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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树:接下来30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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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梓新 冯桂梅

 藤井树本名盛艳虹,因为喜欢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才给自己取名叫“藤井树”。今年33岁的她觉得自己对三明治状态有很多的体会:1979年生人,在归属感上是挺模糊的,也没有像75年前的一批人对文革或者理想主义的记忆,也不像80后一样有完全一代新人的感觉。

12年前,她是第一代互联网勃发时活跃的网络影评人,12年下来,当年的一帮朋友以各自的姿态在更深入地进入电影行业,从“票友”变成了专业人士,这是藤井树最感到开心的地方。而她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轨迹转变,今年初,她告别了从事11年的媒体行业,在上海唐人电影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旗下艺人有因为《步步惊心》而大红大紫的林更新、刘诗诗等。

说起身份的转变,藤井树最大的感触是现在工作的多头和不可控性。“以前做记者,无非是采访得到和采访不到两种情况,而且你对两种情况的结局基本都能想象得到。而现在,有太多的因素叠加起来。比如,一部戏,用这个演员和不用那个演员,出来的效果可能就很不同。我每天要和不同的经纪人联系,确定他们的档期,还有其他各种事务,这些因素大多是不可控的。”

而同时,经历过一场手术的藤井树也感受到家人的重要性。她觉得30岁前的日子就如向日葵一般灿烂,努力地往外伸,企望尝试一切新鲜东西;过了30岁以后,视野和心相反在慢慢地往回收,而且越来越向家庭靠拢。现在,没有太多非得要出人头地的占有欲和企图心。现在她坚持每年带父母和公婆一起出游,计划这一两年来要一个宝宝。

她在影评界的积累也以一种更有趣的方式延续,那就是以她命名的“藤井树观影团”。她不定期举办国产影片的观影会,把导演和主演拉来做影片上映前的预热,并和影迷互动。这个纯公益的观影会得到很多人的追捧,至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几期。

她觉得中国电影需要鼓励,接下来30年会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因为“我们这批人当道了”,30年后中国电影可能会真正的国际化,“让美国观众看了会觉得是自己隔壁发生的事。地球村的概念会越来越强。” 

Q:今年你从媒体人转变为影视人,谈谈现在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A: 我觉得今年对自己的状态或者生活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一是跳出了媒体行业,我做了11年的媒体,然后今年终于下了个决心,在今年春节过完年后,到了唐人电影来。其实唐人电影是做影视,说起来我应该算是从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媒体的第三者的立场转到了制作领域。那我真心地觉得,可能来之前,我想的是,这个行业里头可能会有很多我想象的地方,但是当你真的转身为制作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面对的困难和你的不可控性是你之前做媒体想象不到的,完全是两个立场和两个方向。

Q:在你看来,那这两个领域具体不同在哪些地方?

A: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做了11年记者和媒体的生涯,我发现那个可控性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你要去采访一个人,再牛的采访对象,无非能遇到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采访的到,另外一种就是你采访不到,你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是我现在每天遇到的状况是,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要筹备一部戏,我要负责去谈演员,那可能第一我要跟这个演员的经纪人沟通,这个项目是怎样的,第二我要去拿出东西来证明说这个演员是适合这个戏的,然后第三我还要去等待他的回复关于这个戏能不能接,档期怎么样,片酬怎么样,角色的定位怎么样,就是各种的不可控。

而这些不可控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你要等待对方的权衡,因为在你对他发出邀请的同时,你已经对他的判断结束了。你对他发出邀请就已经说明你认可他了,接下来就是要等待,他来回复你说,我行不行,我来不来,我有没有时间,来的话片酬是多少,就是说有很多沟通的成本在里面。

Q:身份和立场都会不同?

A: 它已经把你原来做媒体的一种比较单纯的身份,比如说,你在媒体时很容易去质疑,你不断地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而且在媒体中也很容易批评,因为媒体的很大的职责就是去质疑和批评。这个是我们所要理想中的媒体的职责功能。但是你现在成为一个制作公司,或者成为这个产业链中的一份子,很多时候你要考量说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本身的立场是什么,然后对于这个项目本身是不是具有推动力,然后还可能要考量经济成本,还有各方面客观的因素。

而且呢,我就觉得我现在所做的这个行业本身有它特别的地方,在于的就是你的这个公司声望再大,然后你之前的成果或者成绩再好,不等于之后的作品就能成功,这是不累积的。因为每一部作品,它都只代表方向,也就是你出了一部A,然后A火得不行,但是你并不能复制B,或者B就能跟A一样,或者比A还要好。因为我们所生产的产品是最主观的影视剧,电影和电视其实从内容上来说是精神层面的,而你的接收者本身也是很主观的,所以呢,我说我A很成功,但是你说你这公司能生产多少,就是B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过A,没有人能打包票的。

我们只能去可控一些,比如说,从项目,从剧本,从演员的配置,从各方面的制作,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期望就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做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出来。但是你说,至于这个产品最后的命运,它能被多少观众所接受,它的口碑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作为制作人来说,可控性是有限的。这一点来说,我是在半年当中其实也是慢慢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只能说我也在一个角色的转换的过程中。

Q:对个性也有一些影响和变化吧?

