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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公益访谈3:成就青年的青年成就(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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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三明治公益访谈第三期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国际公益组织JA(Junior Achievement),1993年JA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有超过300万中国学生从JA中国项目中收益。JA的运作模式非常清晰,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其在中国将近20年的志愿者管理经验,他们也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向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分享自己志愿者管理方面的经验。

Tiffan (@踢翻翻) 是JA上海办公室第四名员工,目前在JA北京办公室工作,同时也是三明治北京站的负责人。Tiffan之前已经为三明治做过一期访谈( “我是三明治我光荣”第6期),这次我们和Tiffan聊的更多的是公益方面的话题和感悟。或许JA可以成为很多有志参与公益活动的三明治走上公益道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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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个机构的名字一样,它的确成就了很多青年人……

“JA成立于1919年,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青少年职业、创业和理财教育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目前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每年有900多万学生接受JA的教育。”这些文字和数字非常简练地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力深远的国际型组织,但其进入中国也只有20年不到,最早影响的一批学生现在也大多刚刚步入而立之年,开始用自己的志愿者行动回馈这个组织。国内大部分时候JA在介绍自己时,也都会引用李开复的例子来拉近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位商界翘楚曾经在美国高中也参加过JA的课程—学生公司,获得Student of the Year奖项,而今李开复也是JA中国董事会成员之一。

1993年,JA中国成立,“虽然我们93年进入中国,但是在2001年才真正设立办公室,在这八年里我们都在看市场,看JA适不适合中国。然后再做一些小的试点,例如把老师送到国外去体验JA的教学等。”Tiffan 2006年加入JA中国,但对这些历史轨迹却了若指掌。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公益组织的概念还非常陌生,特别是国外青少年教育类组织的引入,必定是极其敏感。所以JA中国用了很长时间来进行摸索,虽然有着将近100年的历史经验,但在任何国家地区落地,本土化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的课程从美国引进后,我们需要请教育部门(国内)的专家,请我们的志愿者进行教改,本土化,翻译成中文。其实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很多课程内容,比如游戏都要改成适合中国青少年的游戏。教育心理学的东西都要放进去。”Tiffan 用了麦当劳的比喻来描述JA全球总部和JA中国的关系,即标准化 + 本土化,“JA的总部不像联合国的总部会管很多事情,他们主要做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互通交流工作,提供公共关系和营销方面的材料和帮助。它需要提升自己品牌声誉,会帮助各个地方的成员国办公室成长。我们只用缴很少的版权费用,相当于加盟费。另外JA有一个研究中心,那个研究中心和各个商学院保持合作,和教育方面的教授合作,在JA专注的领域根据受众需求不断开发新的课程。”

经过多年的摸索,JA终于在中国扎根,通过与工商界和教育界合作,在大中小学开展经济、商业、创业、理财、职业、品格培养等课程,用一流的企业和大学生志愿者、教师和一手的经验,帮助学生提升就业准备、创新创业、金融理财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素质。

 

素质教育的补充

JA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分别提供不同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不仅适合志愿者个人参加授课,也适合以企业的形式进行整体参与,可以说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提供了很好的平台。Tiffan 在和我们访谈中分别介绍了小学课程中的“我们的城市”和中学课程中的“学生公司”。在“我们的城市”课程中,由接受过JA专门培训过的大学生或者企业志愿者通过实物地图、模型积木等教学形式向小学生介绍城市不同职能区域的规划,让其了解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等职业(就业准备)。“学生公司”中,企业志愿者通过自身商业领域中的经验指导学生如何创建、运营公司,培养学生企业家精神,“比如设立公司董事会;如果需要进一步筹款,学生会在班级里推出模拟企业股票,可以卖给其他同学,就类似向同学凑钱去做这个事情。这个课程里还会教授学生关于企业的组织架构,学生在运营公司过程能了解CEO、CFO以及HR等岗位的具体职责范围。这是一个学期的课程,每一学年最后会做一个比赛,学生会在我们请来的商业人士面前陈述他们的商业模式以及公司运营成果,这又是一种能力的锻炼。”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补充,补充素质教育,我们没有去抢主课的风头,我们就是希望学生能开拓视野,为他们提供课外活动,给学生多一个选择,这是我们的定位。”

由于中小学课程的授课时间通常都是在平时工作日,因此更多的企业志愿者会选择利用周末下午的时间参加大学的课程教授,主要包括“事业起航 Career Go”和“企业经营决策实战模拟 MESE”,分别为培养和提高学生在工作场所的人际交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设计的课程以及通过在电脑软件模拟下的商业环境中进行重要决策,来帮助学生掌握管理概念和决策方法。“志愿者的意义是把他亲身的经验带给学生,通过实战的,role model,老师+朋友的这种角色。”JA大学课程分成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每个学期课程为连续5-6个周末的半天时间,在各高校上课。对于很多企业志愿者而言,其实这也是他们重回母校,回馈母校的很好方式。

