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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亮:喧嚣的互联网CEO与孤独的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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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1月11日光棍节,中国三明治将在璞素举办独立电影《宅男电台》的观影会,同日该影片也将在优酷首播。我们特推出该片导演程亮的访谈。

很多人知道“晴天猪”这位博主,却未必知道程亮。

很多人知道“都市客”这个网站,却未必知道它的创始人是一位电影导演。

程亮活在商业和电影两条轨道之间,每天白天,他是在互联网科技公司的CEO,周旋于客户之间。每天晚上,他是熬夜奋战的电影人。此外,家里还有几十种昆虫宠物在等着他照顾。

然而在他的心里,商业只是为了让自己财务自由,可以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他最看重的还是电影导演这个身份。某次大学同学聚餐,当年一起玩得不错的低一级师妹,,现在的“微博女王”姚晨开玩笑说,看你的微博名称还叫“导演程亮”,你现在还能叫导演么?说者无心,听者却心里刺痛。

对于程亮来说,电影盛世不是没有光临过,2002年,23岁的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大四的时候,就因自己的毕业作品《霞飞路》被徐静蕾看好,选中他作为自己导演的处女作《我和爸爸》的执行导演。

“当时没想到她的人脉那么广,我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剧组,第一天就被王朔请吃饭。接过王朔的酒杯时候,我感觉就像步入了一个殿堂。”

然而机会来得太早有时并不能让人足以成熟到去把握好,对北京的不适应以及怀着振兴上海电影的愿望,拍完《我和爸爸》之后,他不顾众多圈中人的挽留,毕业后回到上海,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最年轻的一名编制内导演。

电影毕竟不是单打独斗的项目,作为导演他需要摄影、美工、剪辑等太多工种人员的辅助。很快,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北京独有的电影氛围和生态圈。他只能拍一些体制内的指定电影。而刚开始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只有300块人民币。

为了生存他业余做了不少报刊杂志的撰稿人,也帮朋友做做策划等。无心插柳,在2006年,他和朋友做的网站“都市客”一上线便相当火爆。半年后即被邵忠的现代传播集团收购。2008年初他出让所有股份,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并将这笔资金投资到自己新成立的公司大巷科技中。做了几年却一直不见盈利,直到今年微博业务的火爆才让他迎来转机。

最近,他刚完成一部独立电影《宅男电台》,全是一班朋友友情出演,实地拍了9天,在纽约、东京、上海都有镜头。剪片却花了三个月。虽然是宅男电影,故事里的女主角,却是一位当年独居在程亮楼上的一位80多岁超级大宅女阿婆,她可以几个月足不出户,靠一位老朋友定期给她送生活必需品。程亮好不容易说服了她,在她家中进行了拍摄。这是程亮想传递在自己作品中一种传承的东西,那就是上海,那些虽然过去了却延续下来的风华,散落在生活中的某些坚持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在今天乃至以后变化的样子,还有都市里常有的孤独的心。 

或许这种孤独正是他在内心漫长坚持里最能体味的一种感觉。就像他喂养动物时,他也很少和它们交流,而只是静静地观察。“当动物们死了的时候,我在想些什么呢?我能想些什么呢?也许我会想到我的死,想到你的死,想到初二那年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心脏病发作的阿娘(奶奶)在我身边沙发上的死。是浑身插满管子,鼻中捅着流质鼻饲管和氧气管的奄奄一息也好,是被情人扼住喉咙,对天花板摇晃的吊灯投去人世最后的一瞥也好,是王小波般心肌梗塞大叫终夜,翻滚满床闹醒邻居也好,还是张爱玲那样买回超市牛皮纸包装的牛奶,倒在公寓的地上无人问津也罢。其实都跟枯井里那些两公分的身躯殊无区别……他在博客里这样写他所养的动物之死。

