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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一位教育实验者和他考16分的学生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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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歌

 

张家港是苏州市所管辖的县级市,但为了方便,人们往往选择坐高铁先到无锡东站,再搭乘大巴前往。我走出张家港汽车站的时候,天正下着暴雨,迅速钻进一辆的士,它就像小船一样推开两片波浪。左手是生态园,右手也有大片的绿化和古典的小桥,的士纵横在绿意盎然、规划良好的城区里。

 

行驶至东莱镇,窗外风景陡然变化,街道有些残破。此处已经距我的目的地张家港第八中学不到三公里,司机突然停下车,四个成人蜂拥进来,我明白这是地方上常见的“拼车”。四人中的男性向我宣布:后排本就应坐四个人的。

 

到达目的地,殷国雄老师早已在门卫处等我。他看起来三十五岁上下,身材瘦高,戴着一副半框眼镜。在张家港第八中学这个公立初中里,殷国雄已经任语文老师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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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的传统教育体制中,公立初中似乎就是成绩不理想的代名词。我的中学时代里,一直流传着以数字命名的中学里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外乎逃学、斗殴和女生怀孕。而在这所名为“第八中学”的城郊学校里,这些传言都变作了真实。去年夏天,殷老师有一次上课发现几个学生不在,于是询问其他学生。只听得那孩子毫不在乎地回答:“他们四个在厕所里打牌呢。”

 

今年九月,殷老师刚接手一个月的初三班级,一共有四十四名学生。上次语文考试,最低分16分,不及格28个(满分130分,78分及格),占全班人数的大半。学校里的学生多没法考取普通高中,再过三年后进入大学的几率也就更加渺茫。多数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会去职高,或者,去学习烹饪、理发之类的技术。

 

有些黑色幽默的是,这样的环境反而给了殷老师相当一部分的教学自由——一个城郊学校没有能力承担无法应对的责任,便放松了对教师教学成果的要求和教学方式的规定。殷老师得以使用自己的方式教学:放映电影,讲解教材之外的文本,例如《小王子》等。

 

我去殷老师的班级里旁听了一节课,正好是看电影《十三棵泡桐》的最后一节。去之前约时间时,殷老师告诉我:“除了周五,哪天都可以来。周五会影响大家happy!”

 

在成绩和升学压力像是汪洋大海的中学里,殷老师的课堂难道是一叶乌托邦?

 

我随着学生们看完了《十三棵泡桐》,这部电影讲述的是80后的故事,描写了一群中学生的混乱生活和残酷青春:他们欺负外来同学、打架斗殴直到被捕入狱,女教师和学生之间暧昧不清,学生和学生偷食禁果。家长、老师和校长几乎是缺席的。

 

讲台下的学生们看得很认真:他们全都穿着成套的蓝色校服,女生无一例外扎着马尾辫,整整齐齐,就像是在学海里挣扎浮沉的任何一个正常班级。

 

放映的时候,殷老师会提醒大家注意重要镜头:“这里有个镜头,大家注意,镜头剪切掉了。床下是有人的。”全班随即爆发出一阵饱含深意的“哦……”

 

放映结束后,他把一个学生叫起来,询问电影相关的问题。问题环环相扣,他在努力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完整表达。

 

当学生说到“电影里的学生不好好学习,他们还谈恋爱”的时候,殷老师追问:“谈到什么程度?”学生涨红了脸,憋出一句:“谈到那种程度!”殷老师严肃地帮他表达:“发生性行为,对吧?”事后,殷老师向我解释,只有让学生能够正常表达这件事,才能引导他们正视它。既然中学教育本身没有真正包括性教育,那么只能由老师个人来做,殷老师复印了高兹的《致D情史》前七章、萧瀚的《一些思索:儿童与性教育》还有陈数博客一封名为《我尊敬的姐姐发来的,她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的博文打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们。

 

课堂进行得井然有序,甚至还开启了小组讨论模式,小组成员们都热切得像是在参加大学里的辩论会。殷老师又提出一个问题:“金贵是从外地转学来的学生,他是怎么得以进入这个学校的?又是如何最终留在城里的?”

