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y

毛晨雨:回乡种田的独立电影导演

10,866 views

文/李梓新、李玲

我见到毛晨雨,是在去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在嘈杂的上海南方商城星巴克里坐着,来往的人不时把门带开,寒风阵阵吹了进来,而咖啡机时不时轰鸣。我们需要费力去听清对方的声音,就像在这纷扰的时代里,想要排除掉杂音是困难的。

1976年出生的毛晨雨和大部分同龄人看起来略有不同,他确实有一些“地下电影导演”的印记,比如衣着简朴,略为不修边幅。而更为独特的是,他带着一点神秘感。

“我父亲是湖南洞庭湖边上一位巫师。”古来巫医合一,而这位巫医的孩子在学习上是村里最争气的,1996年他考上了同济大学混泥土结构检测专业。

考上同济大学,应该是和建筑行业打一辈子交道了。然而毛晨雨却没有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反而是慢慢迷上了电影,并执意将电影变成自己的终生行业。

2012年初,他有一个新计划,回到湖南岳阳县老家种田,同时搞一个“稻电影农场”计划。一方面恢复传统农耕的习俗,另一方面,也将农耕过程拍成纪录片,也在存放粮食的仓库放电影。

一年过去了,他的“稻电影农场”计划进行得如何呢?

Q:你2000年从同济工科毕业,找一份相关行业的工作应该不难吧?

A:我读的混泥土结构检测方向,毕业后可以去湖南建筑科学院做一个检测工程师。所以我家里人对我的选择完全不理解。最近几年基础建设大批上马,建筑质量检测是需求程度很大的行业。但是大学时候我就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本来我是想考建筑设计,但是分数不够,专业调剂了。我对电影比较感兴趣,大四时就拍了一部学生电影,叫《行走的日子》,在上海有一些影响,拍的是一个农村大学生,在毕业时碰到的问题。

Q:是以你个人为原型么?

A:也不是,是以几个朋友的故事组合起来。

Q:大学四年的生活,有没有使你这个农村孩子足够城市化了,你对上海的融入有没有困难?

A:我觉得大学生活还是桃花源,和社会差别还是挺大的。一个上海市民基本都是在想着怎么找到一份良好的工作,然后购买房产,再进行金融投资。这不是我熟悉的生活。我们毕业的时候还带着一些理想性,还在弄文学刊物、诗歌等,还受着一些后80年代的影响。这是我们的尴尬之处。

Q:毕业的时候你就想把电影做为终生事业么?

A:我自己的专业我肯定是不想做的。有朋友带我去北京工作,四个人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本来想接电视台的活干。但我们能力不足,一个月就宣布解散了。我和其中一个朋友接了北京电视台对外部一个扶贫的节目,做了不到一年。后来有个朋友在山西又介绍了一部片子给我拍。但我没有拍成功,2002年初,也就是毕业一年多后,我又回到了上海。但我发现上海并没有拍电影的机会。

Q:你和我们访谈过的电影导演程亮是同一年回到上海的。

A:我也在东大名创库看了他的电影《霞飞路》。不过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不是我想拍的类型。我想拍的电影还是注重与社会互动的那一种血性。如果只是封闭在电影创作的生态里,它的开放性和与社会对话的能力是非常弱的。

Q:那回到上海之后,你怎么开始谋生呢?

A:我和一位朋友住在一起。一开始我给《新闻午报》写一些书评和影评,但收入也甚微。到了2003年初我觉得几乎快没路了,到51job网站上疯狂点击,结果居然看到有一个地方招纪录片/编导。那是松江一个房地产老板想组建一个“真实电影”工作室,也就是纪录电影,想做出一些文化品味。他们很快就录用我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架发现了一部《黑暗传》,类似于上古史诗,可以去那里拍一部片子。

Q:《黑暗传》具体是一本书么?

A:它其实是中国人去世之后的一个仪式唱词。从三皇五帝开辟鸿蒙,到现代中间历代的历史变迁,同时带有民歌演绎色彩的类似《薅草锣鼓》的形式。后来高行健根据它写了一个戏剧叫《野人》,另外在他的获奖作品《灵山》里也描绘过。我去拍了这部片子也起名叫《灵山》。

Q:为什么松江的房地产老板会支持这么一个人玄妙的项目呢?

