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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我在ICU病房中经历的第一场死亡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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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虹儿

 

四年前,我刚毕业就进入苏南一家新建的台资医院工作,当住院医师。这家世界500强投资的医院空间很大,环境很好。一般来的病患都是其他医院不太愿意接收的,不是住院时间比较长,就是病情比较重。

 

冬至之后就到了慢性病的易发时期,医院里悄然地忙碌了起来。每个住院医生手上从平均管6个人变成了10个以上,而且多为年纪大的病危患者。所以,有些中途需要送去重症监护室(ICU)留观。当然,进了那里自然是凶多吉少。平时ICU里只有两三位老师来回倒班,他们急缺人手,所以我就“幸运”地被部长派去支援了。

 

ICU在住院楼的三楼,就像一个“小迷宫”,有专门的家属通道、医护通道、手术通道。病房里有一个自南向北贯通的工作区域,是一个中转站。它与更衣室、谈话室以及膳食间的通道相连。宽阔的工作台上安设了监控和门禁设备以及各种不同功能的电脑,负责实时监控的、写病历的、护理监护的、财务记账的一字排开。库房里有各种功能的呼吸机和便携式B超仪。隔离病房拥有开展小型手术的条件。

 

站在工作台前,直接就能看到4排病床,每排4张床,依次编号,但没有4床和14床,台湾人对“4”这个字眼很是忌讳。左手边还有三间独立的隔离病房,有很大的窗户方便观察隔离患者的一举一动。

 

ICU里整个环境都是全封闭的,没有窗户,只能靠各个显示屏角落里的时间来分辨是白天还是黑夜。而睡在病床上的人,区分昼夜就是靠灯亮和灯灭。在里面时间待长了,生物钟会乱,所以他们的睡眠也并不是那么规律。若能准时下班,大家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外面去,哪怕是看看冬天的冷雨,也比这里的气压松快很多。

 

虽然楼下有便利店,但护士长还是为大家配了电饭煲、微波炉、迷你烤箱、咖啡机,以便饮食无法规律的我们随时可以让胃得到慰藉。值班室里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房,但“风水”不太好,睡在里面常常会“鬼压床”。

 

接到“派遣令”后没多久,我卷着自己的“家当”,开始去ICU“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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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的时候,ICU共有五位入院半年多了的“常驻户”,住在中间两排病床。“猪头”便是其中一位“业主”,长期躺在6号床。

 

猪头入院和我入职这家医院,几乎是同期。从秋天开始,因为周末偶尔去ICU值班,我认识了猪头和他的妻子。

 

“猪头”是妻子小陈对他的昵称,因为手术剃了个光头,妻子便开始唤他猪头。他的身材高高大大,面相带着些江南男人的温文尔雅,一口流利的“浙普”让我印象深刻。每次给他做治疗或者检查,他都恭敬得很。

 

我打开他的病历,主诉里写着:“鼻咽癌术后半年,突发意识不清3小时”。可他才36岁。

 

他的手术是半年前在其他医院做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术后坚持边化疗、放疗,边照看自家生意。没过多久他就经常头痛,可老婆一人忙不过来,他便硬撑着不说。直到有一天早晨,他突然在家晕倒,需要立即抢救就直接推进了ICU。从那时起,他妻子就关了门店,一心一意照顾他。

 

重症室有别于普通病房,每天只给家属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共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并非时刻都可以随意进出。每次到点了,家属们就在家属通道前排好队。开门后井然有序地穿戴好帽子、口罩、鞋套和隔离衣。进来后,大部分家属会帮患者擦擦身子,按摩按摩,或者是喂点果汁、汤水,开点“小灶”,每天按时来到点儿走,偶尔与我们单独交流一下病情。

 

而猪头的妻子每天三点就在门口等候,到别的家属都散了,还在床前给猪头擦洗。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夜半三更来按门铃,重症室里的患者家属也就只有她一人能有这样的“特权”。

 

