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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森:保卫天津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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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2012年6月开始,本栏目希望记录正在中国发生着的、中国青年人参与的社会创新的实验,我们希望通过访谈在公益界工作的青年人去记录这样的一个正在发生的公益时代。本文便是第一篇这样的尝试。

当中国(China)变成“拆哪”,当故土难辨模样,当全中国都变成一个巨大的发展机器,当“多数”人都成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国各个城市也开始让人欣喜地涌现出一些“少数”——执拗的保护生于斯的(新)故乡的文化遗产,我们在广州看到恩宁路保护小组,在长沙看到保护古城墙小组,在北京看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次在天津,我们也看到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一个由志愿者组织开创的文保界的天津模式。这个访谈中的天津的志愿者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在此时、此地,保护着他们的新故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文/孙琳(@Kathleen_Sun)
穆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瘦瘦的,戴着眼镜,有着文艺青年的气质和温和、清朗的笑容。

建筑遗产保护,这是一个在大多数人视野之外的领域,尽管我们在这个极速变迁的时代中,也对不断消失的儿时道路,对在巨大的推土机轰鸣声中倒塌的旧时建筑,心底中有着些许的迷惘和伤感……,但是第二天我们又挥去伤感的情绪,继续上路了……,是啊,时代这么急速的向前奔跑,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穆森,十年来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他和朋友们组成的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足迹遍布天津每一片历史街区。他们几乎走遍了天津所有的历史区域,为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建筑获得了依法保护的身份,举报了近百起非法拆除、破坏文物、历史街区及历史建筑的行为。2008年他所率领的志愿者团队获得首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2009年穆森获得2009年度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

穆森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大学读的是戏剧影视创作。建筑遗产保护是一项志愿者工作,多年来他一直用戏剧影视评论的收入投入到建筑遗产保护的工作中。用他的话说,这项工作永远优先,几乎占用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

Q: 你是天津人?说说你感受到的这个城市吧。
A: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就有了一个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的爱好——就喜欢骑车到不认识的地方去逛。当探索到老城的时候,那种传统的味道就感受得更直接了。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和历史的直接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无形中和环境产生了依存感。比如大沽北路,现在理性看是洋行一条街,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那就是路两边的老建筑和苍天翠柏的大树,遮阳蔽日。夏天骑车出门,我从不带伞,雷阵雨的时候我就骑到大沽北路,站在树下,雨淋不着的。当知了叫了,五彩的阳光照下来的时候,雨就停了。这个过程中,人和环境的依存感已经融合的非常好了,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家。

Q: 天津这座城市,你觉得和别的城市有不同么?
A:很多人觉得天津这座城市,不好听叫落后,好听叫做步子慢,很悠闲的城市。我觉得天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城市,大家很难想象,天津这么一个四平八稳、慢慢悠悠的城市,能在全国文保里面做出挑头的工作来。就因为天津人这种悠闲的性格,天津人很容易去沟通,天津人有一种侠义精神,天津人的参与意识很强。

有的地方拆迁的时候,出于种种考虑,有时居民会站在拆的立场上,天津人不这样。后来我把很多拆完老房的居民聚在一起,大家联谊、聊天,问你们的生活困苦么?居民说,住在那儿的时候,心里想,绝对不能在这儿住了,但是要拆的时候,居民反对。我觉得这就是居民意识。几个居民说,拆以前的时候住在这儿,就想着什么时候离开这儿,这儿是说上水没上水,说下水没下水的,太不方便了;但拆迁的消息一下来,居民说,他们好几夜睡不着觉。居民没有相机,每天晚上到胡同里转,希望把每块砖都看一遍,以后离开了,梦里还能见着。这就是“没有文化”的居民说出来的话。

Q:你是怎样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
A:我正式涉及这项工作是2003年,当时还在上大学。2003年是天津城市变化最大的一年,老城拆了。当时对我触动很大。