A: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情况,拍完这个片子回来之后我们组建了一个“真实电影工作室”,也做了一个网站。那时老板说每年给我们60万块来操作这个事。老板不想再拍新片子了,想把《灵山》上院线,实际上这很难,他的承诺钱也很难兑现。后来我又在一个叫“真龙电影工作室”的地方做了一部关于我家乡的电影叫《阴阳界》,也拍了其他一些片子,在独立电影界开始受人注意。这是2003-2005年之间我的生活状态。

Q:这个阶段你的电影能带来收入么?

A:独立电影在电视台播出价格大概是每分钟40-60块钱,一部一小时的片子,也就赚两三千块钱。上海的纪录片频道价格已经是国内最高的,每分钟能给到120块钱吧。但这种播出的机会仍然很少。

Q:在这个期间,你父母有没有给你压力?

A: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还有两个姐姐。我是从农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我经常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感觉我有理想。从我家乡人的角度来看,做电影是很风光很豪华的产业,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做的其实是独立电影。这和他们理解的电影是两回事。他们也不知道我拍的电影是什么。

Q:家里人也不知道你生活窘迫的情况么?

A:我的生活一直很窘迫。直到2006年上海的下河迷仓举办了一个“概念艺术节”,我去参加了,结果得到了一个最高奖。因为这个机缘和下河迷仓的两个老板产生了联系。他们打算资助我拍电影。2007年他们给了我们全年资金支持,还有200多平方米的工作空间,创建了一个叫做“矢量源”的实验室。他们其实是两个画家,资金实力也一般,平时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平时也对独立电影感兴趣。2007年那一年我就去了贵州,拍摄了一组实验性质的电影,叫做“第二文本”实验电影。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文本,也即“第一文本”的独立电影很容易变成一种时尚消费,或者经验消费,它不能对社会的运作产生实际的影响和帮助。

我的第二文本就是要在考虑到被拍摄者的知识产权、形象与肖像权的许可之下,让文本和拍摄对象都是开放的。比如我要拍摄一个苗族村寨里的故事,剧情不是我设计的,怎么拍由拍摄对象那一家人决定。他们的劳动怎么分工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分工进行,对某个活动家里人有什么不同的态度我们也会完全按照他们的逻辑去纪录。这东西最后体现的就是一种文本无表达,也就是不管作为一个作者、导演,你有多么强大的写文本的实力和控制欲望,最后都要放弃。

Q:这个实验是否贯穿到现在?

A:2007年的拍摄让我在所谓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思考中间找到反思及文化地方性认同和建设的路径,所以这一年的工作对我来说也许是受益深远的吧。可能这一年拍摄太紧张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二年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后我就回家乡休养。那段时间我也拍了一部比较轻松的片子 《神衍像》,讲的是关于村落风土族群制,关于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亲。里面讲到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十个字:“我在哪里,哪里就有历史”。

为什么在这部作品里写我们村落的历史,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有责任去记录老百姓中间如普通尘埃般容易被遗忘的历史。人的写作决定了人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决定人的存在。我们还有一种写历史的功能。2008年后我觉得比较自由了,也不再依附于其他机构。

Q:之前你谈到生活的窘迫,那你最窘迫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

A:刚回来上海那一年,说实话真的是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当时没有收入来源,租住在每个月400块的房子里,只能靠在上海读书的朋友,他们也很节俭拿出部分让我能在上海呆下去。即使是那样一种境况,我当时也没有找工作的冲动,还在想怎么去写一个好的剧本。因为心里有一种更强烈的冲动,总觉得自己掌握了足够的电影资本,可以单独去做一个电影作品。

Q你后来是怎么在上海拥有一个居所的?

A:2009年我结婚了,房子是我夫人在2005年买的。我夫人对我这一两年的工作和转型起到关键的作用。她是画画的,其实是曾经资助过我的一个老板。她觉得我还年轻,是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希望我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Q:其实在电影方面你也算半路出家,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坚持?

A:我觉得就是喜欢,真的是喜欢,电影中间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如果说童年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我的家里人从来不管我去干什么,这也导致我现在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做事情可以不计后果。我姐姐读的是工科研究生,她也怀疑过我做电影的条件不成立。第一,她认为我们家是农民家庭,送我读大学还欠债,没有资金支持我做电影这么耗钱的工作;第二 ,她看不到我选择的方向在产业里可能得到的认同。因为我选择的是独立电影的路径,这是一个很难生存的路径。从深层方面考虑,我的选择其实是非理性的。

Q:哪怕都是在做独立电影,现在也很多人是为了拿到国际上参赛拿奖。对独立电影本身,你也要把它细分得很纯粹是吧?

