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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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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鱼鹰

到达涪陵的那一年,彼得•海斯勒27岁,刚刚完成普林斯顿与牛津两所名校的学业,自助旅行了半个地球。在大部分中国人已要谈论“成家立业”的年纪,他选择两年“放逐”,来到中国一座他此前闻所未闻的城市支教。那是1996年。

然而这座城市,却给了他预料之外的犒赏——这里成了他作家生涯的起点。不仅如此,多年以后,当已成为著名中国观察者的彼得•海斯勒回述这座长江中游的小城,他说:“去涪陵前,我还不算是成年人,离开时,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涪陵,成了他无法释怀的“老家”。

从2001年到2010年,彼得•海斯勒在美国陆续出版被称作“中国三部曲”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赢得“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西方作家”的声名。中国读者读到它们的顺序却正好相反——直到2011年,《寻路中国》才率先引进简体字版,描述涪陵和海斯勒最初中国经验的《江城》反而姗姗来迟,今年春天终于面世。此时的中国,几乎已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变化排山倒海,原本目击当下的《江城》,已然成了“文献”。

无论从哪方面讲,与《寻路中国》和《甲骨文》相比,《江城》都更像一本习作,它是对十数年前小城涪陵消逝部分的纪念,但于我而言,更大的价值是,它深刻记录了一位作家的成年礼,让我窥探彼得•海斯勒何以成为“何伟”,“何伟”又何以融入彼得•海斯勒的生命。

于是产生了一种有趣的阅读错位:当我们在《寻路中国》里借海斯勒之眼望向中国深处,并为那些我们熟视无睹、却被他精准描述的细节羞惭、深省、震动之后,这才有了机会,透过《江城》来试着了解彼得•海斯勒这个人:他是谁;读懂中国,他的方法论……

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
何伟这个名字,如今我们已是耳熟能详,它标记着彼得•海斯勒的中国身份。这个“滥大街”的中文名,是他到涪陵支教前,“和平队”培训志愿者的老师随手取下的。和他一同前往涪陵的另一位“和平队”志愿者亚当•梅耶被取名“梅尔康”,后来他自己又改了个名字“梅致远”——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显得比“何伟”要精心挑选得多。

彼得•海斯勒从没想过要改掉自己平淡的代号,尽管在中国,一个外国人想要重新定义自己,轻而易举。这个平凡的名字,在他最初的涪陵生活中,是融入人群的利器:简单,易记,不存在拗口的发音或任何深意,不管走到哪里,随处可见姓何的人,每当他自我介绍,人们总会说“我们是家门儿”。更重要的是,呆的时间越久,“何伟”越来越生长出自己的血肉,他变成另一个活生生的人,与“彼得•海斯勒”共用一个躯体。

何伟和彼得•海斯勒同时存在于《江城》里,他们有时是同一个人,有时又分裂为二。阅读《江城》的过程,我时时感受得到两者的纠结与汇合,用海斯勒自己的话:他们相处融洽,并且,他主动导演了这场分裂。

是的,他一开始就希望读者意识到他的双重身份:于涪陵而言,他既是生活的全程参与者,又是旁观者和注定的过客。整本书的结构预设了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视角:除了最后的“溯江而上”,每一章都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里有“我”,是第一人称的亲历,另一个部分里无“我”,像是一台扫过1990年代末涪陵小城的高清摄像机。

第一章“顺江而下”,“我”在一个温热晴朗的夜晚抵达涪陵,成了这座偏僻小城里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之一,迎面便与中国近现代史相撞——学校正在热火朝天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政治举目可见,两个言语不通的外国人意外地被纳入中国式“政治集会”的氛围里,处处举足无措却又无可遁逃地被注目,“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一切的日常,在初入闭塞中国的“我”眼里,都新鲜且具有惊心动魄的意味,像学校每隔一晚的宴请,像校领导想要专为两个外国人修建网球场的拍脑袋决定。学生的英语作文,是“我”了解和融入当地的开始,在那些作文里“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描摹记录,“好多人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而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这像个隐喻,人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这些也许更多是彼此对不熟悉世界的想象。

随后,那个旁观者彼得•海斯勒出场了,在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城市”里,他巨细无靡地描绘涪陵小城,像一个有心的旅人,写了一段lonely planet式的游记:涪陵没有自行车、这是一个腿的城市、这里的很多建筑不值一看、清晨一个盲人在一片嘈杂喧闹中不紧不慢拉二胡……