作为一名上海里弄成长起来的孩子,他是如此的一个“复兴公园迷”,以至于某杂志策划专题时把他列为“城市新土著”之一。2005年,他和一班朋友出了一本文章合集《复兴公园》,写他们小时候在公园里做过的长椅,写那寄托儿时最美好情愫的旋转木马,写那些上海最集中的记忆。

如今,弄堂瓦解了,年轻人掀起了郊区化运动。念旧的程亮试图在镜头里保存一些过去的风物。他知道,弄堂是不可能再复兴,然而美是可以延续的。老上海人文价值之美,值得用一座影像博物馆去保存。

这样的道路好像早就注定。在9年前,他选择回到了上海,这片他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做一个土著,用每一天的商业行为浇灌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显得孤独的电影花朵。如果时光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样选择。

 

Q: 你是在上海出生,并一直在复兴公园附近生活吗?

A:对,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复兴公园这一带。其实我也对上海各个地方的了解都比较全面。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复旦做老师。我那时也经常去杨浦。另外我母亲单位分的单位又在南市区,所以我每周都要经过这三个点。后来我又住过闵行区等。相比之下,我觉得复兴公园这一片最有故事。因为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全部积淀在这片地方。

Q:你觉得现在弄堂生活变了吗?

A:我觉得弄堂的景观变化是比较小的。但原住民的隔代感特别强。我深刻地感受到我爷爷到我父亲乃至我这三代人,在生活上变化之剧烈,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少见的。我爷爷是一位“老克勒”,这两天我在阅读他一辈子的账本和笔记,他很贫穷,但他从穿着打扮来说都是我们家最得体的,从国际礼仪来讲他也最讲究,经常给女士让座,把衬衫领子扣得最齐,这种典雅是很难复制的。其实他是42路电车的一名查票职工,这一路电车从民国到现在线路都没变过,都是从蒲汇塘路到新开河。而我父母这一代人,也就是文革这一代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审美被拿掉了。我父母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在他们同龄人里学养还是比较优秀的,我父亲是社科院的博导,我母亲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儿科医院的医生。但我觉得他们的素养,因为中间被拿掉了一段,还是跟不上前一代的人。

Q:那他们成长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和你爷爷那代有一定的冲突?

A:肯定的。他们应该是从传统上文化上革了前一代人的命,是一种割裂。

Q:那从你自己,你要不要再和自己的父母进行一次割裂呢?

A:从某种程度确实我又革了一次他们的命。比如对电视机的用法,以及我是否能接受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决定。我是绝对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我大学毕业从北京回来,第二天就出去租房子了。国际上很多青年都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尤其在上海,很多年轻人都无法离开父母。房价和租金都是个问题。但我和他们还是不能住在一起。而说起电视机,电视机对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意义,除了足球比赛。我自己装了个卫星看看HBO,Star Movies,我永远都在看那些卫视台。为什么中国电视剧最火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类,是因为那种又红又专的东西没有断代,观众欢迎,导演也拍得好。时尚片中国就没法弄。“中国三明治”这样的网站也使我反省,原来我操作过一些烂片,是因为我在那些题材上没有根,没有文化可以靠。

Q:你说你没有根可以靠,但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对老上海这种文化脉络挖掘比较多的导演。你觉得目前这种挖掘算不算成功?

A:我肯定不算是成功的。老上海对中国电影美学的贡献,是它贡献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有巡捕,有妓女,有大亨,有周璇的歌,它就是一些符号,拼贴出一个后现代的进程。做得好的就是李安,除此之外今天的上海已经把它丢干净了。我现在通过《霞飞路》、《宅男电台》这样的创作,尽可能去找一些老上海的残迹。比如《宅男电台》里那位80多岁的宅女,她说话的方式,神态,和拼贴出来还是不同的,那些是原装的。我觉得文艺上最怕的就是假。

Q:我们说回“革命”的话题。你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没有成为像你父亲一样的学者,是不是也算一种革命?

