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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行游者访谈5-崔蓉:我最想对孩子说“we’re going home, for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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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崔蓉

职业: 记者

年龄:  35

目前所在城市:纽约

居住过的城市:上海、北京、纽约

故乡:上海

崔蓉一直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记者,却一晃做了10多年记者。先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分部做新闻助理,之后申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毕业后重新加入《华尔街日报》纽约总部,真正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也是《华尔街日报》总部唯一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

但是,采访崔蓉,我却觉得她很有做记者的质素。她很容易打交道,待人热情。她欣然接受采访,认为对话也是梳理自己思路、重看自己的好方式。她很理智、客观。比如她不盲目热衷移民,她更在乎一种“融入感”。她更有大多中国记者的一种美好情怀。当我问她最后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告诉你的孩子,他的故乡?”她的那句简短的话,力量无穷,“Baby, we’re going home, for good.”

 Q:你的故乡在哪里?什么时候离开故乡?故乡最让你怀念和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A:上海。我在2002年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工作。最让我怀念的是在上海的亲友,最不喜欢的是… 上海人真的太聪明,几乎所有的秩序规则都可以被绕过。

 Q:上一次回去是多久之前?故乡给你留下了什么新印象?

A:大概一年前。那次我在上海呆了将近一个月,是我离开后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在故乡。之前一直觉得上海很物质,人情很冷漠,但那次行程改变了我的看法。从卖早点的小贩到小区里从没见过的邻居,再到在美领馆遇到同去签证的人,人人都很爱聊,不怕陌生,这点其实跟美国人很像。

Q:对你来说,现在故乡在感情上是什么位置?

A:是一个有点陌生,想到就会有点遗憾的地方。

Q:为什么说“遗憾”?

因为我错过了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机会。我曾经自诩对上海知根知底,但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应该去哪里买东西,谁是当红的主持人。这个城市变化太快,让我觉得惶恐。

Q:离开故乡后,你呆过哪些城市?这些城市带给了你哪些变化?

A:我之后在北京生活过四年。我喜欢北京的粗犷和不拘小节,这和我性格中的某些方面很契合,所以在那儿呆了四年后,经常有人对我说“你不像上海人。”然后就是在纽约的六年,这个城市让我真正成长了起来,迫使自己独立思考,学会了选择和妥协,这些都将让我一生受益。

 Q:你现在生活的城市,最让你感到舒服的是什么?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A:我现在生活在新泽西,工作在纽约,两者都属于所谓的大纽约地区。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地方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最不适应的依然是文化上的差距,比方说我会带着衣着光鲜的儿子去托儿所,却尴尬地发现那天是“睡衣日。”

 Q:能讲讲这个“睡衣日”的故事吗?

美国的托儿所每学期会有一个活动日程表,”Pajama Day”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所有的小朋友包括老师都会穿上他们最喜欢的睡衣去学校。我带着他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留意,但是已经来不及回去换了,所以只好跟老师说对不起。这其实体现了规则的力量,因为其他家长都按照托儿所说的做了,我没有遵守,所以觉得很突兀。

 Q:你是怎么从心理上慢慢接受这种文化差距的?

我原来觉得我已经被充分”cultural shock”(文化冲击)过了,但最近开始接触小孩的儿歌,我才意识到这种差距是无处不在的。比方说,我儿子喜欢的一首儿歌叫“六只小鸭子,”讲的是在这些小鸭子中脱颖而出的既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大的那只,而是一个背上有毛的小鸭子在带领大家到处走。这和我们小时候所接受的中庸之道的观念很不同。

 Q: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迁徙, 主动选择居多,还是被动居多?

A: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似乎每一步都是被当时的状况推着走,但其实是我自己想要离开。

 Q:比如你从北京到纽约,就是这样的?

A:是的。我刚来纽约的时候觉得很后悔,经济窘迫、学业繁重,又要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问题。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You’re here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be too comfortable.”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都不应该过太安逸的生活,因为那会让你失去斗志和激情,错过试探自己能力的机会。

 Q:在不同的城市里, 你的安全感和成就感分别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A: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做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

Q:在异国怎么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怎么尝试着融入当地的生活?

A:人在异国他乡,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事情不得不要依靠朋友。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人帮过我们。所以当我们觉得有能力帮得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说到融入当地生活,我觉得也是一样,不要光想着你能获得什么,而应该想想你能为这个社区、学校或是公司贡献什么,这样的话自然而然你就被包括进来了。

 Q:你几年前到美国读书,然后留了下来,在华尔街日报做记者,在纽约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是很多人羡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你当时怎么进的华尔街日报,怎么把握的机会?

A:我的专业是英文,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日报》做编辑,之后去了道琼斯公司,也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做翻译。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记者,因为我很讨厌麻烦别人,但是记者恰恰就是一个不停“麻烦”别人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我有很强的好奇心以及好胜心,所以当《华尔街日报》在北京找一个新闻助理的时候,我就举手了。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工作经验,但我的老板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四年多助理后,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然后就重新加入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总部,真正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

 Q:在对语言能力要求特别高的记者行业,你如何战胜挑战?

A:哈哈,我到现在为止每次交文章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我很“同情”我的编辑,因为她确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改我的文章。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文字,而是作为一个非美国本土出生的记者,如何能找到让美国读者感兴趣、耳目一新的话题。

 Q:这又是“文化差异”了。你是怎么换位思考,寻找美国人感兴趣的选题?

A:《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很多是大企业的管理者,他们熟悉自己所处的市场,但在这个愈发全球化的时代,他们需要了解全局,需要从中获得启发。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记者,能把很多事情融会贯通,提前发现一些市场人士尚未注意的趋势。有的时候,一个当地报纸的小新闻也可能影响全球市场。

 Q:你是华尔街日报总部为数不多有中国内地背景的记者,这样的背景带给了你哪些优势,又给你哪些尴尬?

A:最明显的优势是我更能理解中国的政策和现象,自己采访在中国的对象,这对于我对大宗商品的报道有很大帮助。我有时会听不懂别人的笑话,或是不知道如何应接,这个很尴尬。

 Q:现在,国内有种浮躁的移民气氛。一些人觉得国内呆不下去了,想移民得到更好的福利,更公平自由的环境。你怎么看待这种移民潮?

A:我已经出国六年了,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可以生活在一个自己感觉舒服,有融入感,和周围人价值观相似的地方,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对我而言远远重要过空气、环境和社会福利。尽管这对于想要移民的人来说暂时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相信很多在海外多年的人都会认同我的说法。很多时候,背井离乡也是身不由己,因为我也有孩子,也担心环境和教育,所以我能理解这种无奈。

在美国,很多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几代人都念同一所学校,年轻人离开几年后又回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也在同样的环境下长大。我很羡慕这种稳定的感觉。移民是一个很大也很个人的决定,有的人会觉得如鱼得水,有的人则适应不过来。我现在还不能对我自己下结论,但的确是有得有失。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来看,这股移民潮不可阻挡。

 Q:对那些想留在国外的留学生,有什么建议?

A:除了去图书馆和OUTLET之外,多花些时间了解你所在的国家的文化、人情。

 Q:你会怎么告诉你的孩子,他的故乡?

A: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很确定的对他说:Baby, we’re going home, for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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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三明治行游者访谈5-崔蓉:我最想对孩子说“we’re going home, for good”

  1. Sue

    写的很好,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日报的日子。还记得曾经在纽约在她在nyc很小的studio住过几天,也了解她最初在纽约的日子又多么艰难和不易,所以更能体会她的那句话“You’re here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be too comfortable”,走到今天,靠的是她的坚持和努力。So proud of her! And best wishes to her and her whole famil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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