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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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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中国三明治第一次发表短篇小说。我们尝试这种新文体。它讲述一个和中国三明治人群相关的故事:大学生活、毕业、各自发展,陷入生活的种种……它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谢谢来自厦门的朋友@瑶公特 的供稿。

(一)

认识B博士是在一个师兄的饭局上。

废弃的篮球场四周拉着五颜六色格外俗气的小灯泡,一张张大圆桌就在下面毫无章法地排开。那正是夏季最好的傍晚时分,晚风习习,大排档的气氛十分火爆。当隔壁桌那些穿背心甚至打赤膊的男子已经面红耳赤划拳行酒起来,我们这桌的两大主角还在温文尔雅地谈论尼采对叔本华的背离,虽然彼此的观点明显泾渭分明,但交锋始终不太激烈,仿佛叔本华尼采这样的怪家伙总归只是一袭华美的外衣,对于在灯光球场大排档油腻腻的饭桌上谈论他们的人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谁都知道,我们师兄当时正在追求那位曾是校队最佳辩手的师姐,对于他们这样高级含蓄的打情骂俏,我们也只好面露微笑地充当好聆听者的角色。

不识时务的也只有B博士。在我们这一桌人中,只有B博士外校的。今天下午他穿着一件印有“XX大学”字样的套头运动衫来到我们学校,还没逛完校园就被拉到这个饭局上来。XX大学是他的母校,在我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他是来我们城旅游兼探望我们师兄的。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B博士并没有太多话,虽然他一开口总会令我们这些见识不深的小硕们兴趣盎然。可就在除了师兄和那位师姐很久没有第三人正儿八经地说上三句以上的话的当口,B博士忽然站起来了,他一手举起酒杯,另一手拿起一支木筷敲了敲桌上暗绿色的啤酒瓶,发出击打编磬般清脆的声音。

“来来来,去他妈的叔本华,去他妈的尼采,去他妈的德国佬,为今晚的啤酒干杯!为这道好吃的不得了的酱油水什么的鱼干杯!”B博士干杯的时候目光炯炯,眸子清亮,圆圆的娃娃脸略有些泛红,但很难判断究竟是酒精作用还是灯光效果。总之,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被他敬酒的气势镇住了。就我个人而言,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到第二个敬酒敬得这么有气势的人。所谓气势,并不在于声音的洪亮,而是从骨子里荡漾出来的那种无可辩驳确定不移的气场,它并不强悍、没有强迫,但就是毋庸置疑,仿佛来自于一股非意志也非物质的力量,如宇宙天地之间行星的恒常运转一般。

B博士大概已有三十四五岁,但一张娃娃脸和漫长的学生生涯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六岁。他读了八年的博士。头四年跟着德语系的课程学通德语,后四年跟着一位学界颇有名头的导师研究海德格尔。曾作为第二署名人(导师自然是第一署名)翻译了海氏的一部代表作。B博士在今年夏天终于完成论文答辩毕业了,可他拒绝去任何高校或学术机构工作。他说还没想好接着要干什么,于是先云游四海。

“云游四海”当然是浪漫的说法,但却颇能概括B博士本人的人生态度。他有一次对我说,他把求学当作一种生活的形式,也许这会是一辈子的形式。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像B博士这样的人自然成为我们眼里的传奇人物。就我们这些人而言,一方面依然怀抱着某种形而上的理想,一方面在现实面前又断然没有身体力行的勇气,因此一看到有这样一个形而上性质的人,就仿佛分享了理想实现的喜悦,尤其激动。更难得的是,这个传奇并非一部尘封的历史书,而是同他健康明朗的外形一样,真实可触。

他后来成为我们聚会的常客。

我们这群酒肉朋友中的一个为他在我们学校的博士生宿舍楼租到一个小单间。

B博士留在我们城里,作为“云游四海”的一个歇脚点。用他本人的措辞是——被这个海滨小城迟钝温暖的海吸引了。

(二)

那年秋天,我开始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因为论文一部分涉及到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有些问题需要请教B博士——毕竟在我所认识的圈子里,B博士是海德格尔最大的权威了——才逐渐和他有些熟络起来。

当时B博士正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最佳辩手师姐打得火热,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夺友之妻”的不义之举联系起来,就连我师兄也不这么认为。当然那时我们都并不知道其实他们早在灯光球场吃大排档的那晚就一起睡过了,即使知道我想也没什么,在那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们这群人都是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就算不是也得装得是。