A:对。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对我吸引力很大,它象征着美女,象征着离开上海去闯荡。我在这方面决心很大。我对电影的喜欢其实比较后知后觉,我从小是乖孩子,没有泡过录像厅。等我接触电影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高峰期,就是《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红高粱》等。从高一高二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文艺理论,剧本创作等,包括去北京探营等。

Q:你父母支持吗?

A:我父母不支持。高三去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考试时,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的。我父亲不支持,母亲给了我2000块钱。那时我文化成绩很好,可以在上海进一本的学校。如果我当时没去,今天我就成为一名白领,要么我就混在报社里,要么去广告公司当一个创意总监。本来我的第一批志愿还填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国际新闻系,分数也到了。但电影学院是提前录取,结果他们就录取我了。

Q:你们一个班有多少人?

A:  我这个导演系剧情片专业是12个人。而且是五年招一批的,正好我读的这一年招了。后来就扩招了。

Q:进来的时候你们是否都想当“第七代导演”?

A:对。我们都瞄着“第七代导演”。但问题来了。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这代人是不是尴尬。我觉得我自己也算是聪明,碰到我的导演也觉得我是个人才,按道理是能做出来的。但一方面是我个人性格原因,一方面这个时代对我们可能也有些问题。我个人性格是做事不够狠,哪怕和比我晚几届的学弟们相比我也不够狠。他们的技法和语法更符合年轻一代的语境。他们可能在独立气质上可能缺乏一些感觉,还是在做一些后现代拼贴。但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以他们的审美为主流消费的,和我比好像是两代人。我觉得我被上几代人一种很强烈的东西牢牢地绑住了。比如我拍东西,写东西,很有一种所谓的责任感,我想把过去的一些东西写出来。而现在的这一代人,他们完全没有包袱。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好事,我们应该潜心下去,历史将来会给我们一个机会。

Q:你获得外界注意的电影《霞飞路》是哪一年拍的?

A:是我大三的时候,2001年拍的。我回来上海拍的,把北京电影学院各年级的朋友组成剧组人员回到上海拍的。拍完了在一些独立影展播。拍霞飞路已经是我第16个短片了。当时大家都要去借大机器,但我父亲给我买了一部小DV,只有我自己能用那部机器拍。我每个片子都卖给了一个叫澳门五星卫视的电视台,一分钟能赚100块。我每个片子都有半小时到45分钟。于是我就赚了不少钱,继续拍下一部。

《霞飞路》给我拿到了一系列的机会。拍完《霞飞路》我就去一个电视剧组实习,当副导演,女主角是徐静蕾。徐静蕾和我是校友,看到电影之后就让我去拍的处女作《我和爸爸》,和姜文、张元等大导演合作。我受到当时中国最红的女明星的邀请,就很开心的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她的圈子那么牛。去的第一天,王朔就请我们喝酒,当我接过王朔的酒杯时,感觉自己步入了一个殿堂。那个时候我大四。

Q:这部戏拍完之后呢?

A:拍完之后他们都挽留我在北京,但我对北京有点不适应。如果我是北方的孩子我就适应了。我无法用卷着舌头的北京话去拍任何一部片子,我特别看不惯这一点。北京是一个很强势的地方,它要求所有的文化都跟着一条路去走。我所有的同学都投降了。北京的文化是主流文化,粤语、沪语的电视剧都放不了,但北方语系是可以的,东北话、四川话的节目都可以放。为什么每一部火的戏都像《奋斗》这样以北京为背景的呢。说到底我们的市场是以北方为主流的。所以我坚决要离开这个地方。

Q:所以你这种意见强烈到不能让你的演员在片子里说北京话?

A:如果片子需要是可以的。但我是强调原创的,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作者电影。我写不好北方的生活,我希望对白能够是原汁原味的,但我写不出带儿化音的剧本。当然你可以以一种外地人观察的角度在北京,但你想做更好的作品,还是得回来。

Q:所以你就决定回上海了?

