度就要开空调,空调开得很低,冷了宁可加外套而不是把空调调高。她要求我们像美国人那样付钱给她做家务。我和安拒绝了,告诉她我们并不认可这种观念,我们认为她是家庭的一部分,做家务也是她的责任,她不会因为完成她的责任而得到额外的奖励。从这个角度讲,我常常要挑战她在学校里学来的东西,告诉她那只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而且不见得是最正确的形式。

 

同时,她也学习中文。她站得笔直、双手别在背后,抑扬顿挫地朗诵李白的诗,并宣称自己是孙悟空的粉丝。她不排斥写汉字,虽然那对她来说有些难。

 

当然最困难的要数学斯洛伐克语,因为除了她父亲和她的交流之外,周围没有环境,加之该语言语法结构极其复杂,光“苹果”一词,一个苹果和两个苹果的名词格式不同,五个苹果和五个以上苹果的格式也不同。更别提不同时态里的动词变位。所以学起来困难重重。

 

好在她并不反感学斯洛伐克语。去年在奶奶家呆了两个月回来后进步神速,说起来是舌头连翻带滚的,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可是,两个月的副作用是她完全认同了自己是斯洛伐克人,而不是中国人,跟我说起事情来,常常用“we”指代她自己和父亲,用“you”把我排除在外。这着实令我有些忧虑。

 

而她父亲更担心的是她无法像本地人一样说他们的语言,那么就无从深层次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作为TCK的家长,我们都免不了担心孩子的成长远离自己的根。可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我们自身的跨文化迁徙,如何平衡孩子既接受多元文化,又能找到坚定的文化身份认同,这对父母和孩子可能都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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