就在那些个连树木都懒的生长的秋日傍晚,我们在学校图书馆谈论问题查阅资料。B博士是有那种能力,能把艰深的理论解释得明白晓畅,当然他也经常会游离于问题之外哗啦啦地讲起别的。B博士显然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拒绝承担任何家庭世俗的责任,他甚至拒绝对父母承担责任,他说父母早已把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之类的朴素愿望从他身上彻底抹开了。幸好他还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切的哥哥。B博士就这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没有羁绊的自由人,以完善自己理想中的生命形式。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谈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的时候跟我讲这个,我那时正为我的论文愁苦万分,虽然对B博士和他的人生怀有极大的仰慕,但这仰慕在彼刻也不足以压倒我对论文的忧虑。

有那么几次,图书馆关门之后我们就到湖边喝啤酒,因为喝酒可以压倒我对论文的忧虑。秋天的湖边冷飕飕的,树木瘦得没有形状,月亮也只是干瘪瘪地挂在天边,和夏日夜晚的一派繁盛差别甚大。我却喜欢这时候的湖,恬静自得,好似一个散尽喧嚣的舞场。坐在沿湖修起的石阶上,石材的冰冷盘踞在屁股和四肢,拉开易拉罐,咕噜咕噜地把冒泡的透明液体灌进嘴里,立刻就有暖意从胸腔扩散到全身,那畅快的感觉无以伦比。有时候师姐会在这时候打电话给过来,B博士就叫她一起到湖边来喝酒。她裹着件黑色的风衣趿着拖鞋很快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师姐会捋着散乱的长发说,其实我都已经上床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困意,我们也都不当一回事,拍拍身边的石阶并递给她一罐啤酒。我们可以在这样冷飕飕的秋天聊很多事情,或者什么也不聊。只是这样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很快就将像外星生活一样难以复制,毕业的愁绪在论文完成之前尚未显露出来,但种子是早已埋下的了。我知道我们谁都不能一辈子躲在学校里当一个学生,这种以一个身份来理直气壮地回避一切责任的时光终会像公园里气枪射中的彩色气球一样分崩离析。

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最后的学生生涯。如果愿意,我当然还可以争取考博,或者申请出国留学,可是我不想这么做了,三年前我大学毕业继续读研是以为人这一辈子真的可以以读书为业,现在我不再相信,至少对自己不抱信心。也许B博士是一个乐观派的实验者,只是我渐渐不确定自己内心里是希望看到他成功抑或失败。

B博士在我们城最大的一所外语培训机构教授英文和德文,剩余时间他就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查阅他想查的资料,或者四处参与感兴趣的讲座和沙龙。到培训机构兼职是他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坚持的自己养活自己的方式。工作时间自由,工作量不大,钱不多也不少,正是他理想的谋生手段。总之,工作对于B博士来说,永远只是Part –time Job而不是Career。

寒假之后的第二年春天,火红的木棉花开遍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所学校里隐藏着这么多木棉树。那些木棉花壮硕艳丽,常常会噼里啪啦地从树上往下掉,冷不丁就砸到过路人的脑门上。木棉花总让我想起张艺谋电影里的秋菊这样的人物,它们坐拥长时间的沉默,而一旦绽放便彪悍无比,令人不敢忽视。我这一生中常常会羡慕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一朵花,比如木棉花。羡慕是因为深知永远也抵达不了。

(三)

我硕士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经亲戚介绍到一家地产公司当了售楼小姐。

这个楼盘位于老城区,其前身是一片始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闽南民居院落群,甚至曾短暂留居过若干文化名人。三年前拆那片老房子的时候曾在本市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论战,我甚至还和几个同学一起撰稿参与了声讨。

现在,我穿着当初声讨对象的制服,开始卖当初根本反对其存在的房子。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如果说这几年里我增长了什么见识的话,那么其中有一点大概是明白了在资本和强权面前,一切论战或所谓民主的形式都仅仅是一部分人的意淫和自娱自乐罢了。

项目主管发给我一份十来页的打印资料,里面都是一些Q&A的问答,大意就是要把这些都背清楚,然后凭着这些来向看房人推荐项目。起初我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因为我看那份资料里尽是一些假话和套话,每每对客人说出来就觉得胆战心惊,每一刻都担心对方会突然像八爪鱼一样跳起来戳着我的鼻子揭穿我的谎言。大概是在学校待久了,我习惯于高估周围的人,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一得意忘形就有可能落入他人的圈套。可是进了售楼中心以来,我才发现这个社会的规则并不需要一个人表现得太谦卑,他人也不一定都有多聪明,至少在房子面前。或者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房子根本不是用智商来考虑的。