到这里为止,无论彼得•海斯勒还是他的中国身份何伟,都没有多少区别于其他外国旅人之处,直到随着书写的深入,你目睹了他与他的合流。

一次具体而微的谅解
这种“合流”,像是东、西两种文明间一次具体而微的谅解。它在何处发生,并没有明确的标杆,恰如江河,如飞矢,“动”便是存在本身。

如果要举一个例子,最先映入我脑中的是廖老师的故事。她是涪陵师专安排给海斯勒的两位中文老师之一,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三章。海斯勒这样描述她的出场:精瘦,习惯于批评式的教育,“不对”是在他们一对一的课堂上最常出现的字眼,当海斯勒用眼神寻求表扬,得到的只是“读下一段”的指示。语言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敏感的海斯勒更察觉体制中的廖对他的排斥与疏远,仿佛外国人是需时时警惕的异物。

一场系际篮球比赛之后,两人甚至为篮球规则在汉语辅导课上发生争执,廖批评海斯勒按美国的方式运球,而在中国,“有中国自己的规则”,海斯勒则脱口而出:“篮球是美国人的运动”,规则是“我们”制定的——这多像那些外交谈判中的情境,每个人都固执己见,脆弱的自尊迎头撞上不可冒犯的骄傲。

到这一章的末尾,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海斯勒赢得了涪陵市迎新春长跑比赛的冠军,

辅导课上的廖老师学会了斩钉截铁的夸赞,而海斯勒,则学会模仿中国式的谦抑:“你知道,王军霞就比我跑得快。”

到了第五章,随着海斯勒中文水平的精进,战事再次升级,“整个春季学期,我们的关系因为学习材料里面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弄得颇不健康,充满了火药味”。

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发生在暑假之后,海斯勒对廖老师的描述里,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尊敬:勤勉、责任、以及中国女人格外强烈的自尊。他意识到,“她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在陌生与分歧频发的环境里,他选择首先变成那个倾听者,面对复杂,保持开放的善意。无论枯燥艰难的汉语课,还是整座城市,一下子向他展开全新的一面,他格外珍惜起廖老师的课堂,因为每当对所见所闻感到困惑,只需利用课堂上几个简单的提问,这个“典型中国女人”的回答便能“代表中国人对任何问题的一般看法”。

就像为科学研究而制作水文表,在涪陵的日子,海斯勒每时每刻都在做着这样的记录,起初是记录他学校的学生、同事,校门外的面馆老板,然后他走得更远,在城中选定几个固定的公共空间,公园、茶馆、教堂……每周固定拜访。他用一个汉语初学者“何伟”的身份与人们“笨拙”地交往,这种“笨拙”一开始对“早已习惯了被视为高智商、能力卓越”的他而言是绝对的挫败感,被围观,被排斥,被否定,但他偏偏把自己推到那样的境地里,勤奋专注的记录像跑步一样,是他打捞自己溃败感、标的自己存在的方式。他用显微镜扫视身内身外的一切,结果是,像一帧帧胶片的积累,最终在这种记录中显影的是时间,每一个人的生动变化里蕴藏巨大的力量,而惟一“重生”的就是他自己。

一个“中国自我”开始在彼得•海斯勒的身体里萌芽,“何伟”开枝散叶。于是,在以“我”叙述的章节里,“何伟”越来越频繁的现身,甚至变成“霍伟”(涪陵方言发音),滋长出四川的泥土味。即便是那些摄影机式的扫描,也转换成“霍伟”带有温情的私人视角——涪陵的影像从城市、地理与历史,转向更具体的家庭与个人,他们都是时代的标本。

你注意到外国人“彼得•海斯勒”面对他的中国自我“何伟”不断发问,不断自省,像一场心灵对话或纸上的思辨。在涪陵的两年并不容易,他悉数记下遭遇的种种压力、挑衅、审查和纠缠,可是他总想穿透现实的迷雾,触摸根由,理解他人的选择。他用自己做一面镜子,来观察中国,同时不忘把中国作为一面镜子,来反身自问。就像在详细探讨过三峡工程的种种隐患、描述过涪陵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淹没”令人讶异的漠然之后,他不忘补上另一重陌生的体验:那个湿冷的冬天里,涪陵断电了,“我发现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这个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并非因为认同,只是不愿做任何粗暴的评判——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我们自己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国度时更显谨慎与宽容。他一笔写中此地社区感的匮乏,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是如此彻底,群众与“乌合之众”间的界限如此脆弱,然而每一个沉浮于底层的个体又是如此坚韧、丰富、活泼,这正是中国的真相所在;更重要的是,他竟比我们更怀希望,因为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处在河流的中断,变化的边缘,就像涪陵这座城,也像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很难看清她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溯江而上离开这座城市时,彼得•海斯勒已是一个不同的人,“涪陵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美国人脾性。在中国我会倾向于更有耐心,更友好,心态更开放。以前的我不是那样。”他所谓的“成年”与“成长”,是对未知的开放,对他者的善意,对未来的留白,对人的期待——如果粗砺的中国现实教会他的是这些,那么,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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