A:我认为独立电影自身要做出澄清和梳理。现在甚至有些商业广告公司也拍一些作品然后把它转生成为独立电影,因为在中国,独立电影仿佛变成一种拥有道德优越感的设计。我并不认为独立电影是一种姿态,我可能比较狭隘,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独立电影是注意到生存状况,跟某种生存现实有关联的。因为我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在这样坚持着。

Q:你排斥把作品送到国外评奖比赛吗?

A:不能称之为排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道德评判标准说这样是不道德的。

Q:那你有没有试图这么做?

A:其实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关注。2009年《神衍像》被日本山形电影节选中,颁了个“亚洲新潮流单元”的特别奖给我。就是这部片在山形获奖后,在中国做纪录电影研究的人才开始关注我。

但是我现在是立志做亚文化,让中国电影成为一个更匹配我们社会生态和生活环境的亚文化景观。我认为现在中国电影缺乏创造性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去坚守一种道路,能让它变成一种独特的生态。不仅是站在中国电影的角度,而是从整个电影文化来说,这样的生态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工作是创造不出来的。

Q:那你所说的亚文化是相对什么样的文化来讲的?

A:从潜在意义上讲,它是相对于现在非常浮躁的中国电影文化而言的;第二个还要强调的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也更需要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和肯定。比如寻根、回到乡土,不要认为你的方言、封建迷信是不对的。

Q:那你在2012年的计划是?

A:2012年我会做一个亚文化类型的计划,叫“稻电影农场”。“稻电影”我做了十年,所以想利用这一年的时间来做一个“稻电影十年文献展”。它的内容包括六七类,包括我做过的十个左右纪录长片、剧情片;还有一些关于田野作业的文献资料片;第三类是我画过的一些与研究有关的画,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和我完成的部分当代艺术作品。还有艺术装置等。

农场就建在我老家湖南岳阳县门前的那块稻田,以自然农耕进行,做一个生态主义的实质性农场。田地我自己耕,也自己拍农场的组建过程,同时我也会拍一个与农场观念、乡土文化相关的现代电影,就叫《生产传统》。我们的耕作文化传统、乡村文化都淹没了,我们越来越强调效率,但我要回归到一种低效的生态生产,种植一种在湖南几乎被淘汰掉,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洞庭红霑。

Q: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被淘汰的种子呢?

A:首先因为这种米是不依赖于基因或转基因的产品为基础的,它是洞庭千百年来种植的一种优良品种;其次,虽然它的价格成本较高,低效低产,但是耐农药也耐虫害;另外,也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追求这种健康的不依赖农药,生产生态而不污染的米;最后,它是一种更好吃的米。

Q:那你种的地从哪来?

A:我还持有农村户口,还是农民,家里有4亩多田,另外从亲戚那边盘活一些不种的田,共有8亩田。别人帮我算了现在农民的纯收入大概每亩田5百元左右,8亩田大概就4千元。但按我种植红霑米的情况,可能还赚不了那么多。而农药化肥成本很高,所以现在农村想种田的人很少,我可以以300块钱一亩拿下土地的种植权{注:后来实际上今年我租种了近30亩稻田,佃租为每亩500块钱}。我还是想通过这样的实验,看看单靠种田能不能支持我拍摄的企图。只是父母亲这关很难过得去,最近都在做他们的工作。

我的目标是第一年种8亩,第二年扩展到70亩,第三年把产业链做到市场可以认同的程度后,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采用公司加农户、或农户加农户的方式进行生产,再通过淘宝等平台销售。产业链和生产面积大了也跟小农生产是一回事,希望我这种不使用化肥农药的生态主义生产能提高利润,再通过经济利益吸引并改变其他农户的选择。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个5年的计划把那里一百七、八十亩的稻田改造成不再依赖化肥农药,依然可以生存的生态。

Q:你太太支持你的做法吗?

A:她非常支持,她还想用她画画的专长画一本现代版的《天工开物》,就是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图。

Q:你在当地的拍摄如何吗?

A:我觉得在那里关键目标是第二年建一个艺术仓库,我有很多做当代艺术的朋友他们也很感兴趣我这样一种生态理念如何贯彻到地方。我家乡在人民公社时期拆掉两个村庄,我会把那两个废弃的土墙房村庄改造成我的小影城,拍摄一部关于农民审判的电影。而且农业是季节性的,还是有大量农闲时间,这个时间我可以拿来创作。

Q:从现实角度考虑,你现在这些拍摄计划是否已经开始跟一些潜在的、感兴趣的机构合作?