看清楚这一点以后,我的工作就推进得顺利多了,一不小心就成为月度销售冠军。项目主管也很高兴,在周一的例会上连连夸赞知识就是力量。他这话当然是讲给别的那些大专和中专学历的售楼人员听的,据说公司总部已经决定以后录用销售人员都得要求大学本科以上。我听了感到十分可笑,仿佛看见猪鼻子被插上了葱。我能把房子卖出去和学历知识毫无关系,只是因为我善于看穿对方的心理罢了——我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只是工作以前自己并未发觉。

工作以后我偶尔还是会回学校和酒肉朋友们聚会。师兄还在读博,依然追不到女生。师姐因为结识了一个纽约客男友渐渐脱离了我们的排挡圈子。B博士依旧在饭桌上红着脸喝酒,说是在申请去德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不过因为之前的导师不满他毕业后不服从安排拒绝为他写推荐信使事情进行得有些不顺利。那是一月份的灯光球场,连大排档老板都戴上了厚厚的棉帽。寒夜的空气里满是热腾腾的饭菜冒出的白烟和人们说话呼出的白色气体,一切都昏黄模糊。我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忽然觉得那些招牌式的彩色小灯泡十分刺眼。我第一次发现,坐在这张饭桌旁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无法摆脱的烦恼,而我以前总觉得大家围坐于这油腻腻的饭桌觥筹交错间定然是开心快乐的。

眼下正是楼市最景气的时候,我卖的盘又是位于配套完善的老城区,完全不需要市场培养就自然有买家趋之若鹜。我开始可以拿到抽成,并且数额不少。原本我以为硕士毕业去当售楼小姐是件丢人的事,也完全不符合我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份职业只是权宜之计。可现在我却想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干下去,因为我的收入比那些当初令我羡慕的留校的同学高太多了。我知道他们眼里鄙视心里一定十分羡慕我,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没有人会真正跟钱过不去。

我开始买名牌。我为自己买的第一件大牌是爱马仕的皮包,九万元。这个价格即使对于当时我的积蓄和收入而言也是不小的数目,买完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我就变成穷光蛋了,还透支了几张信用卡,但我还是买。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仅仅因为对它的广告印象深刻。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对所谓名牌不屑一顾。当然,我并非那种故作清高的人,只是并没有把名牌当作必需品。我相信一个自身有光感的人并不需要大牌的LOGO来制造光感,而人的最高境界当然是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身上的附着物变成名牌,而不是通过附着物的名牌来使自己变得名牌。即便现在,我还是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点。改变的只是我对自己不再有信心,我对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有光感的人”完全没有预判能力,甚至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我逐渐感到人生不再像学生时代是可以不断预支的。

(四)

渐渐的我也会认识几个大客户,他们通常会下很大的单子,比如一口气买下整层楼,甚至付现款。这种投资客比那些磨磨唧唧的自住户爽快多了,几乎不用费什么口舌,流程手续操作起来也都轻车熟路,每个售楼人员都巴望着能多结识几个这样的大客户。

赵云就是其中一个。

即使后来我和他上床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叫赵云,他在一切正式文件里从来不用“赵云”这个名字,可却分明告诉我他叫赵云,而周围的所有人也都叫他赵云。不管怎样,我喜欢赵云这个名字。因为三国里的赵子龙。我是个善于联想的姑娘,常常会把对彼物的好感或恶感毫无道理地转移到此物身上。

再遇见B博士是在半年以后。那天傍晚我拎着一瓶红酒挎着我的爱马仕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防波堤上,黑漆漆的海从未知的远处有节律地拍打过来,忽然就想起两年前那些深秋的晚上和B博士在学校湖边喝啤酒的情景。那时候B博士马上就要出国了,只是目的地已经不是德国而是日本。申请奖学金的事拖了半年之久,在这半年里B博士多学会了一门语言——日语。所以在德国那所著名的哲学院校终于肯授予全额奖学金的时候,B博士出人意料的拒绝了,并很快获得了东京某大学的深造资格和全额奖。谁也没料到B博士会突然放弃德国转而去日本,因为在此之前谁都没怀疑过德意志的思想体系才是他的理想与归宿。

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不关心B博士到底去哪国,不关心什么理想什么思想,我只是在想喝酒的时候想起一个曾经一起喝酒的人。电话很快接通了,B博士声音有些沙哑,说已经在打包行李了,有好多书呢,带不走,想要的话送我。