A:对。做媒体的时候,我是会很直接的,以我的个性来说,我是很冲动的,我会非常明确的告诉被采访者,或者我会追问他,很咄咄逼人的,但这个会有利于你做记者或者做媒体,或者你写评论,这些都没有问题,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甚至在业内取得一定的地位和名声。但是当你成为一个制作者的时候,你的角度会完全不同,比如我现在就要站在明星的角度,因为这个明星是我们公司的,那我就要想我要怎样来保护他。面对一些不好的新闻的时候,我要去规避它或者说我要来保护他,然后有哪些可以讲,有哪些不可以讲的。就是这种尺度上的把握完全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对我自己的脾气性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Q:并不是所有的媒体人能够像你一时地这样跳出来做出这样角色的转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你还提到了家庭对你生活状态的影响,具体是怎么样呢?

A:生活的很大改变之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我是2007年结婚的,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在差不多前四年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小孩,就是生小孩这个事情没有摆上议事日程,两个人好像都觉得工作啊,或者说有很多时候都顾着自己,并没有想到你的下一代要怎么样。而且说实话,我内心是挺害怕的,因为我觉得要去负担一个小孩的成长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有时候想想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没有想通,想明白,你怎么就能够赋予另外一个人生命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很难去做的决定,但是呢,去年八月份,我是意外怀孕了,但同时知道我宫外孕了,然后在心理上没有任何接受的时候就去做了一个手术。

当时做完手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那时还挺危险的,你会不断接收到很多医学知识,就是你的身体条件是不是允许你还继续把生孩子这件事情延迟下去,或者说你如果这辈子还是打算要小孩的,那真的从医学上来讲,早一点要会比较好。而我动手术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如果要小孩但是你超过35岁的话,你的危险系数会增加多少倍。因为我自己当时又受到手术的伤痛,所以我就觉得那还不如赶紧积极地,化被动为主动,要一个孩子吧。所以今年我们就很积极地想要,希望能赶在我35岁的末班车前把这件事给做了。

加上我家里面,去年因为我生病了,爸爸妈妈来照顾我,突然间觉得他们老了。你在之前的时候,比如你在30岁前,你其实是只顾着自己,然后在很多时候是忙着你的事业,忙着你的朋友,谈恋爱啊,两人世界啊。就是你的生活只是你是中心,现在我过了30岁之后,比如说像去年,我就觉得我爸妈好像第一行动力迟缓,第二判断能力也不如以前,第三他们好像更多地反过来依赖我,他们会好多事情来征求我的意见,然后来依赖我,我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好像你会感到说,这个家庭就是从你管你自己就可以了到你去有个人要管。

Q:这就是一种非常“三明治”的感觉,承上启下的。

 A:所以我从前年开始,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基本上只要是4、5月份,10月、11月,就像旅行季一样,在周末,我一定是带着我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六个人一起去江浙地区旅游,带他们去看看。这是挺高兴的,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在30岁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跟父母一起旅行的事,永远是背起包自己走的。但是我30岁之后,基本上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出去很少,大多数都是带着父母一块去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生活状态的改变。

Q你父母和公婆和你们都相处融洽,这很难得。

A:我觉得我们家会因为我公公婆婆跟我一块住,然后这个跟其他家庭不一样,我们确实蛮少见的,我好像一直蛮喜欢跟他们一起住。然后呢我始终是觉得我们占了便宜的。就是不要认为好像跟公婆一块住就吃亏了,实际上客观来讲,一定是他们照顾你更多。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感谢我公婆的。我想我以后就是,我现在也有这个计划,可能以后我把小孩生了以后,考虑把我爸妈挪近一点,这样家庭之间的连接更好一点,能更照顾一点。

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慢慢的你的生活圈和朋友圈,以及你关注的东西在往回收。你看我30岁前完全是像向日葵一样开的,你是完全往外伸的,你尝试一切新鲜的事物,然后你希望去见全世界各种没有见过的东西,你希望你的脚步能够踏到各种地方。但是等你过了30岁以后,我觉得我自己的视野和我的心在慢慢地往回收。你不断地在跟你的家庭靠拢。从你青春叛逆期时的往外走然后一直回归回归。到了30岁就肯定是个点了,就慢慢地往回收。