过了大约半个月,我发现没有其他家属来探视他,就对他们夫妇更好奇了。后来听护士长说起,原来猪头是浙江人,家里很穷,父母又早逝,自己来苏南做生意,靠自己白手起家。他老婆跟他是同乡,是他们当地的富家小姐。当初两人能在一起颇为不易,老婆断绝了与家里的一切来往和他“私奔”,开了一家小公司,做小商品生意。结婚五年多了,他们还没有孩子。

 

所以,在这个城市,他们的亲人就只有彼此。护士们对这孤零零的小俩口很是同情,就对她的频繁来访睁只眼闭只眼。

 

我对他妻子的印象很深。浓眉大眼,皮肤白皙,浓黑的长发直垂到腰间,略施粉黛即是标准的江南美女。她很礼貌,每次都先来跟我们打招呼,大致地询问一下猪头当天的病情,还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咖啡或者点心。比我年长的她,很客气地让我直唤她“小陈”。

 

从我开始接管猪头之后,他的病情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神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因为鼻咽癌复发合并脑转移,头和脖子变得越来越肿,远远地看去有些肥头大耳的,更像“猪头”了。

 

但在小陈眼里,猪头依然还是那个当初跟她约定一生一世的帅小伙儿。

 

有一天,猪头的意识还算清醒,眼睛可以睁开,小陈来探视的时候带了刮胡刀和电动推发器,打算把他收拾得利索一些。

 

征得我的同意后,她去值班室打了一盆热水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将毛巾在热水里泡软后拧干,又轻轻抖开,叠成一个小方块搭在猪头的下巴上,温情地看着他的脸,手抚着他的头发轻按他的头皮,问,“舒服吗?”

 

猪头眨巴眨巴眼睛,眼里泛出一层水光,慢慢地把右手挪到妻子的手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指。小陈瞬间眼泪就下来了,手却没停,拎起毛巾丢在热水里,将挤好的泡沫均匀地涂在猪头脸上,拿起刮胡刀轻柔地刮起了胡子。

 

整个过程中,猪头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小陈。

 

待刀落,小陈又上推发器。她笨拙地拿着推子,一厘米一厘米地朝前推,时不时停下,检查自己有没有把头皮划破。随后她又换了块毛巾,把猪头从头到脚擦拭了一遍。

 

完成时,猪头的两个耳朵完全露了出来,少了些颓气。

 

我们自觉地退到工作台边,给他们夫妇二人一些独立的空间,谁都不忍心打扰。

 

2

 

第二天早晨,我们查房时走到猪头床边,发现他还没醒。我快速地拍拍他的肩膀,同时大声地呼唤他的名字,再用手压压他的眼眶、挠挠他的脚底、掐掐他的小腿肌肉,毫无反应。他陷入了深昏迷状态。

 

我立刻让护士给猪头挂上减轻脑水肿和颅内压的甘露醇。一般人挂个半小时也就能醒过来了,可他挂了近两小时也没见意识恢复。

 

更让人害怕的是,猪头的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胸廓呼吸的起伏越来越微弱,监护仪发出了急促的报警声。呼吸功能忽然衰竭,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我立刻冲到工作台前打电话给小陈,告诉她猪头有病情变化,我们需要紧急气管插管,让她赶紧来医院。另一边,老师和护士们已经开始抢救。

 

我赶忙去托着猪头的头,把嘴巴侧着朝右拉开气道防止误吸,护士配合我帮猪头吸痰,护士长又急匆匆地递来切开缝合包。老师飞快地拆包、装好刀片,选定喉结下方的一个点,麻利地切下去,把管子插进去大概十几公分,立马接上球囊开始人工呼吸支持。

 

也就在这时,小陈赶到了。

 

我出去向她交待进一步的情况,“他的呼吸功能受到了影响,可能后面只能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

 