B博士到防波堤的时候我已经一个人喝掉了小半瓶红酒。 我把酒瓶递给他,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毕业一年多了,除了两三次灯光球场大排档见过面之外,我们没有单独谈过话,就好像随着气球被不断吹大而离得越来越两条平行线,已经不知道有什么可聊的。好在B博士还是那么健谈,他又多读了几本书,多交了几个女朋友——B博士的生命形式里不包括婚姻,但肯定包括女人;我记得他常常会用犀利又不失礼的语言评价一个刚刚谈笑风生后转身离去的女性,似乎对人、尤其是女人有深刻又不刻意的洞察力——然后说到师兄这两个月一直拉上他陪着一起去相亲,好像是要让他帮忙鉴定那些姑娘似的。

其实,这怎么可能呢。B博士摇了摇头说,理性的评价和感性的爱情怎么能混为一谈,这家伙真是越学越呆了。我微微一笑,B博士那么聪明,却还活得这么理想主义,他怎么不知道,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早已是异常理性的,按斤两买卖都不成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师兄这一行为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傻冒,也许基于他对自己魅力的高估或者对B博士魅力的低估,或者他对女人这一动物的喜好完全不得要领,这大概也是师兄在情场屡屡败北的原因。

一起喝掉一瓶酒之后,头脑虽有些发胀,海风冷冷地扑面而来,倒也清醒。我把空酒瓶用力朝海的方向扔去,它掉落得无声无息,像我们丢掉的那些岁月。B博士说也许我并没有把瓶子扔到海里,它只是落在海滩上了。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便跳下防波堤,深一脚浅一脚地低头在湿漉漉的海滩上寻找。

那一晚,天空有很深很浓的雾气。视觉并不能抵达太远的地方,人们在这样的天气里更多的时候是靠听觉和嗅觉来感知的。我不知道在这一片泛白的黑暗中海距离我有多远,但我闻到了海的腥味,也听到了海潮涌来的声音。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惬意极了,我大步朝海的方向走去,去找回遗落在海滩上的瓶子,把它重新投进大海里。

事后我回想那一晚,我想我走向大海的时候是希望有人像文艺片一样来抱住我。只需一个轻轻的拥抱,也许就能让我有返回的勇气。不过那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B博士站在防波堤上喊我的名字,他叫,危险,快回来。我终于在残留着退潮痕迹的浅滩处找到了我的瓶子。它果然并没有落进海里,只是深陷在那片潮湿的细沙里,海水偶尔像伸长的舌头一样舔上瓶身,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它冲走。我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里真的能看到海了,不像防波堤那里只是一片黑漆漆。我把空酒瓶从湿沙里抽出来,贴在脸颊上:被海水浸湿的玻璃体冰冰凉凉的,打开软木塞,酒精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深吸一口这诱人的味道就从鼻子直窜入体内,顿觉得五脏六腑都被冲洗过一样通透。湿湿的沙借由酒瓶黏在我的脸颊上,摸上去潮湿粗糙,又有股子腥甜气。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雾气蒙蒙胧胧,海浪只拍打到我的脚裸处,夏日海风轻柔舒畅。这里离海这么近,这里才能触到真实的海,才能真正远离身后那一片灯红酒绿进入另一个时空。我很快就把防波堤抛在脑后了,包括B博士,和丢在那里的九万元的爱马仕。

B博士还是跑过来了。在我沉迷于眼前的大海的时候,一只手粗暴地把我拉了起来,手中的瓶子“啪”的一声又一次落在海滩上。B博士毫不迟疑地伸出右脚像踢足球一样用力将它踢进海里,“扑通”一下激荡起一个涟漪就再也看不见了。这样很危险你知不知道?!他反复说着这样的话。我低着头一声不吭,看神色他是真的生气了,面对生气的人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沉默是金。

我矫情地希望他不是来拖着我往回走,而是给我一个释怀的拥抱。当然也许这样的期待是太过分了,即使是B博士,也有不能洞悉人心、不能领悟人事的时候,这当然也包括他精神上的导师黑森林的海德格尔。

