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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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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媛(@小圈梨

在不同的城市问路,就是和该城市在对话;世间的冷漠热情在问路时被露骨地放大。如果说城市有形的地标是各种庞然建筑,那“问路”则汇聚了城市的无形地标。

我去的城市不多,也来聊聊在香港、纽约、和内地大多数城市问路的经历。

前段日子,香港的“抵蝗虫”、“抵双非孕妇”情绪甚嚣尘上,让我每每踏入香港,多少有种贴了标签的无所适从。我带着硕大的购物袋,来香港扫化妆品、日常用品,为香港的经济做贡献,本该昂首阔步;但另一方面,我却总鬼使神差地觉得,一股子“抵制”的目光暗流涌动,灼射着我。

但是,出乎意料,每次,我在香港的问路经历却是愉快的。印象深刻的一次还是做记者时,到深水埗采访一NGO组织。在挨挤的凌乱、破旧楼房里,怎么也找不着北了;手机又没电。眼看着采访时间逼近,怎么办?这时,一位40多岁的路人撞见了我绝望的目光,他主动过来,第一句话竟是:“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我怔了数秒,路遇救命稻草啊,忙说:“我找不到这个地址了,手机也没电了。”他看了看地址,主动掏出手机,让我拨打。我受宠若惊,不敢相信在香港街头也能遇到“活雷锋”。

还有更绝的,我的编辑第一次来香港采访,在狭窄的街道里找记者站,晕头转向,遇到一位大伯。那位大伯一边安慰编辑;一边竟让编辑到自己家中小坐,喝杯冻水,缓缓神;然后主动借编辑电话,让他打给我们。

这样的问路经历,在我眼里,简直可歌可泣!

去年秋天到美国自助游,问路更是让我如沐春风。纽约的地铁路线错综复杂,站在萎靡的站台前,很容易迷失方向。这时,我总能遇到主动提供帮助者。比如我到了帝国大厦站,但总分不清该从哪个出口出去,出去后又怎么走。这时,一位非洲裔老兄突然出现在我身边,“Can I help you?”,得知我想去帝国大厦,又是个极度没有方向感的人后,该老兄干脆陪着我一起爬楼梯,出地铁口,然后指着路告诉我该怎么拐,我真有“异国遇老乡”的暖流涌上心头。除了该老兄,我在纽约的地铁站里徘徊时还遇到了拉美裔、东南亚裔等各族裔人民的热心指点。当然,我也帮了同胞一回。一位只会说中文的老太太,在地铁站里撞运气,逢人就焦急地用中文问:“怎么去法拉盛?怎么去法拉盛?”我带着这位老太太走到了正确的站台。

难道是我人品爆发,在异地总能遇到热心人?但是,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怎么就很少感到在异地问路时,那一阵阵暖流激荡心底呢?

有几次,在国内一些大城市问路,“请问”二字刚从嘴巴吐出,被问的路人就带着“防火、防盗”的十二分防备表情,紧张地看着我,仿佛我图谋不轨。这样的表情撞击地多了,弄地别人向我问路时,我也神经质地第一反应:“他/她想干什么?

有几次问路,被问的路人则步伐匆匆,没时间搭理,草草敷衍:“不知道”。

还有几次问路,问附近报刊亭的老板,他们毫无表情,不耐烦地指路,让我有“不买东西,只问路”的愧疚之情。

最后,我干脆只向保安问路。一是理论而言,回答问路,也算是他们的工作吧;二是即使他们态度欠佳,我也能自我安慰:他们工作也不容易,体谅体谅。

不管怎样,在这片土地上,遇到主动提供问路帮助的人,几率还是偏小。我想是我们的城市还不足以开放、包容、接纳,在发生了太多“摔倒扶起告你”的事件后,社会信任正在急速损耗,而“社会信任”又是城市最为宝贵的软资产,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

如果说我们真的很难在路遇不平、他人困难时,分不清真真假假;那就从问路开始,重构社会信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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