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e_Feng

致我终将逝去的记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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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ue @timelyrain

编者按:Sue从小便怀有对新闻的理想主义,喜欢写作的她大学毕业后投身媒体行业长达十年,经历过CCTV,华尔街日报,环球时报等领先的中外新闻机构,成长为一名独挡一面的资深记者,记录着中国这个特有时代的脉动,渴望着与事件背后那些生命的互动,拓宽着自己的生命厚度。那些夜以继夜报道的日子满载着她青春年华里的兴奋、忐忑、纠结和失望。如今作了妈妈,回归外企的她说,虽然生活方式和心态变得平和了许多,但仍然笑称自己“对新闻的理想之心不死”,过去觉得因新闻时效而并未尽情表达是永远的遗憾,未来她还是迷恋能继续观察、与新的生命相通,去记录下一个个更完整和有力量的人间故事。

 

Sue_FengQ: 能谈一谈这么多年从事媒体行业的理想与现实,可以包括为什么入行, 个人的激情所在, 以及行业的制约等等。

A:  其实就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这里说的,更像是“致我终将逝去的记者生涯”。今年年初,我郑重地向记者这个我一直心驰神往的职业告别。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得一次取舍和选择。对我而言,记者早已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我在努力经营的事业,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可以继续这样坚守下去。但终因“妈妈”这个角色的介入,以及无数熬夜后的身体透支,让我面对一直坚守的梦想妥协了。但我依然庆幸,在我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得以在各路媒体践行我心中的那份新闻理想。

比起原来整日忙于采访、赶稿的状态,现在的我已经在外企开启了一份全新的生活。对记者的那份难舍尤在,但和原来那个super aggressive、整日忧国忧民的我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平和,并变得更加从容,在儿子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中,对生活、家庭有了更多的期许。但雅安地震当天,我还是没忍住发微信给依然在媒体流连的前报社同事,询问谁去前线了,还说“如果要是我还在报社,这次肯定第一个申请去灾区报道,没办法,新闻理想之心不死。”

或许,走上新闻这条路,是我命中注定的选择。最早萌生要做一名记者或主持人还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当时看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还是小女孩的我就开始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做一名主持人或记者该多丰富啊,可以到处周游世界,而且可以每天接触那么多新鲜的新闻。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非常喜欢英语的我填下了新闻作为我的首选专业。后来大学录取时,又被鬼使神差的被调剂到了英美文学专业,记者的梦想似乎渐行渐远。可正当在大三开始对未来职业有诸多困惑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去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实习的机会。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两个多与英语新闻打交道的日子,和每天跟着经验丰富的制片人、新闻主播一起去采访、写稿、编片的经历,从此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就好像命运为我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潜移默化中,新闻理想就好似一刻小芽,在我的心底开始滋生,以至于在大四毕业时,即便冒着户口被打回原籍的风险,我也笃定,新闻才是我所要去追求的理想、或者事业。

如今,回首过去的10多年在新闻世界里的各种闯荡,总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慨。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在享受其中的快乐与新闻之余,更有无数的纠结与挣扎。曾经有过好几次离开的冲动,但最终还是因为对新闻的不舍流连于其中,直到今年年初。

从不认为,我对写作有特别的天赋,但得以记录我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这个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是我热爱新闻最深层次的原因。我渴望在采访中去揭开每一个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去聆听每个生命的讲述,在记录与聆听中,我的生命、我的世界也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只有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所能赋予的最为特别、又颇具几分神圣的使命。所以我总和原来同事开玩笑说,记者这个职业,不能给你带来富裕生活,但一定能给你带来特别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

 

Q:你在中外媒体都工作过,能说说外媒与内媒感受到的区别?这俩种制度对你产生过怎样的烙印和不同的纠结?

A:在我的媒体从业生涯中,有幸跨越了以在国际语境下宣传中国为己任的“喉舌”英文媒体,和典型的主流外媒。在两个媒体之间的流连,总总会给我一种好似坐“过山车”的感受。那是一种必须要深入其中才能体会的感受,有刺激、有快乐、有无奈、有纠结,各种复杂的情绪汇聚其中,不断充实和丰富着我对“新闻”本质的认知与反思。

我从不愿意用所谓意识形态去评判两个媒体,在两个政治制度下的媒体注定会有着天壤之别。更何况,与2002年我刚踏进央视时比,如今的CCTV NEWS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我们那个时候互相打趣时常说的“阳春白雪,大家都看不懂,只能自娱自乐”的时代。而中国英文媒体从2000年以来的改变,也是有目共睹,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不断增强,代表国家外宣窗口的英文媒体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论是在报道风格还是报道尺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与一些以新锐著称的中文媒体一样,英文媒体也在开始突破“外宣”的局限,在国际传播的大语境下,去真实、全面的记录这个社会、去揭露和正视存在的问题、逐渐在开始履行媒体应有的监督机制。记得我在写北大论文时采访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的副社长Jason Dean, 他曾说,China Daily在过去十多年的变化是一个“大跨度的成长”。