可那一晚之后,我正式和赵云在一起了。不涉及金钱和感情,只是偶尔出来吃饭、做爱。我不了解他的人生他的背景,也不是特别有兴趣知道。显然这段关系并不会有未来,因为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异。那时我开始买股票,十分热衷和身边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谈论个股涨跌情况,但居然从未想到要向赵云取经——他可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炒股的老股民了。或许可以说,除了做爱,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地方,并且也看不出有此必要。沉默地做爱,才是我们的相处之道。
我只是太无聊了。大概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无聊的人,也许这个社会最大的功绩就是不断地把思想健全的人培养成心灵空虚的人。我想起海德格尔说,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

时代之贫困。这个词儿真好。

(五)

工作第三年。我已经升到项目主管的位置,在卖一个临海的别墅项目。眼下楼市整体上已经不如我刚毕业那年那么景气了,前两年的楼价虚高终于引发民愤,政府在不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把整个市场搞得一惊一乍的。我很庆幸在这个时候跑来卖别墅,尤其是这种产权清晰的别墅,虽然收入比不前两年,也还不算太差。在我看来,我们城的别墅完全是刚性需求,富裕起来的人太多了,包括前两年炒房的那些人。富人看中的是品质,不是价格,所以即使普通商品房在那厢风起云涌,这厢的别墅依然波澜不惊,就像我们售楼处外面的那片海。

浅黄色的海滩上斜斜地铺着一条三米宽的木栈道,时常会有人“哒哒”地骑马跑过,有时候还伴随着尖叫和嬉闹声。更靠近海的地方,总有一些装扮、发型、服装差不多的新人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摆出各种各样做作的姿态——在我们城,几乎没有哪一对新人家里那叠厚厚的结婚照里没有一张海的场景的。我常常会在一些阳光明媚的下午时分坐在售楼处前的露台上,眯眼看白玉栏杆外面的这些人,他们在我眼里,连同这个海一起构成了一幅动态的明信片一般的风景。

作为风景的海可以分成很多种,有波涛汹涌,有暗流涌动,有敏感的有迟钝的,当然也有像这片海一样过分温柔没脾气的,大概也正是这样,这里才成为本城拍婚纱照的首选地,谁都希望结婚照里一片欢乐祥和,没有骚动没有紧张,即便因此面目模糊。当然,相比于拍照的人,我更喜欢看那些骑马的人。在海滩的东边有马匹出租点,作为一项新近开发的娱乐项目,每天都会吸引不少人。人们先是在海滩上堆沙雕,后来在海滩上放风筝,现在在海滩上骑马,或许有一天,真的可以像曾经读过的一篇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到海滩来放牧了。那些马匹看起来都训练有素,总是以矫健的身姿从我眼前呼啸而过,无论骑在它上面的人是镇定的老手还是震惊的新手。只是偶尔我也为它们感到悲哀,身为马应该驰骋在无边的大草原上,而不是循规蹈矩地往返于这一公里长三米宽的木栈道。

我已经忘了,我们从很早以前就想象着驰骋在大草原上,可最后通通只能老实地走在木栈道上。我在某天下班之后又去了球场大排档,老板还是那个老板,老板娘似乎换了一个,很年轻,却显得比以前那个更精明干练。俗气的彩色灯泡下,生意还是那么好,一桌桌围拢着学校的学生、附近艺术村的艺术家、以及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和民工……不过我再也碰不上一个熟人,曾经的朋友都已纷纷毕业,离开这里,甚至远离我们城。多年前,我们曾经坐在这里恣意想象的大草原早已荒芜,好像那些草是被一根根拔掉的,或者干脆被谁放了一把火连夜烧掉了。

B博士偶尔还有E-Mail来,在圣诞、新年、中秋、端午等诸节到来之际也会发个电子贺卡什么的。不过我有点不大习惯这样的B博士,这种世俗性的繁文缛节真不像我认识的B博士,他以前从来不认为在节日发祝福是必要,真正的朋友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两肋插刀而不是在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时候发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祝福。

B博士此时已经年届四十了,开始有一些中年人的伤感,虽然在我看来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B博士并不是一个会被年龄左右的人。不过我渐渐理解,即使堂吉诃德也会有不确定的时候,不过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的不确定也只不过是一瞬间,往往转身就可以继续执剑前行。B博士不会轻易烧掉心中的那片草,只会让它更加繁盛。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他到日本去,是挥刀斩断了自己的学术传承,而投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新领域——日本禅学。我当然知道,许多学者在他一生中都会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方向,才能永葆学术的激情。可B博士并不是那些坐在科研单位里功成名就的学者,他还没来得及在自己投入了那么多的领域里捞得一些声誉和财富就放弃了,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一无所有的人。不过,B博士本人并不是这么看的,他是一个享受过程的人,他的人生不断累积的是经历的喜悦,而不是收获的喜悦。

