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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中停滞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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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这篇早期中学课本中的文章,讲的是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在沙皇统治下,如何在这个隐蔽的地下印刷所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听说第比利斯这个地方,也是当年塑造革命英雄的一种常见的叙事方式。

周小红,这位俄语专业的三明治报道者,因为在格鲁吉亚实习,得以去了一趟这个书本上提及的遥远的红色印刷所。现实生活中,它像是一个已经被遗忘的故事,安宁地在的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静待着拜访它的人来……

 

文/周小红     编/苏苏

作为一个学俄语的人,即使高中读理科,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红色历史。这一次趁在第比利斯工作的机会,我去了一趟曾经出现在课本上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第比利斯同属东正教地区,教堂却不像俄罗斯洋葱头那样绚丽,而是大块大块石板做的墙、铺的地,有着几百年的寿命却不怎么维护修缮,任其在风吹雨打中被烙上时间的痕迹,正如两国人民一个热烈却冷漠、一个古朴却阳光的性格差异。

让我很意外的是,被大多数中国70、80后所熟知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在第比利斯很难找到。我到第比利斯的第三天就开始向当地人打听,可是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全都对这个印刷所一无所知。“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的原话。最后还是一位在当地生活超过十年的中国人告诉我,“就坐地铁在Avlabali站下!一打听便知道!”。

但实际上出了地铁站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个我想象中的“著名景点”:便利店老板、书报亭老板、路边闲聊的人,没一个知道!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老爷爷,他慢悠悠地把我带到了地下人行通道的复印打印店,“这里就是你要的——那在地下的印东西的地方!”

1那个课本中提及的标志性红色大门,和七八年前看到的图片一模一样,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院子中间的自来水管没有关,水静静流,看到此景的我心中浮现一个词——情怀。

门半开着,透着阴森,把我刚到的兴奋冲得干干净净。站在门外五米外喊了五分钟的“有人吗”我也没敢去按门铃,最后由于实在是没人搭理,我才一个箭步冲上去按了门铃然后迅速闪回原来的五米开外的位置静静等待,一分钟后,一个男中音回答“哎!”,又过了一分钟,一位男中年出现在了门口,热情地邀我进门,并介绍说他是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馆长+保安+解说员。

本应让人感觉信赖的男中音没能给我带来安全感,但我仍是强作镇定,满脸笑容地把右手伸出去,握手,进门。

我们进来的这间大房间算是印刷所原址旁边新建的小博物馆,灯没开,窗太远阳光进不来,空气中满是灰尘的味道,整个室内氛围就如同之前在门外感受到的那样——阴、冷。他热络地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手配合着说话做着大幅手势:“小姑娘不好意思啊刚刚没听到,你是哪儿来的,中国来的吧,中国来的就是我的朋友啊,哈哈哈哈哈。”

进门的时候他顺手把门掩上,又顺手把灯打开,但视觉上却感觉更昏暗了。我强忍着内心的不安和巨大的好奇,继续跟着他往前走。

2泛黄的墙面上零散又系统的贴着各种图片、文字,他不知从哪抽出一根细长的木棍,啪啪啪,撮向墙壁,一边简短又熟练地向我介绍,一边敲击墙面,是敲,不是指。

我怕他讲得太快,忙问可以拍照吗,他的大手又是一把扶住我的肩膀,大笑说:“你是中国来的当然可以拍!要是是美国来的欧洲来的我才不让他们拍呢,哈哈哈哈哈!”,又补上一句:“这样,你先听我讲,我讲完一段就停下来让你拍。”这间房间的三面墙上的剪报就这样介绍完了,他总是气势磅礴地哗哗哗讲完一段,然后大手一挥,木棍敲向墙面,说:“拍!”