 

电影里,金贵的哥哥帮城里的老板擦玻璃摔死了,老板因而供他读了这所中学。而他之所以能留在城里,是因为救了游戏城大老板的儿子。

 

电影外,“外地人”这三个字也是一些学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学生曾在作文里写:“外地人的孩子只能在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上学,外地人的孩子想要到好一点的学校上学,要找关系,要往坑里扔钱,还要舍得扔,外地人的孩子不必在乎……可怜的外地人的孩子,我要穿越时空,我要回到过去,我要做‘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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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老师也是“外地人”。他是湖北人,在大学里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因为丈母娘在张家港而来此教书。最初的两年就在第八中学,但他总觉得,“我怎么能在这样一种地方浪费生命呢?”就连同事也说:“女的嘛,当教师挺好的,男的嘛,就一般一般。”

 

03年,学校比现在还要破,修了一条300米的跑道,连标准跑道都不是,那时候的校长还在会上不停地感谢领导。显然,这地方使人绝望。

 

2005年,他转去了市里一所成绩不错的学校。考入这个学校,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这个江南小城衡量小学毕业生优秀的标尺。然而他并没有感受到抱负的实现。他听到有同事家属揶揄调侃教师的专业性,并认为他们干不了别的,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殷老师当即就发火了。

 

他去考了公务员,笔试考了第一名,面试时遇到一道题:中学生网上造谣你怎么看?才读了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他,对比书中例子回答道:“只要不引起伤害,我们应该对学生抱有宽容的心态。”

 

最终殷老师也没有考上公务员。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那块料:“我只能做老师。”

 

恰逢08年很多地方教师罢工,教师工资提升,总体待遇还不错。“那就做啊,又适合,又能多抓两把米。”殷老师似乎变得很务实。

 

这务实里有一份野心——他听说,有个“名师”去河北讲学,一个小时校长给了六千。于是那个时候他特别想当名师。

 

他说自己那时候很骄傲,看不起学生,也与其他老师难以相处融洽。在成绩好的学校往往背负沉重的教学压力,个别老师会在考试前给学生漏题,他拒绝看题,故意说自己看了一定会透露给学生。说到这里,殷老师皱起眉头直视着我:“我不过只有三十岁,怎么能活得这么恐惧?”

 

他也对学校要求的教学方法感到极为别扭,学校不仅要求最后的结果,还规定了到达结果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大大减少了他的教学自由和乐趣。虽然他带的班级,在成绩上总是过关的。学生也认可他,在那所学校的贴吧里至今还能看到怀念他的帖子,称失去他为学校的最大损失。

2011年,学校要转为纯民办,如果留下,就没有编制了,可能变成一个纯民办教师。那个时候殷老师觉得编制对自己特别重要,只得按照教育局的指示,回到了第八中学。

 

“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人往高处走啊,水才往低处流呢!”但是呆了两个月之后,他说自己发现这里很好,因为可以“磨炼”傲气。从前,他太急于得到别人认可了,因而活得骄傲浮夸;如今他首先得承认自己是个很普通的教师,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没有那么强的精英感了。这里的家长也是他从前没有接触过的,他们会穿着工厂的制服,跑过来说:“老师,我也想管孩子,可是……我得加班啊。”

 

一些学生是从民工子弟学校转过来的。能进公办学校,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件莫大的好事。但是他们一进来语文只能考四十分。一个学生在初三作文里写道:我也想当明星,但是我妈妈说我成绩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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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在初三作文里写道:我也想当明星,但是我妈妈说我成绩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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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时候,学生小陈(化名)显得非常紧张羞涩。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不敢看我,甚至会捂着脸。他的声音很小,说话喜欢省略音节——一句“因为我成绩也不好”,他会把“不好”两个字连同“也”的尾音都一起吞掉,“也”听上去像是第二声。“我想说,但是不知道怎么说,真的!”有时候他会这样解释他的嗫嚅。

 

他就是那个语文考十六分的学生。

 

我问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不考虑他目前所拥有的条件,他想了一会儿,说:“受大家欢迎的人。”然后,不管我怎样引导他“想得大胆一点”,或是问“有没有想成为的电影里的角色”,他都有些无动于衷,还是强调:“就是想大家开心啊,气氛不好的时候缓解一下气氛。”

 

我突然想起,在我初三那年,那个后来全班唯一没上高中的同学也是这么说的。

 

殷老师帮我问了一句:“那你初三毕业以后到底什么打算?”