1999年的一天,我到大胡同,忽然看到估衣街的老街打出了条幅——“保护估衣街”。那正是估衣街动迁,当时正是冯骥才先生保护估衣街。当时忽然感觉到,这里有一天,会消失,当时是非常大的震撼……于是加快了每天到这附近来看……渐渐看见这条街变样了,消失了。当时我16岁,感受到鲁迅先生那句话——“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触动很大,心里有一个念头,反问自己,“我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当时没有答案……同时城市动迁的速度也在加快,我忽然发现,我骑车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找不到家的感觉了。应该说从1999年到2003年,一直在问自己,能做什么。

2004年是一个契机,天津建卫600年。2002年的时候,天津出版了一批介绍城市的书籍,当时买了一批这些书,在看书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在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价值太大了。我发现拆不仅是对个人感情的冲击,而且,拆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见证了一切,我忽然知道,我能做什么了。

人大概到了十八、九岁,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要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了。我应该去做。恰好当时我的时间也比较多。一开始是给报纸投稿,写写自己对于老城拆了,心灵的感受。发现有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感受。

到了2003年,就坚定的要去做这件事,除了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就用相机去拍摄,去记录,把看到的留下来,当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居民对于这种方式不理解,甚至还有人去派出所。当时也给有关部门写信,附上照片,基本上是没有回音,但是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下发了,要把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从2006年每年六月的第二个周六,设为文化遗产日。当时我们感觉天亮了。随着网络的普及,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论坛,天津就聚集了一些老年人,去拍摄老房子,老人家上传一张照片,我负责写个二、三百字的来龙去脉,这对自己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于是就不断去学习。同时,开始学习法律,读《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读完之后,对我来说,坚定了要做这事。

到了2006年,随着历史知识、情感积累、法律知识的积累,我下定决心、义无反顾要做下去。

当时网友说如果我们照相机的速度赶不上推土机的速度,那就无法记录下来了,我们应该定期定时去做拍摄的工作,当时叫拍记队。当时拍的时候,居民就很积极的配合和讲述老房子的故事了。2006年到2008年,我们每周一次甚至两次去拍照,基本把天津市的城市角落都拍下来了。这时,也开始直接参与到保护的工作中去。尽管当时遇到了层层阻碍,但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总结,走出去这条路还是走对了。

到了2008年,感谢奥运会,国家提倡志愿者了,各地涌现了很多志愿者,我们叫文保志愿者,又多了一个合法的身份。2008年,国家设立了“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奖项,当时我们就报了团队,因为是比较早出现的文物保护的民间力量,获得了提名奖。在北京领奖期间,我们就起草了文保倡议书,大会正式将此列入议程,并获得与会代表的高票通过。大会临时决定将这份倡议书以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所有获奖者的名义正式向社会公布,这是中国民间文保界第一份向社会公开的倡议书(简称《北京倡议》)。这次之后,文物部门找到我们,初步建立起联系的渠道。这之后开展工作比以前要顺利的多。

2008年11月1-2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发起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主题为“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这次论坛,与会的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很多专家成为了团队的顾问。这次论坛围绕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论坛最后,签署了落实和延伸《北京倡议》精神的《关于呼吁公众及社会各界重视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宣言》(简称《天津宣言》)。

Q: 能说说2009年发生的“五大道文物保护”的情况么?
A: 2008年9月,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贴出了拆迁告示,一个名叫“聚客锚地”的旅游开发项目启动,要将五大道打造成一个“能看能玩能吃能住的大锚地”。11月天津市政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项目进行了大力推介。

但是这是与同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规定相违背的。当时志愿者们对这种拆迁开展了一线调查、长期跟踪、密切协调、坚决反对的系列活动。虽然在天津遇到空前的阻力,甚至打压,但最终由于顾问们的大力支持和志愿者的努力,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1月下达了《关于请加强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函》。