A:对,毕业之后我就抱着振兴上海电影业的满怀壮志回来了。电影学院不少系主任都是上海人,都劝我不要回。我当时满腔热血,就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关门的编制内导演。但回来之后就发现有点不对,比如这里的好美工很少,好作曲也很少。我们的文化资源,就和医疗资源一样,很稀缺,就集中在几个地方。上海这个地方电影创作的氛围是有点问题的。而我对北京的能量已经鞭长莫及了,以前北京那些资源也无法完全调用了。

Q:这和你们团队作业的行业特点是有关的。

A:其实回到上海我又拿到了一些商业长片的拍摄机会。那个时候我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开始,其实那意味着一种结束,就是你独立创作的阶段结束了,命题作文的时代来了。

我做的很多指定选题,没有任何价值。我的第一部长片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一部数字电影叫《女病房》,这部电影拍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放过,直接存到上影集团的片库里,从来没有播过。那为什么要拍呢?他们也不知道。

很快我因为写博客,别人认为我懂网络,就让我拍一部关于网络的电影。那个时候我饥不择食就拍了,拍完了是给中小学指定放映,在教育系统里拿着红头文件去放,不算是市场的。

我发现我的能力也有问题。这和中国教育环境有关。美国人哪有一出校门就做导演的,要么从助手做起一路上去,要么就是自己写剧本再慢慢去说服投资人。而我们不是的,进入这个体系之后,我24岁就是一位导演了,而且被要求按规定动作去做。宝贵的积累时间没有去熬,现在生活压力顶上来了,又有点坐不住,是这个问题。

Q:当你的电影创作暂时步入低谷时,你找到了网络创业这个新途径。

A:   这条路现在来看走得有点浮躁。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走上这条路。我一度进入一种氛围,想让自己一步登天,我的“天”是野心不大的,我不想做马云或者史玉柱,我只想能投资拍点自己的片子就行了。当时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好。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学同学,他在上海电信做一个稳定的差事,他想做互联网,我帮他做策划。这就做成了“都市客”(Metroer)这个网站。20056月开始做,2006年火了。我拿到了现代传播老总邵忠给我的投资。那个时候我根本搞不清创投体系中的技术细节。他说我投你400万,我分两笔给你,第一笔给你200万。我说我哪需要200万,太多了。他说那行,我分8次给你吧,每次50万。我说可以,他当时高兴极了。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能拿的其实就是第一笔钱,后面的钱是他根据情况来控制的。

我记得我和土豆网是同时开始的,现在人家都IPO了。如果当年的都市客,做现在的任何一个方向,无论是票务,还是团购,都能成功。因为所有的功能都差不多,无非是上班族交友、娱乐、通讯、SNS等。但我个人是偏媒体的,这导致了我重内容而轻互联网的本质。我在这条道路上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无论我见到每一个产品经理或者风投,我都无法控制他。不像我见一个摄影师,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个镜头我要还是不要。或者我见到一个表演,我会知道过了还是没过。

所以当2008年初,当邵忠提出想把所有股份都买过去的时候,我很痛快。这也算我从互联网赚到的第一桶金。我就想到要把这钱投入到下一个互联网产品。我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互联网公司。这三四年来,跟第一次创业完全不一样。拿着别人的钱创业多爽,现在是一分一分地攒。原来很多人脉,认同你的,看好你有一分才的帮你,但很多人也是各谋生计,最多凭兴趣帮你做一点事。人气是需要时间去攒的。我的公司到今年,才有了几百万的营业额。过去几年,我都是用自己的积蓄在支持公司,每个月几万块的开销,咬牙一直坚持。父母也很担心,谈恋爱女友也很担心。我虽然也有车有房,但我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何况媒体人不像做财经的一样,没有一种必须从钱眼里都要赚到钱的心理,会觉得我的名誉更重要。商业模式就是讲究简单,可复制,快。而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气,有人爱看,有流量就是一切。但如果你的东西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对吸引风险投资来说还是很难的。我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上面,这对做电影来说,是很严重的分散精力,影响我创作的进度。很多投资人在和我谈的时候,还要求我放弃电影导演的工作,才肯和我签约。所以合作经常在这上面卡壳。他就是想让他的投资迅速赚钱。你告诉他,这还只是你的一部分能力,他不care这些东西。

Q:那你导演的工作职务一直没有放弃对吧?