“其实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也一直和志愿者讲,你不能期望你去了5次课就能将学生完全改变。学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但志愿者可以给他们这个方面帮助,所以学生收获最大的价值在于眼界的开拓。” 我在JA的多年亲身经历让我非常同意Tiffan的这番话。回想我自己大学时期,大四时也曾参加过一次JA的求职工作坊,虽然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但一个PwC(普华永道,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高级经理的确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建议,进而埋下了之后进入四大,以及成为JA志愿者,走上公益这条路的种子。所以,你的默默付出,也许能改变很多学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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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核心:志愿者管理

JA负责开发适合大、中、小学生的经济和商业课程。然后作为连接教育界和工商界的桥梁,与学校合作开展课程,与企业合作招募志愿者并获得资金支持。在这个模式中,JA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桥梁”的角色,将广大志愿者(个人或企业)和青年学生进行了有效对接,如果从商业模式角度来分析,JA就是一个平台,做双边市场。

对于JA这个平台而言,这些项目的长期顺利运作最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其强大的志愿者管理。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自1993年成立以来,JA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及志愿精神在中国的成长。从2001/2002学年仅有几十名志愿者,到10年后的今天达到25,000多名志愿者。

“我们要求至少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对青少年发展有兴趣,愿意沟通,有一定演讲能力,因为要站在讲台上给学生授课。志愿者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们课程的质量,因此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Tiffan 在JA中国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负责JA中国大学项目的推广和执行,过去多年中接触了大量企业志愿者,这也是让她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志愿者通过JA官方系统注册,报名参加培训并通过后,就可以选择适合的学校根据课程安排时间进行授课。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JA是大多数三明治成员比较容易参与的公益项目,我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公益项目也是JA,也是我过去五年一直持续的公益项目。

有幸在去年年底参加了JA主办的JA中国白皮书发布会,这本由JA中国研编中心独立编写的白皮书,是在JA中国对志愿服务近10年的运营经验和每年组织与服务近万名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的实践基础上,对活跃在中国公益事业前沿的企业志愿者进行的综合分析与总结。

在这个从大范围志愿者样本中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数据收集方法获得的分析报告中,JA总结了5个主要的发现,无论是作为提供志愿者服务的我们,还是接受志愿者服务的组织以及我们的雇主们,这些总结发现都有非常大的启发,值得一读。

JA中国白皮书2011

 

运用商业思维解决社会问题

这是 JA中国白皮书中最有启发的一点 —“企业志愿者运用商业思维和方法驱动志愿活动创新:大多数志愿者运用他们在企业工作中的思维和方法来提高志愿者项目的成效,驱动志愿活动的创新。他们对志愿服务提供方持有如对规范管理企业一般的期望,并运用他们的商业思维与方法解决志愿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这里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商业化思维,第一个层面是企业志愿者本身希望把商业思维带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强调使用商业思维和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相对简单地付出自己的时间或者捐赠金钱。以JA为例,企业志愿者根据自己在商业社会中的经验和积累,通过分享和教授来帮助青少年;同时,我们会发现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很多志愿者也用到了商业化的语言和工作方式,例如详尽的课程安排、职业化的PPT演示、犀利的点评和实战的模拟,这让志愿者在擅长的领域更加得心应手;另外,这种在公益活动中的社交,少了商业领域的功利,让志愿者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人脉,从而在志愿服务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实现自己职业生涯的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JA这个平台相较于其他公益组织,能聚集更多更持续服务的企业志愿者了。因为JA提供的不仅是让志愿者帮助学生的机会,更多是提供了志愿者一个实现自我提升的平台。

另一个层面是对志愿者服务的团体或机构(例如NGO,社会组织等)管理和效率的高期望值,以及对灵活富有个性化服务选择和切实影响的渴望。JA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本身也一直以商业组织的运作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对志愿服务机构效率和效能的要求上,48.7%的调查对象表示“即使存在各种客观因素,公益机构还是应该与商业机构一致,保持同等的高效率和效能”,8.2%的志愿者甚至认为“公益机构效率比商业机构更高”。由此可见,志愿者并没有因为公益机构的非营利性和某些客观因素的存在而降低对公益机构效率和效能的期望。这点其实和很多公益组织的固有认识存在不一致。

从JA强大的董事会成员以及许多世界500强合作伙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高效率的特质。Tiffan 也用其亲身体会告诉我们这点:“JA非常注重职业化的环境,因为我们要跟不同的公司合作,他们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虽然别人说商业和公益很不一样,但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JA上海办公室在恒隆广场二期(玫琳凯捐赠的办公区域),出入高档写字楼的Tiffan,中英夹杂的自信谈吐,一副非常标准的外企白领风范。