在拆迁依旧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志愿者团队于2009年5月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的名义邀请了谢辰生、张文彬、陈志华、李先逵、杨志军等国内权威文保专家及新华社、《南方周末》、《世界新闻报》等媒体对五大道“聚客锚地”拆迁片进行了实地考察。一份由志愿者起草,全国十名专家联名的《关于整体保护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紧急呼吁》浮出水面。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光明网等全国各大媒体及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文物局等政府网站纷纷对呼吁进行转载,并加以支持。

2009年5月中下旬,谢辰生先生又将天津、南京、北京等情况上书中央领导,当即获得批示。6月8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来到天津对五大道“聚客锚地”进行实地考察,当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天津市政府、全国专家、志愿者代表坐到了一起,首次坦诚公开的对“聚客锚地”工程进行讨论。之后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调查组亦相继到达天津。天津市做出了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积极听取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学者、志愿者和新闻媒体的意见,加大保护力度,对“聚客锚地”进行整改,并积极将五大道整体申报为第七批国保的承诺。

2009年10月,历时一年多的五大道“聚客锚地”工程正式更名为“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实验区”,这一保护活动终于圆满结束。

Q: 在文物保护过程中,有哪个景象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么?
A:“聚客锚地”事件后,天津有关部门主动联系我,说市委决定,将当时正在拆迁的中心公园工程停止,和我一起去现场,见证这个过程。那时我正在从无锡领奖回来的火车上,直至凌晨才到天津。第二天,我到了中心公园,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景,当天下着瓢泼大雨,雨小一些的时候,在我的见证之下,有人出去,把拆迁指挥部的牌子取下来,把综合整治指挥部的牌子挂上去。

当时我意识到,文物保护,必须是政府的决策,必须要依靠政府。在2009年11月,在“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上”,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总结出文保的天津模式——“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向全国推广。到2009年,我觉得我们的初步探索结束,形成了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这是在时代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Q: 你觉得天津在建筑遗产保护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A:我觉得在机制上做的不好,现在不能否认领导越来越重视,包括市政府开专题会议,但是如何把领导的重视,把法律法规的精神落实下来,表面上看天津的事情办得轰轰烈烈,但是一落到具体的事情反而无能为力,问题出在机制上。

到现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文物保护的机制,表面上看这事儿谁都管,一旦出现问题矛盾了,谁也不管了。要学习北京,建立起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要政府牵头,不能由某个部门来做,因为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专利,这需要政府切实承担起这个责任,遇到问题,才能广泛去协调,否则不同的部门之间,很难去协调。

政府高层重视,底下要建立起一个机制,只有机制健全了,才能良性推动。现在是上面有了,基层还没有,还是各自为政,再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就很难推动。我常说,文物保护不要牵涉利益,牵涉利益保护问题就复杂了,经常有句话,说文化遗产保护和改善民生是相矛盾的,实际上,这是个误区,改善民生和保护文化遗产都是政府的责任,总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来改善民生。政府应该两者都兼顾。

Q: 做文物保护这件事占用了你多少时间和精力?是全职么?
A:不能说是全职,这件事在我的生活中永远是优先,占到80%的精力吧。我觉得做这件事虽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回报,但是一个人永远走在路上探索是很幸福的。

Q: 现在做这件事的团队有多少人?
A: 观念转变了,早期的时候我坚持的是,人员固定化。现在看,从各方面的角度看,没有办法固定化。要注册的话,要挂靠一些单位,但是要挂靠的话,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可能有些作用就无法发挥了。所以现在改变了思路,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名字,是个加油站,任何有志于做文保的,随时进来,具体事情的合作,文保经验的交流,都可以。觉得没兴趣了,可以离开。或者有新的思路,想用别的方式做,从这里汲取经验,也很好。

我现在跟交通电台、每日新报、创立了“温情邻友会”,是天津电台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日新报》和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联合创立,每周三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讲天津的故事,新报开一个专版。有热线电话打进来,有什么疑问等等,进行互动。形成一个加油站的形式。