A:我的编制是在上影厂。但他们对我的生活是不干涉的。我毕业后的三到四年里,每个月还只能从他们那拿300块钱的工资。拍一部戏的片酬是3万块,但那需要你整整七个月全职投入。这两年我的生活已经开始落后于做白领的同学了。但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很苦闷,加班很多。我们这些人,赚那么多钱也没问题,但我们没办法真正去“卖”自己。我刚刚摆脱了自己每月拿一万块工资的日子,因为需要给员工先加薪,肯定是最后轮到我自己。

Q:那最初300块工资的日子是怎么过?

A:啃老拿来一部分。每个月父母会赞助一两千块租房子。我自己给媒体写稿,每个月三四千块的收入还是有的。我还在网上开过一个版块叫“存款不到一万元俱乐部”,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Q:都市客被收购后好像不太成功?

A:都市客从被收购起就走下坡路了。我还是很心痛的。毕竟曾经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在互联网创业方面,我的能力应该没有问题,但我要的东西可能太多了。我现在做很多新媒体营销,微博开拓了我的业绩,半年之内扭亏为盈。我们帮一批企业和媒体客户管理微博帐号。现在公司有十一二个人,发展很快。这两天我在看新的办公室。

Q:那你如何切入商业社会,学习广告公司这些技能,对你来说难吗?

A:我都自己从头学起。很痛苦,这两三年来,从被培训checklist开始,公关广告界的那一套流程,我被从头培训起。最痛苦的是,我现在手头有三部电影在同时做,只能每天晚上做,经常弄到下半夜。我比较坚韧的一点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放弃电影,一天都没有放弃。但是谁让我要去做互联网这些事呢?我承认是有一些欲望的,是在中国这个成功学背景下的欲望。中国只有互联网和电影这两个大染缸,充满了迅速的名利双收的捷径。我的确是经历过央视《财富故事会》、《财富人生》这些节目采访的,有点被蛊惑。

Q:那做这些很商业的事情,你痛苦或者分裂吗?

A:抵触肯定有。因为这些事情很辛苦,比如拍广告片,不像写软文一样熬一夜就行了,我们有时是几个月。我的一个办法是交替进行,迅速迁移,商业做烦了就做剧本,做剧本没有灵感了就做商业,这其实是一种逃避。上海的导演为什么做不好,是因为我们对生活底线要求非常高。我忍受不了自己开不起车,住不起房子,那样我的脸面,我父母的脸面,泡妞时候的底气都有问题。

Q:那上影厂像你这样的青年导演多吗?他们怎样生活?

A:我是上影厂最小的导演。离我最近的,比我大5岁。其他的都40多岁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北京,只是把编制留在这里。他们那代人,有时也会羡慕我,我们还有互联网。我还能在市场里游得起来。而我后面那班人也羡慕我,我还有个编制。我今年32岁,开会的时候,有人会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青年导演。我当时会觉得,我的屁股还可以坐很久。到“青年”结束我还早呢。然而,当我和外国制片人谈的时候,会谦虚说“我还年轻,作品还不够好”。对方会不客气地在电话里说,你还年轻啊?在国际上这个年纪的导演作品已经很好了。再不努力就晚了。我现在也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是有欠缺啊。我的作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国际上相比,你的控制力,成熟度都太差了。别人在学院训练上就比你专业,毕业之后,得到的都是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的指点。我现在特能明白中国足球为什么踢不上去,给他洗球衣,给他擦球鞋的人就不专业,他自己当然也就混在一堆不专业里。

Q:你现在自己在拍的电影,和上影厂没有关系吗?