对一个中国国籍的记者而言,在国内服务外媒,有客观上难以突破的局限和天花板。同时,尽管外媒宣称自己一直恪守着客观报道的原则,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看待中国刻板的偏见,而这些偏见,也注定会让一些文章失去纯粹的客观与公正。新闻报道不可能没有立场,这是在媒体经历多年后我所总结的绝对真理,它或服务于上层建筑、或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信仰,因此,不可能避免以偏概全,以点带面。

一直身处英文媒体里的我,深刻体会这场变革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而其间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反差,让我在离开外媒的时候,决定回归到中国的英语新闻媒体。

如今,在我回首这一段从中国媒体到外国媒体,再回到中国媒体的经历,不得不承认,正是二者的互补,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丰富万千的世界。在外媒,让我接触到了太多我在央视永远都接触不到的人和事,而相比电视,纸媒对每一个新闻的深度挖掘和充满了细节的采访,让我一次次深刻体会着“新闻专业主义”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践行的成就感。终于在每一个故事完结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终于“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而在国内媒体,让我得以通过自己独立的声音,去尽力呈现着一个事件本来的面貌,不评价,只是观察和呈现。

我享受、珍惜和珍藏过去十多年的媒体生涯带给我的每一次喜悦、每一次感动、每一次兴奋、每一次忐忑、每一次纠结、每一次失望。不论今后如何,这都注定成为我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我青春里最最珍贵的记忆。

 

 Q:媒体是一个过去十年变化很大的行业,特别是线上对线下的冲击。你怎么看待网络时代对媒体从业人的挑战,以及媒体今后发展的方向?

A:就在前一段时间,和前主编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在纸媒记者已成为美国最差职业的今天,我离开纸媒或许是件好事。这个所谓的排名,不得不让所有当下媒体人去思考,在网络自媒体盛行的当下,对媒体从业人的挑战,和媒体今后的发展方向。

诚然,微博2009年的横空出世给中国媒体带来的不亚于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媒体、特别是纸媒,永远都跟不上一个新闻在微博上迅速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更有意思的是,微博还彻底改变了记者追踪新闻的方式,微博上传播的各种新闻都成为记者寻找新闻故事的最佳平台,而微博上的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记者需要寻找的新闻事件的见证者。

尽管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已无可厚非地称为现在新闻传播必不可少的主要渠道,我依然不认为,以传递准确、深入报道为己任的纸媒会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消失。微博上日益碎片化的信息,及无数小道消息反倒给专业性媒体进一步提高其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提供深度报道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对我来说,那纸墨的味道,还有捧着一份报纸和一本杂志所带来的特别的感觉,是存在于互联网或社交媒体中的海量信息永远不能取代的。

 

 Q:有人说,新闻报道其实也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是为事实提供一种视角,是讲一个个的故事。这么多年,你觉得从记者的角度说什么是一个好的故事? 衡量的角度是否发生过变化?

A:很难说,什么是判断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最公认的标准。在我看来,好的故事一定是最靠近新闻事实的。

 在新闻里闯荡十多年,我却一直纠结于如何将自己从新闻事件中抽离,去成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还记得2008年在采访四川地震时,我和一名美国同事到绵阳九州体育馆采访,当时,偌大的体育馆已成为两万无家可归的灾民的暂时安置地。我们走访了几个在帐篷中避难的家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而对他们来说,逃出来已属不易,而未来生活会如何还前途未卜。看着这些痛苦和无奈的家庭,我将身上带的所有钱捐给了三个家庭。而离开时,美国同事却对我说,“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对他们遭遇的同情,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卷入其中,我们所能作的只能是观察。”虽然至今我仍然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毕竟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不会体会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自己这么多同胞受难的那种因为民族而联系起来的情感,但他的话确实提醒了我,作为记者,我们只能是见证,去呈献,而不是去体会,去将自己的感受揉在其中。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比想象中要难。

一个同行好友曾经在美国留学,但还是选择回来继续她的新闻梦想,当我问起她为什么要选择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因为在美国,我不会像去关注中国,关注国人那样去关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和那个国家注定不会有那种最为微妙的感情纽带(emotional attachment)。是啊,因为关心,我们才会写出感人的故事;但同时,记者的使命注定了自己不能深陷其中,陷得越深,就距离事实最真实的那一面越远。这好像注定是一对矛盾体,但就是在矛盾的相互作用中,新闻故事就这样被呈现出来。