 Q: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总是有新的建设,我们做的保护工作,能保护到什么程度呢?
A:这是一个科学规划的问题,在面临保护的时候,很多人错误的认为,只要是老的建筑就要保护。城市要整体规划,我们首先要科学规划,实事求是的鉴别,哪些是承载历史的,西方很多城市是保老城、发展新城。规划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如果一直是无序的状况,那是很糟糕的。

Q: 你做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我觉得我越来越坚强了,以前受不了打击,做这件事以来,打击非常多,内部的、外部的。从2003年到现在十年,当年很多和自己一起走的人,都离开了,内部也有几次比较大的分裂,比如团队有人提出过运营化,能不能把之前的努力也好、影响也好,转化成最低限度的经济效益,以文保养文保,把团队运营起来。我当时就说,只要我还是这个团队的召集人,坚决不运营,这永远是个事业不是职业。我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很多决策错误,人不可能一直正确,我不会去推卸责任。人有信念支撑的时候,会很坚定、很坚强。我很希望能很干净的去做一个东西,现在的社会环境,可能有很多事情不干净,但是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干净的事情。我希望它继续干净下去。如果有一天真做不下去了,从我手里把这事儿交出去,这事儿开始时是个洁白无瑕的美玉,我交出去时,它还是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也许接班人有不同的想法,但在我手里一天,我就要保持它还是干干净净的。

Q: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A: 我觉得这些年走过来,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天津模式“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这十二个字,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个人的酸甜苦辣是个人的情感,做公益主体不能是“我”,要看个人能给社会什么,这是通过我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目前这些年,我最自豪的就是这十二个字总结出来,而且大家认可了。

Q:你的朋友、家人怎么看待你做的事情?
A: 到现在,在中国,这也不是一个职业。别人问我你做哪行?我本能的问,是问我谋生的工作还是我正在做的事情,谋生的工作是搞文字的,写写戏剧评论,改改剧本,要是每天做的事情,那我是做文物保护的。别人就以为是鉴宝,说我家有个瓶,你给看看(笑……),或者说你是文物局的?我说我不是。就没法解释,也就不解释了。

 Q: 家人比如父母的态度对你做这件事情重要么?
A: 可能家人对我做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很清楚,我做这件事情的困难一般不会跟家里说,因为说了,平白的让他们担心。最早是觉得有点不务正业,正事不做,时间长了,也就消解了。最早不理解,长期下来就慢慢习惯了。

 Q: 你觉得这几年做公益的环境是不是有改善?
A: 我觉得这点必须要承认,很多人从民间公益的角度,讲现在公益面临如何如何困难,我觉得要历史的看,跟十年前比,甚至跟一年前比,无论是社会,政府,都在进步,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一直强调一个危险性,就是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不要盲目乐观。另外,我绝对不赞成激化矛盾,就象看见海浪一样,又前进有后退,一点一点来。

Q: 已经走过了十年,再展望十年,你的期望是怎样?
A: 还是机制,不仅是政府的保护机制,“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三部分都有自己的机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运作模式,这个模式要落户。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大家认为,这个房子这么盖可以,但是没盖起来。我现在就呼吁政府把屋顶盖起来,从政府主导做起来,只要政府主导是倾向于保护了,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就能够更有效互动。

Q: 如果有人想加入进来,能通过什么途径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对公益的热情很高。
A: 从身边做起,举个例子,如果关注城市变迁,从身边,手机也好、相机也好,建立起一个联系。比如上下班的路上,看到哪里要动迁,用手机拍下来,发到微博上也好,发给我也好。想一起做也好,想发给我,后面交给我来做也好,都是很好的合作方式。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从身边做起。

Q: 你对现在年轻人做公益有什么建议么?
A: 不要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建立在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基础上,会比较脆弱,一旦理想破灭,可能会有信念危机。做公益的人不能太“自我”,不是仅仅对错的问题,要注意与现实的结合。

Q: 我本来想问做这个事情,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一路你就是在不断面对困难、克服困难中走过来的。
A:差不多(笑……),每天吧,时时刻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是没有困难,反而就不对了,因为你做的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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