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整个人都在颤抖,只有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我把她带到谈话室,给她倒了杯温水,抚了抚她的肩膀,顿了顿又说,“他的情况不是很乐观,可能要有点思想准备。”她沉默地流着泪,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当我再回到病房时,猪头的红色警戒已经解除。监护仪开始平稳运转,呼吸机已经立在床边,中间的压力柱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猪头的胸廓也恢复了呼吸的节律。

 

我们与路过的死神打了个照面,擦了个肩,如同赛场的裁判给了我们一张黄牌警告。

 

根据当时的情况,手术、放疗、化疗都不合时宜了,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争取让红牌下来得晚一点。猪头的复查头颅CT从之前的每周一次改为每两天一次,抗生素从普通型改为广谱覆盖型,血气分析从一天一次改为随时抽检。

 

然而,猪头的病情越来越糟。CT显示脑转移的病灶直径,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宽,部分有功能的脑部区域受到压迫,随时都有移位的可能。这也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并发症——“脑疝”。监护仪上显示的血压也逐渐下降,我们害怕他突然出现休克。他的嘴唇和甲床颜色都是暗红色的,抽出来的动脉血也丝毫没有鲜红的样子,体内缺氧缺得厉害。

 

这些问题,随时都会危及猪头的生命。

 

再顽强的抵抗也抵御不了病魔的碾压,从猪头陷入深昏迷后,头骨也开始被肿瘤细胞侵袭。不知从哪天起,脑门儿上凸起了四五个青紫的包紧紧地挨着,每个都有土豆大。眼皮子肿得上下都合不拢,大大的灰青的眼袋坠在下面。再加上双侧脸颊延续到脖子也是浮肿得特别厉害,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个深窝窝。

 

猪头,成了真的“猪头”。

 

那天,我照常去带猪头做CT。在操作间看着一帧帧灰白色的脑仁儿逐渐显示出来:中间的蝴蝶黑影十分宽大,边上灰白色的脑实质被压得越来越狭窄——颅内压肯定是很高了。形象一点说,脑子本是嫩豆腐,硬是被压成了老豆腐。

 

其实我们之前就预估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好请神经外科医生来帮忙做个小手术。也就是在脑壳子上钻个洞,用根管子插进去把多余的水放出来,这样脑子里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回去的时候,前来会诊的老师已经看过传过来的CT图像,与我沟通打算立马手术。

 

我打电话给小陈告知情况,同时请外科老师向她进一步说明急诊手术的风险。小陈同意外科医生先给猪头做手术准备,说自己马上就来医院。

 

外科医生拿了把电推子,把猪头的头发剃了个干干净净,护士从手术通道直接把他推入了手术室。我把手术同意书打印出来,那时候小陈也正好赶到。我再次与她交待了猪头的情况以及急诊手术的风险。

 

当我跟她说到“脑疝”这个已经反复与她提及过的词时,她又开始紧张了,看着同意书上的内容问我,“做了也可能脑疝,不做也会脑疝,对吗?他会不会直接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些话问得我一时语塞。可当时除了动这个小手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个减压手术至少可以暂时延长他的生命。

 

最终,小陈在同意书上签了字。我通知外科医生,家属同意,可以开始手术。

 

半个小时后,猪头就被推回来了。他头上多了根管子,头顶光溜溜的,远远望去仿佛一只插着吸管的青椰。

 

3

 

我们把猪头安顿好,才喊小陈进来看他。猪头的意识仿佛回来了一些,眼睛依然微歙着,不知能否感受到外界的光亮。小陈轻抚着他光溜溜的头,呜咽着说,“受苦了,受苦了……”

 

我能明确地感觉到,猪头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好受。

 

我到重症室常驻之后,猪头的病情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们每天的工作只是让他走的坡道变得缓一些,不至于太快坠入悬崖。

 

可小陈对他还有期待,只是她内心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卑微——早先是希望猪头能康复出院;后来变成能躺在病床上与她说说话就好;到了现在,哪怕是眼睛睁开一条缝,她也会开心得不能自已。

 