在为数不多的Mail里,B博士会言简意赅地描述东京生活,例如神社的那棵树又触发了他什么灵感啦、某教授又作了一通狗屎演讲啦、大久保出来的集会人群把整个新宿灌得像铅一样啦、最近和一个做机器人研究的姑娘同居啦……就像第一次在灯光球场大声敬酒一样,描述里穿插着“操”“他妈的”之类和学术修养全然不相干的词汇。我觉得B博士是个很特别的人,诸多原因中大概也包括他只在亢奋和高兴的时候使用这些词,而不是像别人一样代表愤怒和诅咒——对此,也许可以从德里达的论著里找到一些解释。

(六)

那年我三十岁了,日子变质的速度堪比去年买的那瓶法国牌子的防晒霜。电视里报纸上到处都是关注大龄剩女的节目与文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在三十岁的时候没有出嫁而被一群陌生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贴上标签,然后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被施予殷切关怀,并进而成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课题——着实有点受宠如惊。我觉得一切都荒谬透了,一方面到处都是婚姻不忠与背叛的纪实和电视剧,一方面又满眼都是汲汲于促成婚姻的电视综艺节目和交友网站。

经过几次反复两年前我终于和赵云彻底断绝了联系,我们不再出来见面,不再做爱,连电话号码、QQ、MSN也删除、拉入黑名单。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想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和一个人维持一段没有爱的关系比维持一段彼此有爱的关系更困难。无聊还在继续,但这样的游戏显然并不适合我,所以我还是选择继续无聊吧。

毕业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别的男朋友,把我母亲愁苦死了。工作方面亦停滞不前,我的能耐只在于做销售,不适于做管理,我不知道怎么管理别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是刚走出校园时那个怯生生的姑娘。我总想奉行老子的“无为而治”,但这个理念和先贤们的其他诸多话语一样后来都被证实是缺乏论证不具备可行性的。真不知道两千多年前他们在那里摇头晃脑聚众演讲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心虚。总之,我迟迟无法升职,并且看出项目主管大概就是我在这条职业道路上的最高级别了。

刚好前面跟的项目刚刚清盘,我向上头申请把这几年攒的年假统统要回来,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某一天下午,我睡了一个绵长的午觉起来,直挺挺地瞪着天花板,打算干两件事:一辞掉工作,二找人嫁掉。通常情况下,这两件事都不是一个步骤能完成的,尤其是第二件,甚至不是靠自己就能解决,但我那时候就如神灵附体一般突然有了这样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神灵真的是自掏腰包买了张车票跑到我这里来了。

虽然有了决心和信心,但我还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于是又去了灯光球场。这么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不知道做什么、或感觉到被人群疏离的时候就去灯光球场坐坐。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总是很多,最长的一年都没去过一次以至于瞬间想不起来那是一个什么地方也是有的。我虽然无聊,却总是很忙。

可无论如何,灯光球场大排档还在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大学不足五百米,再往西不远处是本城的一处城乡结合部,有不少农民的自建房,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住着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和一些搞艺术的人,当然也包括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再加上大学里的学生,构成了大排档的稳定客源。尽管作为个体他们流动不止,作为群体,却永远是一个恒常的量。

下午五点钟,天气还是闷热,偶尔有海风胡乱穿越马路袅袅吹过来,也好像隔靴搔痒一样不能给人丝毫安慰。我要了一份章鱼加土笋冻冷盘、酱油水白昌鱼、蒜炒地瓜叶、米饭和一瓶青岛啤酒。老板还是那个老板,上回见到的年轻精干的老板娘却不在了,听别的食客说,那个年轻女人跟一个老乡跑了,还卷走了老板五万元。听到这个悲剧性的消息,我不由抬头望向不远处那一小排橙色灯泡下满头大汗炒菜的老板——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亲自下厨。老板穿着白色背心在灶台前挥汗如雨,表情很专注,甚至有种沉浸于梦幻中莫可名状的神情。这样的神情如一双大手把我方才心头的同情悄然拂去,我开始羡慕起他来。真想辞了职也来开一家与海只隔一个马路的大排档。可是,我怎能比得过灯光球场呢?