桌上一本我估计3-4张A4纸张大小的留言薄,里面有格语有俄语有英语,但是最多的还是中文。洋洋洒洒几十篇留言,落款为“新疆某某局/某某处”或类似的机关名称,让我吃惊的是,内容基本为“共产主义精神不死”和“斯大林不死”……

从展室来到实地:地下印刷所。昏暗的地下室里有当年斯大林及地下工作者出入的地道,跟井口一样大小。 修在外面的方便访客进入地下的铁质旋转楼梯,锈迹斑斑,光线微弱,他走前面我走后面,大手抓着我的胳膊,我依然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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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工人和斯大林就是通过这口水井上下,每五小时轮班一次,外面坐着两位女工(乔里泽·拉莎泽与戈古阿泽),为大家洗衣做饭,同时也起到望风的作用,一旦有生人靠近,就会用摇铃铛的方式通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大家即刻通知工作,以免机器运转的声音被人听到。

这样设计精良的暗道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原来是因为上下次数太多,衣服和井的内壁摩擦,导致内壁光滑得发亮,才引起了怀疑。

参观完我和他又回到了第一个房间,在弹簧已经坏掉的沙发上坐着,电视机吱吱呀呀放着格语配音的好莱坞电影,英文原声没有消掉,只是调得小声了,混合着稍大一点儿的格语配音,瞬间有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译制片感觉。

4他问我喝不喝牛奶,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好啊”,后来就后悔了。他花了20分钟热了牛奶,我花了一个小时吹牛奶,一边问了他很多问题。

印刷所只短短地存在了3年——1903至1906。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持下重建印刷所并设立纪念馆已是三十年后——1937年8月20日。三十年代的格鲁吉亚国内舆论还没有反共浪潮,也不会有愤青来这里砸门砸窗,反倒是各地赶来的游客很多,这破败多年的地下印刷所也曾喧闹过一时。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格鲁吉亚当局先是关闭了纪念馆,又卖给商人开过餐馆。后经多方努力,格鲁吉亚统一共产党(единн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终于在1998年将其收回。而他,生活在这里已经十年——从2003到2013。

这个博物馆开到今天确实挺波折,我问他,还能开多少年?他大笑,说,再来200,300,500年!

他叫Сосо Гагомвыли,格鲁吉亚族,今年62岁,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上校军衔,在莫斯科呆了35年。

(1912年的《真理报》)

我问,你在哪儿念的书?

他笑得很神秘,说,我在情报机关(разведка)的学校,做秘密工作(секретная служба)。

我觉得好笑,问,什么情报机关啊,类似于美国CIA吗?                             

他一下就严肃了,说,是啊,克格勃(КГБ),我是从克格勃高等学校(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КГБ СССР)毕业的。

我也惊呆了,问,那你是普京的同学吗?

他笑了半天,不置可否。

他不理我,我只好把话题转向这个印刷所。我问,现在格鲁吉亚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他说,6000。

比我想象的多太多倍了。我问,那第比利斯是全国共产党员最多的城市吗?

他眼睛一转,说,不啊,我们全国到处都有党员。

我说,嗯,这我知道,但第比利斯肯定最多吧,这是首都啊。

他说,不不不,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不只是第比利斯。

我说,是,到处都有,但最多的是哪个城市?

他说,到处都很多啊,真的很多。我们每周一还会开会。

我惊呆了,每周?这频率会不会太高了?

我问,每周一?在哪儿?

他说,在这儿啊。

每周的会议讨论什么,有几个人参加这些问题我就没有再继续问了。

image013问起他的家人,他说跟老婆离婚了,孩子也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当这个博物馆的馆长、讲解员和保安,吃在这住在这,没有退休金,日常费用来自访客捐款和朋友接济,时间大把大把的如何打发?看点书看点电视。我问访客这么少,又没有强制的门票,只有自愿捐款,够日常开销吗,他马上回应说,怎么会人少,来我这儿的游客很多的。

聊天的空当有几次他的邻居来找他,带着几个朋友,他开门出去站在门口应付了几句。看起来邻居对这里很熟悉,估计能充当半个专业解说,所以他就让邻居带着朋友自己随便参观,自己就不再解说了。然后他回到沙发上,望着电视,也不理我。

环视四周,目光又落在那本超大的红灿灿的留言薄上,我不甘心的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斯大林和他的大清洗?

他看了我一眼,拿过我的本子,在上面写:共产党人只杀人民的敌人,这个人民,就是我们苏联人民。

我一时嘴贱又问了一句,你有宗教信仰吗?

他不屑:宗教只是人民的幻觉。

一阵沉默后,天色不早了,我谢过了这位带着坚定得近乎的老头儿,走出了院子,院子里关不严的水龙头轻轻的,滴滴答答的声音,像一个稳定的钟摆,守着这个喧闹的世界中,这个安安静静,看上去像凝固了,永远都不会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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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格写了当年这里分别印了多少份宣传单、报纸和宣传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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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所原址正上方作掩护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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