然而猪头脑袋里管理睡眠觉醒的“部门”早就被癌细胞火烧了,谁都无法估算出猪头到底什么时候会略微清醒。小陈因为害怕错过,作息跟着猪头转,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一直呆在猪头床边。她给他放他们一起听过的歌,跟他讲以前的故事,把他的手指甲、脚趾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为他的四肢做超长时间的按摩。

 

由于作息紊乱,小陈原本白皙的脸上坠着两颗大大的黑眼袋,日渐消瘦。我与她说话时,她都答非所问,仿佛灵魂被人从身体里抽离了,整个人变得麻木迟钝。她总当猪头是醒着的,常常与他对话,而猪头却躺着一动不动,眼睛从未睁开。那些话仿佛自言自语,消失在空气里。

 

有一天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五位常驻户发呆。目光扫到猪头的时候,感觉他脸色显得格外红。一测体温,超长的“滴——”之后,耳温枪显示42℃。

 

我立刻让护士开始给他物理降温,把药换成更高级的抗生素,也没能止住体温上升的趋势。几个小冰袋冷敷完全起不到作用,只得拿出冰毯给他盖上。6小时过后,猪头的体温才稍稍下降了些,但耳温依然有40℃上下。

 

看来是他脑袋里管体温的“司令”出了毛病,那其他几个“司令”还能好?我的心都悬起来了。因为我深知这些深居延髓掌管命脉的老家伙们脾气都很差。一旦出现脑疝,“司令部”被毁了,他们就会立马撂挑子不干。

 

猪头的体温一直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司令部摇摇欲坠,生命体征难以维系。双黄牌警告后,红牌罚下的期限也不远了。

 

那天深夜,小陈正趴在猪头的床前打盹。猪头床边所有的仪器一瞬间都开始嘟嘟嘟地报警,顶端的红灯闪烁不停,仿佛停满急救车的大型事故现场。我们从值班室冲出来,拎起听诊器,拉起帘子,迅速开始抢救。

 

我撩起病员服,右手两指定位到胸部中间偏左的位置,左手掌根迅速到位,右手紧贴左手背,十指紧绷,双臂垂直,双腿跪在床边,立即开始胸外按压,抬眼紧盯心电监护仪上心率变化,注意按压节奏,嘴里默念着101,102,103……

 

可CPR(心肺复苏)轮替了三人不间断地按了4个循环,去甲肾上腺素间隔推了3次,心电图依然低平。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把小陈喊到一边时她都没还没反应过来,但能听见我告诉她,“目前我们的所有抢救措施恐怕都无法挽救……”

 

我把沟通单打出来给小陈签字,上面写着“患者病情危重,经积极抢救仍无明显好转,随时有死亡风险。特与家属交待病情!”她的左手接过纸,右手拿着笔,双手不停地颤抖。我强作镇定说出了那句残忍的话,“在签名栏里填上继续抢救,或者放弃治疗。”

 

小陈愣在了那里,内心不知是慌乱还是绝望。

 

然而她还未来得及在沟通单上写下抉择,监护仪上的电波成了一条直线。

 

长长的哔音结束,我们宣布了死亡时间。小陈的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踉跄着爬到猪头床边,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

 

4

 

第一次面对病患死亡的我,积极地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而用尽了自己全身的能量也未能把猪头挽救回来。

 

抢救的过程消耗了大量体力,当时并不觉得累,所有动作都是靠希望他能活过来的意志支撑着。当一切安静下来,立刻感受到身体和心里的疲惫达到顶点。

 

而病患在院死亡后还有一堆医疗文件需要完善,是一时半刻搞不定的。

 

我拖着近乎瘫软的身体去电脑前开死亡证明,手一直在颤抖,连笔也拿不稳。我像一块木头,根本无法安静地思考,对着电脑上的信息,一个字对着一个字地往死亡证明上誊写。写到病因推断时,只能倒着从“C:多器官功能衰竭”开始写到“A:鼻咽癌”。

 

当我写完,撕下两联交给小陈时,已经全身湿透。

 