 

学生说,他爸妈让他去学技术。技术,指的是烹饪、理发一类。“本来想拼一下的,也想考职校。但是我爸妈考虑,职校里面不是有一些小混混嘛。”

 

他想了想,又说:“然后我妈让我去当兵,但是当兵不是很苦嘛。可是要真学了烹饪,他们说到时候去饭店里,热死了。真的热。”斟酌了一圈以后他选定了:“我最想去学的是理发。轻松。”

 

这个孩子,他生活中充满了一堆泡泡,是别人描述的“成人艰辛生活”。他努力闪躲着,想要挑选一样最不艰辛的——他对未来生活的要求就仅此而已。

 

但其实,他也有他哪怕辛苦也好、也喜欢做的事。六年级时,他去苏州念了一年体校,学打篮球。他每天七点半起来上三节课,接下来一直训练,训练到六点去食堂吃饭,如此往复,不觉得苦。可是他在那里打架了,只能又回来。“我跟我爸说,毕业以后还把我送到苏州体校,不想放弃篮球。我爸说我每次都做后悔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要打架?后悔也没办法。”

 

小陈说,他最喜欢的学科是语文。殷老师开玩笑:“你这才上了我几节课就说喜欢?”这孩子被激将了:“老师你看好了,一年坚持下来,语文能考及格!”他似乎振奋了点士气,继续许愿:“尽量多学一点,把体育40分全拿了!语文考78分。物理,物理……数学不好,物理和化学全都不会。”他的声音又低了下去。

 

他也想要考普高,但是说出来又立刻觉得离自己太遥远。就连上技术学校,也需要考到400多分,对他来说还是很困难。他又开始像一台设定好、已经运行很久的机器那样,主动又诚信地检讨着自己:“我不自觉、我上课不认真、我记不住字怎么写……”甚至主动向我交代说,他成绩差的起源是小学二年级有一次考得不错,老师夸了他,他就骄傲了。“我都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从那一天开始,我后面考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不喜欢别人夸我。”

 

他还主动承认:“假如周五把作业写完了,爸妈把手机发下来了,我周六周日就抱着手机打游戏。”我想让他放松点,问他:“上王者了吗?”(王者是手游王者荣耀的一种较高的等级。)“没有,我只有钻石”,他有些窘迫又非常严肃地赶紧喊停:“老师,不要谈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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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老师的夫人石老师也在同一所学校教语文,她开着车来接我们,并毫无悬念地在这个下雨天的放学高峰期堵了车。她有些焦虑,不时抱怨几句路况,又命令了殷老师一句什么。

 

这个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说起过往更显得有几分桀骜的男人此时却非常温和,甚至到了“温顺”的程度,并且温顺得不带一点委屈和敷衍。冷雨敲窗,我们躲在这个温暖干燥的小空间里慢慢移动,殷老师的另一面又展现在我眼前。

 

他和石老师简直是正好互补的。石老师不太会在课上带学生看电影,谈论起学生的发型和着装时,也倾向于较传统的观点。但是殷老师却说:“其实教育原则和方法,我们俩都是相同的。”然后,又补充一句:“管学生的方法都是她教我的。”在他的朋友圈里,屡屡可以看见夫人、女儿的照片和相关内容,那里,他对夫人的称呼是“领导”。在一张《傲慢与偏见》纸书的照片下,他的配文是:“家里领导强烈要求我看这本言情小说……也是该做个爱情主题阅读了。”

 

不会驾车的他此时忙于打电话,想要叫上几个朋友共进晚餐。然而几乎每一个电话都失败了——那些朋友都在“好学校”当老师,需要带学生“晚读”或者做其他工作,抽不出身。而最终出席的一位女老师,也是下了晚读才匆匆而来,并在谈话中屡次强调:她坚持教下来全靠“脸皮厚”,才能不那么在乎成绩的压力。“不过,我发现我教的班也没有考得那么差嘛。”她的声音娇俏,带着一种女学生般的青春感。