A:对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一些电影。但我和你说,我的第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应该类似《头文字D》,讲的是一个网络青年沉迷不拔,拍得很商业。但拍出来之后,制片公司要求命名为《网》。我当时头都要爆炸了。我说这是80年代的思想,用的是《窗外》这种抒情手法。它的英文名叫《Network》,怎么可以叫《Network》呢,叫《Social Network》还差不多。但是对方说没办法,导演,什么都可以听你的,但名字不行。

另一个例子,我和一个制片公司合作,在2010年拍了部电视电影,在央视收视率也很高,很浪漫的一部电影。男主人公叫于达,女主人公叫张美。我说如果实在想不出名字,可以叫《当于达遇见张美》。他们说不行,要叫《幸福在2010》。这和《列宁在1918》是一个思路。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去年是世博会,他要扣紧那个主题才能进入央视去放映。

Q:你当年的同学,现在生态怎么样?

A:我们12个同学现在还在拍电影的不超过3个人,大部分人去做广告导演或者电视剧编剧。这两个行当可以养活自己。我有个同学,前几年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去年他写了一部电视剧一炮而红,这部电视剧叫《黎明之前》。这是讲上海谍战的电视剧。他没怎么来过上海,都是呆在家里研究上海的资料,一个人写成的,人也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从这件事我学到的是,只要往一个方向高度集中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姚晨的成功也是这样,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到去傍什么路线,或者绯闻上面,她就是一个很亲民的女孩子,这也使她能成为中国的微博女王,也成为一线明星,这也是靠沉淀。

Q:那你是否接受魏德圣那样,呆在家里寻找自己的灵感,每天受着丈母娘的奚落,然后一朝成名?

A:我和你说,在华人电影世界里,现在至少有1000个魏德圣呆在家里,最后只有10个人可以成为魏德圣。剩下那些人,要么就成为副导演,要么就沦为演员经纪人。所以我觉得只有自己爬起来去做,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东西。我的电影现在还是非常个性化的。另外,上海这个地方的人更矛盾,现代人的特性也很多,我继续努力,做到最好还是可以拍一些像伍迪艾伦那种形态的电影。美国有好莱坞,但还有纽约那种独立电影的存在。

Q:那你现在制作《宅男电台》这样的独立电影,能有盈利吗?

A:我们会在优酷上播,但他们不会给你回报,因为你是一部没有批文的电影,你没有批文就不能放在“电影”板块。但他们会用一些资源来帮你宣传。我也不会做广告植入。我太明白客户的诉求了,如果拿了钱,肯定要在里面刻意做一些安排。这样确实影响到自己的创作。

Q:这部电影拍了多久?

A:九天。所有的角色都是朋友友情出演,纽约、日本都有镜头。纽约的镜头是这样,我把所有的分镜头和剧本写好。演员和摄影师正好在纽约,一开始是在布鲁克林拍的,拍完了用QQ超大附件传给我。我一看说不行,还是得去时代广场。他们说地铁票你得给我报销。他们也过得很苦。他们还拍了一路去时代广场的经过。很有意思。

Q:这部电影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好像是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男同,一条是80多岁的宅女老太太。

A:我这部片子最大的缺点是有点随意。我的几个团队正好那个时候在上海汇聚,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就说行,下周我们拍个电影。我就根据现成的演员,看他们组合起来可以拍什么戏。正好那时我有两个漂亮的男演员,那么男同这条线就有了。然后我再根据我生活找到另一条线。这和《霞飞路》是很像的。你找到你生活中的一瞬,这一瞬你觉得有希望表达的,你就抓住了。

Q:那你怎么说服那个老太太呢?