我现在33岁,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人生的很大的一个方向是我希望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还有我奶奶,就是我们一家人能够很好地在一起。我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自己的事业,现在我的企图心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地有占有欲和企图心,比如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一定要出人投地什么的,你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所想的是你怎么能够把你手上的这件事情做好做精,把你的事业做稳。

而不是说我看不顺眼我明天就可以辞职了,你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所以我现在肯定会看到很多问题,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我跟我老公说我换了个工作后,每天都好像有很大的挫败感。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千头万绪,所以你就会有很强的挫败感,但是我慢慢地就不那么地去计较说我每一次一定要征服它,然后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可能会慢慢地觉得我尽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已经尽力了,那行了,我自己的内心就不会那么地企图它一定要怎样。

同时,我会更在乎家里人的感受,他们是不是会觉得我这么忙这么疯狂的工作和出差,他们受不受得了。如果他们受不了,我就不需要。还有一些东西你会衡量要不要,值不值得。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这个钱是我要熬夜,以透支我的健康去得到的,那我在这个阶段就可以不要。但是早5年,你就会觉得我要挣下这笔钱,我要拿下这个人,拿下这个采访或者拿下这个选题,我就很牛逼,哪怕我死在路上我也觉得很值。

Q:你的性格很直接决断,这些性格你是从小就有吗?

A:对的。

Q:你是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那是怎样走上和电影有关的行业的?

A:我华师大中文系毕业出来第一份工作是去了《上海壹周》做记者,然后我在《上海壹周》呆了3年多,然后就去了《电视故事》。我2002年初到《上海壹周》,刚开始我在《上海壹周》不是只跑电影的,我属于新闻部,跟社会新闻,不分条线的。我就记得大概是2003年我就专职跑影视了,非典的时候大家都不工作了,我那时候就呆在关锦鹏的《画魂》剧组,2003年10月,我一个人跑到可可西里去采访了陆川。

其实我在2001年做记者前,我已经是BBS上很活跃的网友和影迷,特别是在“后窗看电影”、新浪上。那个时候是大三大四,也就是1999年底到2000年初的时候,跟李霄峰、顾小白、卫西谛和陆川等等成了网友。那时候大家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就开始看电影,所以就写了大量的影评文章,后来就到《上海壹周》开始做这个。

接着到了2005年3月,我去了《电影故事》担任策划总监。它是一本杂志,当时我就想更专业一点做电影,不想做其他很杂的娱乐。然后我在《电影故事》一直待到2009年的5月份,去了《世界电影之窗》。

《世界电影之窗》和《电影故事》其实是同一个集团的,都是上影集团的,我到了《世界电影之窗》做主编。那个时候从无到有,当时杂志社改版,我招人并开始组建团队,这完全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那时我刚好30岁。所以2009年30岁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直到2010年10月,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在那个平台上做得更好,所以后来我去了现代传播旗下的《优家画报》做娱乐总监。

我在现代传播集团呆了一年多,学到了一个市场化的杂志和一个市场化的媒体集团的操作方式,包括对于艺人经纪,因为我的工作是直接跟艺人相关的,约着拍封面什么的,就有很多更深的了解。

后来我越来越想看有没有机会转到影视的制作领域,因为媒体你已经做到头了,周报做过,周刊做过,月刊也做过,半月刊也做过,除了日报,日报我不想做,当时我跟唐人电影的总裁蔡艺侬谈,我跟她私交比较好,我很欣赏她的为人,我也很喜欢这家公司的氛围。因为当时《步步惊心》的热播,我自己就是《步步惊心》迷,我很喜欢这部剧,加上这间公司本身的氛围和制作理念都跟我很吻合,所以就在今年2月份正式到唐人来了。

Q:你怎么看待当年那些一起很青春,写着那些很快意文章的朋友,到后来面临生活上不同的分叉?

A: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接受过一个新加坡女孩的采访,她就在追踪当年这帮影评人,她觉得我们这一帮人是互联网影评最初时代的高峰。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并不知道将来要干嘛。现在追踪下来,还是在媒体的多。我觉得我们的共性是我们始终不管是怎样的方式,都非常热爱电影,在以各种方式介入电影的产业。而这种介入会越来越深入。就是可能你一开始是边缘的,只是影迷,后来变成影评人,后来变成专业影评人,后来成为专门针对电影的编辑或媒体人,再有编剧,还有导演。那我算是半个电影电视人。所以我就觉得,当年喜欢电影的那些人,到现在为止,不管他的正职是什么,可是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介入电影,而且会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越来越大。

Q:至少做媒体的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其他更独立的人在发展过程中会不会更艰难?