2012年曾经采访了柴静,两个多小时的采访,柴静留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她对自己在采访和报道中如何“自持”,如何“只去呈现”的思考。“就让新闻故事像一条河流一样流过,不要去轻易打断它。不去赞扬,也不去指责。因为我的判断最终只能是让观众看到了一部分的世界,”柴静对我说着她如何由一个咄咄逼人的新闻调查的记者转变为如今《看见》的风格,去聆听,去呈现世界本来的面貌。

与此同时,或许我在外媒学习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写作技巧,就是对细节的关注。只有细节才能让一个故事生动、让一个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记者的是使命就是记录,而细节恰恰是能够让一个个故事变的动听,变得有滋有味的最重要的元素。

  

Q: 做记者,跑新闻,这个职业的生活节奏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A: 做了十多年的记者,庆幸这份职业给我带来的沉甸甸的生活阅历,就好像是生命得到了极大的延展,让我每天都得以去感受、体会和经历不一样的故事,和人生悲喜。我庆幸在这10年间,我得以见证了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在08年北京奥运、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同的历史时刻,去感受一个国家带给一个普通国民,普通新闻记者的感动、自豪、难忘与震撼。

 但整日的奔忙、毫无规律的作息,和紧张的生活节奏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最大挑战。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在北京电视台的实习,就是从上夜班开始,为了做每天清晨的早间新闻,不得不还没毕业就开始上从夜里11点到第二天清晨7点的大夜班,夜里写稿、编片、录播。后来在新闻里折腾的十多年,似乎从未享受过一个正常的节假日,和所谓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还记得在台里出差时,必须在一天内完成的新闻采编和传送经常导致我一天就一顿饭,而电视台的性质,又决定即使是在春节也必须是要到台里值班,和平时别无二样。后来去了纸媒,好在可以不用周末或节假日到单位加班了,可没当轮到值班,依然是恨不得五分钟查一次电脑,赶上突发新闻了,基本就处于全天候被焊在电脑前收集资料、采访、写作的状态。到了环球时报,在自己又多了一个“母亲”的社会角色后,再一次深感作为记者的无奈。白天总是不得不分秒必争地寻找新闻线索、采访、写稿,然后晚上到家后,就将所有最黄金的时间留给孩子,直到把宝宝哄睡着了(往往快半夜11-12点了),才又不得不挑灯夜战,为了能在deadline之前完稿。可还没睡下几个小时,在宝宝第二天清晨醒来时,为娘的我就又不得不跟着起床。当遇上每周必须要上的一个夜班,基本到家就半夜两三点,基本留给自己的睡眠时间就只剩3-4个小时。身体彻底处于严重透支的状态。

为了避免和宝宝分离,我不得不去尽可能逃避出差的可能,但我也深知,作为一个深度报道记者,不出差,不去新闻现场,要想写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是难上加难。一个个如巨石般压在我身上的重压和挑战,终于让我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道路。也许是当了妈妈,并步入30多岁后,心态也渐渐变了。现在的我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将所谓事业的成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我而言,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美满的家庭,早已变成我生命中第一重要的东西。十多年的一线采访经历,让我懂得,要做一名成功的记者,就意味着对家庭生活更多的舍弃,对我而言,如果我已经不能再去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的时候,或许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于是,在我人生的第34个年头,我选择转型,就算给自己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尝试,也是另一种放下。

 

Q:你在做记者的期间当了妈妈,对观察新闻的角度是否有所改变,对新闻生涯有没有具体的个人影响?

A:当了妈妈两年多,最大的感触是,比起结婚,为人妻,“母亲”这个全新角色对一个女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对孩子的牵挂,和立刻变得极为忙碌的生活,都一次次挤压着我能够全身心投入采访、写稿的时间与精力。但与其说当了妈妈是否会对我观察新闻的角度有所改变,我更愿意去相信,对一个生命中全新的角色的尝试与探索,和自己身为人母每天从孩子身上所获取的各种不同的感受与感动,让我在去面对一个同为母亲的采访对象时,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她和他们的故事和情感。因为作为母亲的情感,注定是相通的。

记得在5.12地震的第二天,我的一个前华尔街日报的女同事就奔赴灾区采访。三天的时间,她跟随着一对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夫妇,一路火车、汽车、摆渡回到四川广元,而等待她们的,是独生女儿在地震中丧生的噩耗。但这个女同事并不知道,自己当时已怀有身孕。当时她已36岁,身体原因,一直很难怀上孩子。但一路奔波与劳顿,最终导致在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不幸流产。地震半年后,我和她一起又重返灾区,在后来她写的一篇采访笔记中,这位马来西亚记者向读者倾诉着自己在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腹中的胎儿已没有心跳的那一刻起,自己的情感历程。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去采访的过程中,她会对“失独父母尝试再生育”这个角度情有独钟,而对她来说,在面对一次次再生育失败的那些父母的时候,她与他们注定是同样的感同身受。