可能这也是国际性公益组织的优势所在,毕竟有全球总部进行统一的公共关系及市场营销管理,同时拥有众多来自世界500强外企和全球性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和顾问,而且更为合理的薪金报酬和职业化运作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因此在公益领域,JA在运营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得更为精致。当然我们理解很多草根公益组织尚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现在阶段很难做到类似,但我们认为这种商业化思维的理念是值得倡导的。商业化并不等于营利性,在我们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处事态度。曾经看过不少公益组织的现场公益项目陈述,从演讲者的语调声音、到内容的逻辑顺序,以及PPT的呈现,的确都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在今天我们倡导公益透明的背景下,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商业化思维来运作公益。例如在资本市场信息充分披露是一家上市公司存续的基本要求,那我们的公益组织是不是也可以都做到信息的充分披露呢?所以我们很欣慰能看到越来越多公益组织开始制作商业化的年报,来向公众呈现自己全年的工作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国际公益组织的落地

JA中国日常运作的资金来自于企业(主要是国外企业和外资企业)和国外的基金会的捐赠,例如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同时也包括如玫琳凯、美敦力这类捐赠办公场所等非现金捐赠。

从2003年起,JA也逐步将课堂从传统大中小学拓展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之后又开始逐步将服务的城市从东部沿海延伸到中西部地区。目前JA已经在五个地区设立办公室,包括总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西安,另外有运作但不设办公室的城市有25个左右,主要是通过JA合作公司一起运作。“比如GE(通用电气)在某个城市有个工厂,我们可以和他们说那里我们的学生也有这个授课需要,他们的志愿者就会帮我们在那里联系学校,我们给GE的志愿者进行培训,这样在当地的课程就做起来了。”

我们也曾好奇为什么JA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后没有马上在更多城市开展他们的课程?成都办公室是在2009年设立,而西安则是到了2011年。“企业志愿者的投入以及质量还是最主要原因。”Tiffan的回答部分印证了我们的预期,问题的核心还是志愿者。其实JA在中国的落地过程,恰好见证了中国青年一代中志愿者精神的发展。北上广作为东部最发达的城市,公民意识较早地被唤醒,志愿者精神也较好地得到发扬,越来越多地人意识到通过帮助别人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为JA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保证。2008年汶川地震唤起了整个民族的互助精神,也使得中西部地区青年人的志愿者意识逐步提高,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公益行业,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国各个城市、地区的青年的公民意识及志愿者精神都能进一步提升,JA的课程应该就能覆盖更多学校,让更多青少年收益。

“我一直都没把我们当国际公益组织,虽然有几名外国员工,但我们都是本土的人在做这些事情。我知道有一部分国际性公益组织会请老外来做,但我觉得这其实挺难的,因为文化、沟通方式都不一样,他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去灵活变通。所以我们在西安、成都开新办公室,就请当地人来运作,会比较方便。”

IMG_51361Tiffan: 北漂女孩,做喜欢的事情

我们好不容易在Tiffan短暂回上海的间隙“抓”到她进行访谈,Tiffan之前都在JA上海办公室工作,去年开始被调去北京办公室,目前因为西安办公室刚开,那边只有一个全职员工,所以有30%的工作量是西安的事务。“其实我也不知道,感觉什么都要做。”Tiffan 开玩笑地和我们讲她现在的工作定位。因为要负责成都、西安办公室的项目运作,因此出差也非常频繁。

Tiffan身上很难看出她湖北人的特质,她自嘲说到上海改了很多,也变得更温柔些。一直对上海城市管理颇多赞赏的她,也经历过从上海调到北京时的种种不习惯,但经过近2年的生活,却也慢慢喜欢上这个城市的多元化,“北京有太多事情在发生,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好不容易看到一点点东西就走了的话,那种感觉挺可惜的。这座城市的可能性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活出想要活的样子。”也许这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身体会过北漂的人才能明白。所以,这个曾经的中文系女孩开始“陷入”选择的纠结。

当然,她的选择其实也有很多。按她在国际公益组织的资历完全也可以去企业里获取薪资更高的职位,同时近期也曾有国内大型官方基金会向她抛出了橄榄枝。“JA让我选择留下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平台,对我成长非常有帮助。我是一个比较敢闯的人,点子也比较多,JA让我有机会去犯错,去实践我的这些想法,老板非常支持,也有很多可靠的人帮忙。而且不断有新的挑战,基本上每年做的都会有不同。”Tiffan老板周保罗的一句话曾对她意义深刻,“如果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跟着来的。”

我们最后问了她关于JA中国的瓶颈,做过公共关系的她非常“圆滑”地转到对自我个人瓶颈的阐述。在中国,提供青少年就业准备的组织,甚至说是国际组织也不止JA一家,还有在许多大学较为普遍开展的SIFE(Students in Free Enterprise)、埃塞克AIESEC以及面向全球高中生的SAGE(Student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等等。按照Tiffan的说法,JA相比它们更像个老妇人,更平稳,不那么激进。其实教育从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吗?现在很多高校都设有就业服务中心,从学校到老师,都越来越以学生发展为主,也更加开明,所以学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在就业准备方面的选择。“有一天如果学校已经做得很好了,可能这个市场(就业准备)就不需要我们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去寻找新的方向。”

如果真的能有那天,我们希望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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