A:是的,比如说李霄峰,李霄峰是这批人当中跟我私交最好的一个,我们一路都是看着对方成长起来的,2003年我在可可西里采访陆川的时候,他当时是《可可西里》纪录片的导演,他全程跟着。他当时刚从比利时学完电影回来,一腔热情,有很多抱负。但是到2004年之后,很长时间有很多起伏,有一个低潮。我知道一直到2011年,除了参与张元的《达达》之外,他一直都在坚持写东西,2011年他出版了《失败者之歌》。就是说之前的这么多年变成了他的一个积累。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起伏,但是大家都在坚持,坚持自己对电影的热爱,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电影。

Q:那十年后,新的一批大学生你有没有看到像当年你们的影子?

A: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这一代的表达欲和表达方式上都已经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虽然我们很自我,但是好像那个自我是有底线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为了一个观念会在网上每个人写几万字,洋洋洒洒的就是为了去说服对方,就像写论文一样写影评,其实那都不叫影评,叫观后感。写观后感可能只是为了和对方讨论一个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很荒谬的、可笑的点。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或者说我自己现在也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我没注意到有像我们当年那么大的一个群体性的现象。现在是个体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牛逼。

其次就是因为微博的诞生,以前是博客和BBS,是大段大段的文章,可是现在都是碎片化的,大家都没有耐性去沉下心来看一个长篇大论,大家都恨不得这个事140字之内就可以说完了,然后很健忘。这个事情可能你今天跟这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你对他的观念可能非常不认同,但是你过了两天,可能翻了几张狗狗的图片、几张云的图片,这个事就过去了。就是不那么地长久,所以这个是网络的发展和表达手段的改变。

 

Q:介绍一下“藤井树观影团”组织的活动?

A:2011年3月,实际上我最初是想做一个club,影迷俱乐部。我自己的个体体验是我如果看完电影后很有倾诉欲,就很想拉一个人聊刚才看过的那部电影。但是你身边坐的都是陌生人,你要不就是到网上找一拨人去聊,但是那个是虚拟的,那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有一个办法能够把网络上那种很虚拟的状态变成实际存在的交流环境。

所以我就想到既然有微博,微博是一个可以聚集大家,但是你又要把它延伸到电影院,把这个事情真正地在实际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个观影团。观影团放的电影是我个人认可的,我觉得有推荐价值的国产片,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至今我只放国产片。

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需要鼓励的,因为在现行的中国电影放映机制下,打个比方,我们是只有一个跑道,但这个跑道上跑的人没有分类也没有分级,只有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总局的审查。也就是过了审查的所有片子,新片也好,动作片也好、恐怖片、文艺片,等等各种类型全部都在一个跑道里面跑。那这个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完善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大的环境。那我想我有可能的话,去选择一部值得推荐的国产片。

哪怕这部国产片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我如果觉得它有可看之处,值得推荐,那我就用自己的一点影响力在微博上做一个号召,然后我也会主动地跟片方联系:“你们愿不愿意到我这边来放?”大部分的成本都是片方会负担包场的费用。片方自身也愿意,因为他也愿意看到微博上的反馈。放映完后就是讨论,都会在微博上直播,因为大家都是在微博上招募来的观众,我会号召大家讨论并把讨论的观感反馈到微博上。那对片方来说就是有争论、有讨论才是他们最想要的,他并不希望全都是好的。

Q观影会的效果如何?

A:其实说白了,一部电影成功与否,是看有多少人在谈论它。现在已经不是说好就可以了。我做到现在为止,这一点上,我还是挺满意的。在口碑上,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任何一个片。哪怕我自己不喜欢这个片,我也从来不左右观众的感受。我也有过,比如像放《钢的琴》,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但是放完之后,现场就有人非常不喜欢,他站起来说这是一部非常矫情的,洋溢着精英主义的片,有观众觉得表现手法上面有这样的色彩。那是可以的,我尊重他。因为看电影,电影感受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

Q:放完电影的互动环节是怎样的?

A:我是主持人,我们看完电影后进入互动环节,“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有谁谁谁”,然后观众都会留下来,我会号召大家都拿出手机来参与讨论,并把刚才看的这部影片的感受发到微博上,@藤井树小姐,并做好#藤井树观影团#的标签。然后会把嘉宾请上来,我先跟嘉宾做大概半个小时的对话,我们几个人会在台上就这个影片对话,接着会把最后20分钟留给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Q:影院是有固定合作的影院吗?