采访地震的时候,我还没有孩子,虽然面对我所采访的那些失去唯一孩子的母亲,我深深地同情她们的遭遇,但很难将自己与她们的命运联系起来。但如今,当我和一直保持联系的当时的一位失独母亲聊天的时候,我比以前更加能理解她的内心世界,她曾经的绝望与痛苦、以及她如今在面对自己年幼的双胞胎儿子时的各种微妙的情感与宣泄。 同为母亲,我比五年前更能读懂她,而在和她的每次谈话中,我总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她联系在一起,试想我如果站在她的位置,会是怎样的感受,那种“绝望”几乎会让我不寒而栗,让我即使是围坐在无忧无虑玩着自己的托马斯火车的儿子面前,也会不自觉地去抓住儿子的手,却确认宝宝与我是真实的在享受着幸福。

 

Q:十年媒体生涯是一段非常丰富的生命记忆,其中你印象最深,最珍贵的片断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些?

A:对过去10多年的记者生涯,我心存感激,因为这段经历,让我遇到了太多的事,太多的人,也让我对这个我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  魏中文,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普通工人,来自吉林。初次采访他时,他正带着70多个工人一起追讨包工头欠下他们的半年的工资。和他的采访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让我得以有机会去深刻的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与命运。后来,我们的文章引起美国读者的关注,有好几个人给他们捐了钱,还在北京农民工援助站举行了一个小的仪式,将捐来的钱如数交到他和其他农民工手中。之后有一次,朴实的魏师傅不辞劳苦,从老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两箱鸡蛋到报社,为了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好可爱的人。
  • 地震中的失独母亲古姐。在我前一段时间为三明治在母亲节所写的“重生”的稿子中,写了我和她,还有她的家庭之间的故事。如今,古姐就像是我多年的朋友、亲人。认识古姐,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而继续关注她的家庭,写她的故事,是我最想完成的一个夙愿。
  • 东莞一位新生代农民工– 红别民工(微博名)。一个来自甘肃、在东莞打工的小伙子,一个致力帮助和他一样命运的人更好的维护自己权利的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只有初中文凭,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深刻思考、他敢想敢说的性格、还有他较高的文学素养,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实在难以想象,像他这样每天忙碌在流水线上的普通农民工,最喜欢的作家竟是以“中国三部曲”著称的美国纪实文学作家 Peter Hessler,回北京后,我给他寄去一本刚出版不久的Peter 最新一部中国纪实小说 – 《寻路中国》 (Country Drive),他视为珍宝。
  •  2010年王家岭矿难中一个遇难矿工的家属。曾经三缄其口的他们,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同意接受采访。但朴实的性格让他们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毫不避讳,在弟弟依旧生死未卜的时候,同意让我去采访弟弟一家的遇难矿工的亲哥哥。记者有时候真是个残忍的职业,在家属近乎绝望的时候,我还得残忍地在他们的伤口上去撒盐,以试图去还原矿工生前的日子。对那个家庭曾给予我的信任与真诚,我一直感激不尽。而我又能给他们什么?

理想照进现实,有美丽和绚烂的一面,也充满着无数的无奈与挣扎,期间有过动摇、有过抱怨、甚至有过暂时的离开,但还是凭着内心深处对新闻的依恋,听从自己心的指引,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也曾不止一次的认为,这或许就是我一辈子要去追求的东西。但随着宝宝的到来,当我越来越发现,对孩子和家庭更多的牵挂与责任让我无法再次全身心投入的去继续我的新闻追求时,我决定离开。而现行新闻体制中依旧存在的问题和制约,让我总是不得不留有许多遗憾地去匆匆完成一篇我本希望能够更加精雕细刻的故事,新闻,因为其对时效性的强调,注定永远都是件遗憾的艺术。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经不太愿意整日疲于去追赶新闻,而更愿意用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去呈现一个更加完整和细腻的故事。而这一点,在日渐浮躁的新闻世界里很难得以成全。写作可以是一辈子的事,但不一定永远都给自己贴上“记者”这个职业的标签。如果说过去的不舍是因为留恋记者这个职业所赋予的五花八门的人生经历的话,现在我可以很平静的选择离开这个职业,但我会继续去旁观这个世界,记录这个时代,至于在什么样的平台去呈现,已经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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