A:这个过程还是蛮激动的。今年年初我房子在装修,在复兴中路永康路那里暂住了三个月,前一个半月我还不知道楼上住了一个活人。我就和房东打听这个老太太有什么故事。房东说她从来不出门,我说怎么可能。有一天在楼道,她叫我说,小程,你把垃圾帮我带出去。(她都已经打听了我的情况)我不能出门的,我的房间是恒温的。出去我会感冒的。然后啪的一声就把门关了。

后来我又继续有机会和她聊,我才知道她是一位退休医生。她有洁癖,不能接触外面的细菌和空气。超级无敌大宅女,一宅就是26年。每一周会有一位老头子,是她当年的同事,把她的生活物资送过来。老头子自己有家室,但还是会来看她。到现在还在进行。

老太太20多年没出门了。考验导演的就是你有没有非常强劲的表达能力和说服能力,你要去说服你所有的合作者。我当时摁她的门铃很忐忑,但我成功了。我告诉她,你这个年岁,把生活拍下来看看也是好的。

Q:你是在她屋里拍还是屋外拍?

A:在她屋里拍的。老头子说,侬结棍额(你真厉害啊)。他说我20年了,只能在她的厅里和她见面。从没进过她卧房。你们却都进了。老太太说你们晚上11点拍完走的,她2点钟才睡的,她要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恢复原样,她才能睡得着。

Q:你准备把片子给她看吗?

A:我准备把男同这部分剪掉再给她看。

Q:哈哈,那她期待吗?

A:她期待的。她已经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了。

Q:她没有亲人吗?

A:她老公去世了,没有孩子。她也有很厉害的点,她不是这么宅吗?但她每年都要一个人跟团到国外旅游。这让看到上海人极牛的一面。她这么孤立,但她的生活是跟国际接轨的,她去欧洲和北美。她是城市隐居者。她还有一个习惯是,她每年圣诞节必和老头去舞会。她那个弄堂仅容一辆出租车宽,但她每次打电话叫车必让出租车直接开到楼底下,她决不走到弄堂口。

Q:那片子里这个超级宅女和两个宅男的联系是什么?

A: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个宅女经常会听这两个宅男做的电台。我完全把两种不同的情绪捏在一起,表达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城市里的人都是很孤独的。两个男人彼此有感觉,却不能在一起。老太太和老头有感觉,也不能在一起。

Q:你认为这种上海弄堂生活是在持续还是衰败了?

A:它确实衰败了。年轻人都搬走了,只剩下老人。这种生活不会再来了。

Q:你主编出版了《复兴公园》这本怀旧的文集,是不是还想让这种生活复兴?

A:这种生活也很难复兴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表现老上海旗袍等,也不是复兴。他是把老上海那种情绪、细节和美给现在的人看。美是可以延续的,别的东西都没办法延续。稍有有点价值的是,你还可以掌握上海人在这种环境下的一种存在状态,有时你还是得把它像博物馆一样保护起来。

Q:你养宠物的爱好,其实也算不算一种弄堂生活的延续?

A:对,养宠物的本原是因为我的小学在上海的一个闹市区里,那里刚好是东台路花鸟市场。到处是珍禽异兽。我们那个小学的同学都是很爱动物的。我觉得我对动物的爱好,也反映了我对现在这个社会的一点不适应。现在我基本也不去泡吧,红酒、雪茄、普洱茶我也不在行。但我就是喜欢动物。

Q:照顾它们的生死是不是一种责任感。

A:我确实是有一种热情去做这些事。我是“低成本开心”者,很容易让我开心。我觉得养动物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男人养动物和女人养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亲情流露。我和我的动物之间从来不互动。我养陆龟是因为我想观察它的生活,做一个饲养员。这跟打网络游戏一样,是一种很极客的表现。

Q:最后的一个问题,你的下一部电影会是?

A:是一部投资两百万的科幻电影,关于一个女孩子在种自己的男友出来。有点怪,但是原创的。是中国的题材。你能想象中国人是这样的吗,难度很大,但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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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ughts on “程亮:喧嚣的互联网CEO与孤独的电影导演

  1. 功夫茶

    这可能是“三明治访谈”到目前最长的一篇,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程亮的兴趣很广泛,经历也很有意思。我们两个1979年出生的人,说起很多事来有微妙的共鸣,以至于聊了三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坚持自己最想做的事很不容易,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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