A:没有。我现在拍片子基本不仰仗外边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条件。我和我夫人的想法都是可以试图找一些合作机构,但是我们从来不主动。一旦没有人愿意干,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在上面。现在主要是先保障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再从周边做一些事情,比如我的电影制作。

Q:那你提到下一年的“稻电影十年文献展”是在哪里展出?

A:就在农场。这个展是实体和虚有结构的融合,在农场本身就有三个作品展览。第一个在农田现场附近有两至三个混泥土结构的大装置;另外也许会在旁边的一条小河上架造一个景观,用于纪录片电影拍摄。

Q:那这样的行为不是反而会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冲击和变化吗?

A:没有,我所要做的装置其实只是很小的占地空间。经过2007到2008这两年的观察,我发现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太在意实用性的东西,但是在更高价值和成本上被剥夺了,却不知道。比如我做半条船放在我的稻田里,对这个名为“向实用主义投掷虚无的利器”的作品他们就会有几个观点。有些人觉得我有这么多精力还不如回上海多赚点钱,有的人会觉得把船放稻田里,会占用空间导致产量下降。我只是提醒他们这种侵蚀,而作品本身是美的。

Q:一年下来,你在当地的实践如何?

A: 实际上,今年湖南的工作超出了预期的目标,我们的内容被扩充,这主要是几个方面:

1,稻电影农场的规模达到了近2公顷合30亩,我们的种植转向农业语言学的实践,我们试图通过若干年的种植来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农业语言,这应是一个新的方向;

2,文化交流的空间扩充,端午期间,由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策划的“湘会”活动在我们农场举办,一批电影作者、策展人、电影研究者和批评家等聚集我们农场进行了一周的学术会议;

3,在“湘会”期间,诸多电影作者达成共识,决定创办一本杂志《电影作者》,以建设电影领域的对话;

4,我们于9月份开始第二文本实验室湖南基地的扩建工作,专门的工作室、放映室、会议室、青年宿舍等一批建筑,有望年内竣工;

5,我们今年的无公害生态种植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当地群众对于生态农业及其健康、有基本保障的产量等,寄予了相当高的认同,不少农户要求转让稻田给我们种植,因为我们的租种在给农户带来实际利益同时,还对土壤进行了改良。如此,稻电影农场将在明年扩大到100亩以上的规模,目前我们“稻电影”的农业品牌已经申请了商标注册,有望在近期向市场推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稻米产品;

6,明年我们将主持建设中国电影领域的数次聚会,期待我们农场能为电影特别是独立电影文化的交流和建设提供更多的协助。

Q:你父母能接受你读了那么多年书,最后却回来种田吗?乡干部有阻碍过你的工作吗?

A:我爸爸一直觉得我是在做电影的,他们也不觉得我在做什么不恰当的事情。我也努力让他们觉得做这样的事还是挺有意思的。乡干部也从不干涉,在我家乡岳阳县松源村我读的大学算是最好的,我姐姐也是重点大学毕业,他们觉得我们应该代表着文化的高端所以不会质疑我的工作。

Q:你一直强调并关注电影与社会的互动性,是不是跟你的家乡湖南有联系呢?

A:也许是有关系的,但我自己很难意识到,因为这么多年都身在其中也一直这么做。2008年之后其实我更强烈的感受是,中国独立电影路径里的导演特别没有哲学思想。2009年开始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整个领域怎么协调的问题研究上。我们需要梳理如何理解群众、集体、个人的概念。我们的“自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希望梳理60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怎么回事。

Q:你是否愿意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去发声?

A: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会在我的博客上持续发表我的文章。

Q:你觉得在独立电影导演里你算不算另类,其他人怎么看你?

A:我的朋友,电影导演张献民的看法是我像个“巫师”,而很多电影导演想成为大师。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
  

最被点赞文章

3 thoughts on “毛晨雨:回乡种田的独立电影导演

  1. matha

    请问,能把文中主人公的博客或者微博公布吗?
    我对这个稻田项目很干兴趣,想了解进一步动态,非常感谢!

    [回复]

    李梓新 回复:

    @毛晨雨-稻电影

    [回复]

     
    Reply
  2. 文韬武略

    理想主义很感人。
    坚持下去。
    会有更大的市场。
    能够收获最多的价值。

    真正找回电影的真谤。

    原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过一句话。
    未来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是CNN。
    文化可以影响到太多。
    影响到大家的价值观。
    一个区域的风俗与习惯。
    中国这么大,有太多的亚文化。

    这种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
    将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财富。

    在独特与真实的文化之中的坚持。
    金子总是会发光。

    相信主人在坚持理想。总有一天会有收获。

    [回复]

     
    Reply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