猪头的床头柜里放着小陈早前就准备好的西服和衬衫。作为医生本来只要去完善病历就可以了,不需要料理遗体。可是护士人手不足,而猪头的家属也只有小陈这一个女眷。我也只好深吸一口气,顶住内心所有的害怕和迟疑加入她们。我和另一名护士一起帮忙,把所有的监护电极片取下,拆除所有的管路,把那些有渗出的穿刺孔都缝补好,再用棉球堵住所有的孔道。

 

小陈要帮猪头擦澡,我帮她打了一盆水,陪在她身边。她用毛巾轻柔地擦拭他的身体,手微颤着,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我拿着纸,一遍遍帮她擦拭眼泪——听老人说,活人的泪水撒在遗体上会不吉利。

 

我帮着她把猪头从背后费力托起来,穿上衬衫、西服,又把两条腿抬起来穿好裤子、皮鞋,再托起猪头的脖子,看小陈把领带从颈后穿过去,熟练地打好领带,服帖地塞进西装。

 

虽说在学校学习人体解剖时仔细用手辨识过冰冷的“大体老师”,我却从未直接触碰过还带有体温的遗体。在整个整理遗容的过程中,我的手一直在发抖,后背全是冷汗,心也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

 

等这一切忙完,猪头的身体已经凉透,四肢也逐渐僵硬。

 

护士打电话请太平间值班的师傅上来帮忙,和小陈讲了殡葬相关的事宜。师傅把平车推到床边,又将白布垫在猪头身下。我们三人一起用尽力气拽着白布把猪头抬上了平车,小陈站在旁边,不敢靠近那辆“饱经风霜”的平车,只是默默地看着平车上穿着西装的丈夫。

 

最终,我用另一块白布把猪头的脸盖上。

 

在盖布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地与猪头告别。身旁的小陈突然彻底崩溃,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瘫坐到地上,嚎哭着缩成一团。

 

我把她扶抱起来,轻轻地拍了拍她瘦弱的脊背,勉强地挤了句“节哀顺变”。

 

待他们离开,我安抚好其他四位受了惊的“业主”,坐回电脑前继续完成死亡记录,眼神却总会落到那张空空的病床上。

 

第一次目睹患者生命的转瞬即逝,第一次亲手料理微温的遗体,第一次面对失去亲人家属的悲恸……回到值班室后,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先前的一幕幕不停地在眼前循环往复。全身酸痛难忍动弹不得,四肢冰冷蜷在被子里,眼睛不敢闭上,就这么熬到了天亮。

 

过了三天,小陈来我这里办理结算手续,一身素衣,右手臂上别着黑纱,人很憔悴。她临走时递给我一个她在寺庙求的护身符和一盒素饼,说话的语气还是和以往一样轻柔。

 

“年轻人不能沾晦气,保重。”

 

我看着她的背影逐渐消失,低头望向手里紧握的护身符,又想起了与她夫妇二人打交道的过往,也在心里默念了一句“保重”。

 

在医院,甚至在ICU里,死亡并不罕见,猪头的故事也并不罕见。他的逝去仿佛一粒石子砸入水中,水面上的涟漪顷刻即逝。

 

但于我而言,这是我与死神的第一次交手。面对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以及无法挽回生命的无力感,任何人包括我都会联想,都会害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或周围的人身上。

 

“死亡”对于医生来说可能是经常要面对的话题。从送走“猪头”到现在,我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临终病患。他们的年纪不同,身份不同,当然去世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常有人说,医生面对死亡是会越来越麻木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在一次又一次与死神面对面抗争的过程中,我们更明白什么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们对待家属变得越来越冷静从容,我们希望从每个患者身上都能看到“生”的希望。

 

在我的医生生涯中,生与死的持久战,才刚刚吹响号角。

 

*文中案例因为隐私保护的需要已对部分细节进行了模糊处理。

 


 

 虹儿

虹儿

坐标南京,目前医学硕士在读。

早年经历让我在医院看清了人间冷暖,现在执一支笔写大家看不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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