夜晚的灯光球场还是很明亮。太阳完全下去了,空气里开始孕育出丝丝凉风,连篮球架上耷拉的破球网也含蓄地随风拂动着。我独自一人像异类一样在大排档吃饭。耳边充斥着黄段子和劝酒声,好似潜进泳池里看水面以上的世界。抹嘴准备起身的时候,偶然听见邻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师兄正半倾着身子给邻座的一个中年男人斟酒。学生时代的寸头被留长了整整齐齐地一股脑向后梳去,脸上闪着一种怪异的光,好似刚刚被发掘、擦拭干净的古旧铜器。师兄是在三年前拿到博士学位的,原本他的人生志趣就是留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为此还积极地参与课题、发表论文,可毕业那年的实际情况却是因专业问题屡屡碰壁。由于迟迟没有找到工作,连户口、档案寄存都成问题,学校负责毕业生工作的老师面孔也渐渐冰冷。我最后一次和师兄通电话,知道一家国企录用他了。当厂长助理,待遇还不错,他说。我在电话一头愣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该表示祝贺还是说些别的什么。师兄接着说,其实,接到这个电话我都要哭出来了,终于是有地方可去了。那时候还是六月,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香香的,可我居然觉得心底有一股抽不掉的寒冷汩汩冒出。

不过,眼下的师兄已经不太能让我联想起那天的寒意。显然已经完全进入了命运派给他的角色中,就好像当年成为售楼小姐的我。师兄也看到我了,略微疲惫的眼里闪过一丝欣喜,尽管那丝欣喜如同低飞的海鸥斜身掠过海面一样几乎没有痕迹,还是被我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了。我太了解那种欣喜了,在熟悉又渐渐隔膜的灯光球场偶遇昔日狐朋狗友的欣喜。这些年来,我不时来到这里,似乎也是隐隐企盼着在熟悉的地方看见熟悉的人,勾起熟悉的记忆。

师兄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抽动鼻子吸了几下腥甜的空气,然后眯眼望向他的客人,耳语般对我说,这些满脑肥肠的家伙,吃惯了星级酒店漂亮奢侈的菜肴,原生态的大排档,往往能把他们哄得很开心。

(七)

收到B博士的死讯是在四个月后,那时我和师兄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两个月前我从地产公司辞了职。提交辞职申请的时候我有些惴惴不安,为如何措辞颇费踌躇,并没有想到某个个人的离开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根本无关痛痒,程序也干脆利落,完全没有招新人那般拖沓。辞职的第二天我开始在家写没有读者的小说——这些小说无论是贴在网上还是寄给杂志社都如石沉大海。我写外星人的密语、写黑森林的神谕,好像那些故事都是洪荒之际自行被灌注进我的脑子里的,现在只是由于封存得快要过期才要赶紧把它们掏出来。为此我常常陷入无法自拔的状态。师兄让我不要再写了,既伤神又无意义,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我不想放弃,更何况我早就不信任“子曰”的鬼话。

B博士的死讯是和一包包裹一起寄过来的。寄件人用日文汉字写了一封大致能猜读的短信。我看到了“B君”和“死”之类的字眼,身体就抖得不行——近来因为写小说也时常会陷入这种状态。我把这封信传真给一个懂日文的朋友,才终于确认了它的内容。B博士在日本横滨附近的藤泽市的一处海滨浴场意外溺水,尸体并没有隔太久就被发现,但也已经救不活了。包裹里是一叠未完成的书稿,寄件人按照他生前曾经说过的,把书稿寄到这个地址,具体如何处置悉听尊便。我不知道B博士为什么会选择把他的遗稿交给我,更不知道他何以能事先想到自己有可能发生意外。

小说是再也写不下去了。那些夜里,我常常做一些怪梦。梦见B博士像《西游记》的海龙王一样穿着绛红色大袍在水底自由地穿梭走动,稍有不同的是,他的手和脚都长得不成比例,行动起来却很协调,好像作为海洋生物非长成如此不可;身边满是珊瑚、海胆、水草以及变幻的霓虹灯一样的水母、海星、大马哈鱼、石斑鱼、梭子鱼、翻车鱼……我记起那个城市的名字,七十多年前有一个叫聂耳的中国青年也在那里溺水,这样让人无语的无谓巧合让我觉得身心俱疲,仿佛在一个如世界末日般晦暗的台风夜里,看见属于天空的各种鸟类突然啪啦一声集体翻身落下,像冰雹一样砸向地面。