A:有合作比较多的影院,但不是固定的。

Q:观影团是跟《优家画报》合作的?

A:《优家画报》确实给了我很好的平台,这个也是我在《优家》一年多最大的收获。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机制,它也非常的市场化。观影团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是《优家》的人,所以就首选跟《优家》合作。不过始终以我个人的名义来做核心的执行,《优家》会有市场部的同事配合,用他们的官微来招募。所以一直做到现在,我跟《优家》的合作还在继续。

Q:那观影团的事情花掉你多少时间?

A:如果一个月做两次的话,就会挺忙的,因为联系片源和嘉宾,落实影院等等都很耗费时间。比如我很关注《神探亨得张》,首先得跟片方联系,然后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值得来,因为毕竟还是希望他们来负担放映成本,再加上还要邀请嘉宾,因此还是联系的时间会花掉一些。

A:你觉得现在做的事情算不算得上是你小时候梦想的一部分?

A:我自己小时候对要干嘛是很模糊的,我好像没有过特别明确的目标,大学时代想过应该要从事一些跟电影、电视剧有关的工作。但是现在完全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阶段,平心而论,因为毕竟我们公司还是以电视剧为主,我做的也更多是电视剧的宣传和推广。电影策划这一块在做,但是进展很慢。可能未来,我希望在电影策划,电影项目的推进上面有更多实质性的进步。

Q:这个方面现在进展如何呢?

A: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电影的制片人,终极目标是做一个电影制片人,然后会从选人、跟项目开始,找适合的导演,构建整个拍摄的各个方面,包括发行还有营销、宣传。一个作品的组织者,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目标吧,现在我只能说自己来到这个岗位才半年,我只是处于一个原始的积累期,再努力吧!

A:在电影这个行业里,有人想做组织者,有些人更想做创作者,你看来是更适合做组织者的,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A: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要取舍,我最大的取舍就是我要不要放弃影评人的身份,因为你在媒体,你相对而言比较客观,也比较容易用影评人的身份去评论一部电影。但是当我在这个制作领域,很多事情你是无法判断的,很多时候你心里有判断,但是你不能说出来,写出来。所以这个确实是我慢慢地在做的一个很大的取舍。

但是既然你已经跨出了这一步,那就没办法,总是有所得有所失。现在写影评比以前少了,慢慢地不给任何媒体写专栏和影评,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说的,你的言论不够纯粹,别人也会觉得你不纯粹,这是有你的身份决定的。所以我更多是借助自己的微博、博客,一些很私人的,不带官方的刊登。我在《优家画报》的影评专栏也停了,反正我觉得不适合。所以这是一个你必须做出的选择吧。

Q:当你真正进入这个制作领域,你怎么看待这些“潜规则”等的问题?

A:我觉得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些限制,在中国当下的语境内,这是很正常的。加上影视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受政策的影响会比较直接。当然,这话也不是针对影视行业的,中国有哪个行业不是这样的呢?有时候媒体更可怕,你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个标题,整个媒体就没了。只能学会对政策的领悟,方向上的把控,只能说是一个慢慢摸索的阶段。

我觉得我们公司还是比较规范,然后我们公司的艺人也从来没有过为了上某个戏而要怎样怎样。无论是艺人本身还是我们公司自己,这倒不是因为我站在公司的角度上说这个话,而是我确确实实,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我做出什么潜规则之类的事。我们公司的产业链相对比较完整,在电视剧领域,我们公司是从项目的开发、投资、拍摄及后期的制作,甚至是海报的设计,这些很小的细节,宣传、发行更不用说了,所有这条产业链的环节公司都有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可控性和所受的外界的侵扰可能会少一些。

Q:接下来30年,你希望看到中国电影有一个怎样的变化?

A:我觉得接下来30年会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当道了。可能这句话有点过于嚣张了,但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我们也愿意为这个愿景付出努力。现在这个电影圈的中流砥柱还是第五代,第六代也很少,像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60岁了,我们30岁,就是两代人。他们60岁的这一代人,时代烙印会比较强,他们有很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属于那一辈的审视目光。但到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互联网的年代,我们的视野会很宽广,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约束。

而再过30年,当我们成为中流砥柱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电影会做到真正国际化。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出来的东西还是带着强烈的中国元素,和其他地方的生活很不同。到我们60岁,我想我们看到的中国电影可能连美国人都会觉得隔壁就可能发生,地球村概念会越来越强。当然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在30岁的时候,不要说中国电影了,整个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地跟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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