 

“不考得那么差”,对于这些学校的老师来说绝对是一个“厚脸皮”的要求。大部分的老师是希望自己的班级考第一的。

 

当石老师谈到她四点多就可以下课回家时,女教师表现出了充分的羡慕:“我五点钟还在开会呢!”自从她落座,我的中学回忆呼啦啦一下子被唤醒:早读、排名、天天默写,一个班视另一个班为竞争对手,分数要紧紧咬着对手。

 

反而在第八中学,在这个被殷老师称为“乡村学校”的公立中学里,野蛮生长出了一片试验田,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得以在《小王子》《李尔王》甚至《动物庄园》的水域里自在游动,获得一些应试之外的学习乐趣。

 

殷老师肯定八中的校长说:“不干预老师的教学,不是每个校长都做得到,虽然这是应该的。”他自己也在这样的教学中获得乐趣,给学生,也给自己创造一些意义。

 

被称为”浙江三教师“之一的蔡朝阳评价殷老师:“他比较重视教育理论,教育学理论素养在青年教师当中很少见。作为语文老师主要还是带动孩子们去读书,他做了不少。这也是在体制内唯一能做的事情。”而殷老师带着点开玩笑的语气告诉我,最喜欢的事情是睡觉、长跑和读书,而研究教育理论是教师份内的事情。

 

殷老师的教学方式的确是别具一格的。他至少每周在课堂上放一次电影,并与学生就电影进行讨论,如讲到课本上的“长征单元”时,他选择《雷霆救兵》和《太极拳飘扬》这两部电影,向学生讲述“普通人的战争”。他把《夏洛特的网》《三傻大闹宝莱坞》《放牛班的春天》等电影作为初一学生的必看电影。

 

教授到苏轼和杜甫的作品时,他索性依据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甚至还有六神磊磊的《猛人杜甫:一个小号的逆袭》编印阅读材料,打破学生脸谱化的认知。学生高丰楠在课后写下:我觉得“乌台诗狱”和“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思有些相似之处,苏轼就是那只与众不同的鹤……苏轼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文采与四海的朋友,此刻却成了他的悲哀!

 

他希望以后能继续探索新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比如桌游三国杀和阅读三国志的结合,用《小狗钱钱》的阅读和桌游马尼拉的搭配来做经济学常识的启蒙,每学期一本莎士比亚的悲喜剧的阅读和表演。他是个乐观派,相信哪怕体制内教书,未来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他还把学生的佳作放在自己的简书上,号召读者打赏。他把打赏转交给孩子,“让他体验到思考和才华可以吃饭”。学生李天容在文章中发表了自己对应试教育的见解,说现实中的教育像“一把实用却难用的工具”。他承认考试的必要性,又抨击它的“使用门槛”太高:“一场中考,呼啦啦地就要刷掉60-70%的人,简直让人想起来不寒而栗。”

 

这个一向成绩还不错的孩子甚至吐露了这样的心声:”在别人看来,我的考试排名在我们年级应该算是比较靠前的了。可其实我最羡慕的人其实是我身后那些分分钟几十名上下的同学,至少我觉得他们这样算是没有完全被考试制约住(当然也可能是完全没有看书)。羡慕总归是羡慕,我反正是没有这等勇气去体验。“

 

殷老师想要教授给学生的,不只是语文,更是思考的能力。“我只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常识比较健全的人。哪怕是成为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活得一定要有尊严。”殷老师对我说。

 

他告诉我:“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新诗的老师,她培养了我对诗歌最起码的一种感觉。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县中出来的学生,以为读书就是读经典名著,就是《红与黑》。

 

“为什么我们这个过程一定要等到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才有呢?我们做老师的应该给孩子最好的读物,而不是把这个过程延长到由他们自己挣扎。大部分人都挣扎不出来,因为一个人探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后记:就在我与学生小陈聊天之后没几天,他退学了,去了张家港一所武术学校。这个想要回到体校的孩子也许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只是,殷老师听说,上学第一天他被打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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