我也没法再考虑结婚的事。那时我们的新房已在装修,师兄以为我在为B博士伤心,耐心地说可以缓一缓再考虑这件事。我抱着那叠书稿摇头,师兄无法理解,B博士的死好似一个在耳边轰开的响雷把我给炸懵了,原本被抛弃在意识之外的一些对人生的疑惑也顺带被惊醒。一个人到了三十岁以后还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疑惑不解,这究竟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可我又想,许多人,那些从未怀疑过自己走错路的人,也许从一开始就已经走错了。第十天,我洗完澡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审视自己的身体,一个三十岁的未婚女性的身体,我从这个未显衰老身体上看到了它衰老以后的模样,不由得痛哭起来。

恢复了单身,我再也不考虑结婚的事,也不再为“剩女”的身份烦恼。母亲大概已经对我灰心,我不愿看她失望却又强忍着不表现出来的样子只好减少回父母家的次数。我一度沉迷于泡吧,从晚上十点开始,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听皮肤黝黑的菲律宾女孩唱不知所云的外文歌,每天轮流点不同的鸡尾酒和不同的Cheese cake。似乎只有在那里,才可以摆脱那些像绳子一样细密地捆住我的疑问和茫然。偶尔也会有男人来搭讪,有模样不错看得挺顺眼聊得也能投机的,我内心里会很想和这样的人拥抱甚至结合在一起,然后请他来细细地解开我身上的绳子。可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很清楚根本没有人能帮我做这件事。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在料峭的初冬时节。

我把酒吧所能提供的所有鸡尾酒和Cheese cake都点过一遍之后就再也不去了。一直到春节,在举国喧闹的节日氛围中,才终于有勇气整理B博士留下的书稿。这是一部海德格尔生存哲学与东方禅学亲缘性研究的专著,书稿的扉页上写着一个日本女性的名字,就是给我寄来这个包裹的人,大概是B博士在邮件里提到的那个搞机器人研究的姑娘——现在回想,那些Mail似乎已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漫长到时间都成为一个荒谬的概念。我突然冒出“真希望那是我的名字啊”这样的念头,又立刻自觉羞愧不已,真是的,这是什么怪念头啊,怎么可能!

整理校对完B博士的书稿已经是三个月后。相比于正常的理论著作,B博士的书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精密的体系,也没有使用正规严谨的学术语言,随意性很大,灵感和火花占多数,字里行间那种散漫的口吻似乎在暗示之所以如此并非作者驾驭不了而是有意要让灵感自由发散,用文学的语言来说,这完全是一部意识流的著作。B博士有时候会在章节里插入一整段自己的、或听来的古怪轶事,就像他在学校图书馆为我讲现象学时总会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人生观一样,我那时因为论文的压力根本无意认真对待那些与主题无关的闲话,现在想起来,也许B博士说的那些并非完全与主题无关,毕竟,对于他来说,哲学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生命本身。

自从得知B博士的死讯,我的生活还从来没有像这三个月这么充实过。大半年没有什么正式工作,我的积蓄花得只剩不到十万。以前因为买名牌,能攒下的钱远比该攒下的少得多,现在我对名牌已感到索然无味,除了第一次买的爱马仕包包,别的几乎都送人了,更别说买新的。大概,再无聊的人生也需要有一个着力点吧,买名牌就是我一度的着力点。对于一个人来说,习惯了一个着力点之后要重新找到另一个着力点是一件非常痛苦艰难的事不管曾经的着力点有多无聊多糟糕。那段空白,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很幸运B博士的书稿最终填补了这个空白,使我的生活重新被赋予意义。

我花掉所剩的积蓄在一家比较像样的出版社自费出版B博士未完成的书稿。共印两千册。还找了几个这个圈子里的朋友帮忙在相关媒体上做了一点宣传。我不知道让这些书稿匆匆面世是否符合B博士的本意,不过既然他将它们交给我,就只能听凭我的直觉和判断了。我相信这是一件有益的事——就我本人来说,似乎已经很久没做过一件有益的事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搜集了一些学术圈内的期刊杂志,关于这本书真正意义上的评论一篇也没有。直到有一天,在一本类似《少年文艺》的杂志上看到一个高中生的文章提到这本书,讲到这本读得似懂非懂的无名怪书带给他/她眼界和思想上的冲击,那种猛然看见闪着奇妙光辉的外星飞碟落在自家院落的惶惑、惊讶与欣喜……我高兴极了,仿佛重新回到了多年以前,穿着XX大学套头衫的B博士在海风习习的灯光球场大排档用筷子敲着酒瓶朗声敬酒的场景,他说,去他妈的叔本华,去他妈的尼采,为今晚的啤酒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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