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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R:当我们谈论教育,我们谈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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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梓新

 

上海徐家汇公园旁一座不起眼的陈旧写字楼。走到楼下的时候,我不知要去拜访的这家留学培训机构会是什么样。那幽暗的楼道好像难以给我太多想象空间。

然而在19楼,从一座小玻璃门里跳出绿意,绕在迎宾墙上的绿色爬山虎中,簇拥着蓝色的LOGO,上面是“DTR”三个简洁的字母。

DTR是这个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董堂荣的名字缩写,我在来之前便已知道。只是我好奇,一个会把自己名字做成公司名字的年轻人会是什么样的。“Be With DTR”不是一个典型的公司名字,却透着一股人情味。而公司的中文名“树英学会”,更透出一股文化气息。后来,董堂荣告诉我,树英是他已去世的奶奶的名字。

董堂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带着美国校园气息的壮小伙,穿着紧身T恤,两只健硕的胳膊露在外面,笑容亲切而爽朗,一看就很容易打交道。大家都直接叫他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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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细看200多平方米的空间,布置得非常有味道,简洁、明快而现代化,后来我才知道装修是出自“栋梁”设计师品牌店创始人之一南朗的手笔。不大的空间被划分为大厅、办公区、图书馆和五间大小不等的教室,利用率非常高,更营造出一种温馨而热闹的氛围。

挂满美国名校旗帜和纪念品的大厅里,几个学生正在长桌上交流;一个戴着时尚耳机的学生把自己关在小图书馆使用电脑,而七八个学生和助教一起在教室里学英语。咖啡外卖送来了,大家一起一拥而上。在这群95后的高中生中间,DTR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老板,或者一个老师,更像一个亲切而沉稳的兄长。我感觉到这间留学培训机构不那么简单,因为做任何事情,最难的不是产品,而是氛围。

DTR在2011年中和曾经的新东方学校同事开办了这个机构。当年底,他把整个公司接手下来,改了现在的名字,因为他更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有别于当下充斥市面的留学中介和培训机构。

为了这座学校,DTR甚至推迟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的课程,2011年拿到录取之后,他还在新东方教托福,忽然有一天接到家里的电话,说自己最爱的奶奶去世了——DTR从小是奶奶带大的。“以前奶奶经常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说自己身体哪里出了毛病,想让我回安徽老家看她。每次我赶回去,却发现没有多大事,久而久之甚至有点‘狼来了’的感觉。”

而这一次,奶奶过世的消息显得特别突然。匆匆赶回老家的DTR度过了一段茫然的日子。他觉得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而做一家能够指导高中孩子如何申请到更好的美国学校的机构,是他觉得最有把握且最该去做的事。于是他给哥大写信申请推迟入学,并得到了批准。

2011年底的申请季,DTR帮助了从新东方投奔过来的20多名高中生,申请的结果非常好,学生们拿到了麻省理工、卫斯理女子学院等名校的offer。而对这批后来被称为“树英12”的“天使”学生,DTR视他们为人生最重要的人。

接下来的一切出乎意料的顺利,本来就在江浙沪新东方学生中积累了良好口碑的DTR,顺利地收到了不少生源。他开办了托福、SAT培训和留学申请咨询两项业务,后者是有准入门槛的,一般来自托福和SAT班,并且入了DTR法眼的学生他才收,每年只有30多个名额。人缘很好的他,也学会了说拒绝。

现在,树英学会门口的公告牌上,贴满了学生们写的大段大段话的Thank you Card。甚至有单亲家庭的学生喊他“爸爸”。在树英学会的豆瓣小站上,校友会用深情地写下他们的“树英成长”。每个小朋友洋洋洒洒几千字叙述他们在树英的改变与成长。这些成长不在乎托福 SAT提分多少,也不在乎申请进多么有名的大学,最重要的是关于孩子们18年这一年的成长。在他们笔下,DTR是那个积极向上、相信努力带来可能,并且热爱买单请客的老板或者兄长。

然而DTR却觉得自己其实内心孤僻,从小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从来没有和其他人share房间,直到读大学。现在在上海,他还是过着一个人的简单生活。

他在哥大的学业也不能再拖,2012年中他到美国学习了四个月,一边远程遥控公司管理,一边完成了4门课程。现在,还有一部分课程,他也不知什么时候要去完成,或许,意义也没当初那么重大了。

出身于“中国合伙人”黄埔基因的新东方,DTR承认自己还有理想主义色彩,但那种色彩不能在今天的新东方找到了。所以他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小而美的机构,玻璃墙上写着他们的口号:“Some call it idealism, we don’t”。这句话也被印上了他们自制的T恤,甚至马克杯。树英学堂还设计了自己的练习本。这一切为了营造这么一个不那么一样的学校。

当年,俞敏洪们在90年代中期挥舞“红宝书”激励一代学子泅渡太平洋,登陆美国。现在,DTR激励的是95后一代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俞敏洪时代的学生是如此的不同,却也有一些新的困惑。

“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被问及最崇拜的人的时候,很少会说是自己的父母。而现在我这里的学生,80%说是自己的父母。他们60后一代的父母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成就也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了压力。” 在DTR的事业里,他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他也成为具有深深代沟的中国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器。

在中国,英语培训教师经常被赋予高于其他学科的神奇魔力,仿佛他们是点石成金,改变命运的魔术师。英语被认为是通往一个更高级的世界的钥匙,而在艰难而漫长的备考过程中,学生们乃至教育者们也无数次拷问其意义——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中国式的成功学,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熏陶的普世价值?

DTR显然更相信是后者。这个从安徽小城走出的新东方前金牌老师,是如何在上海打造自己的梦想学堂呢?

于是有了下面我和他这一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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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四学生兼新东方教师

Q:DTR,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A:我生于1985年,是安徽天长人,大学时跑到长春读书,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工科,但我又需要自我和别人的肯定,所以选了自己的强项——英语。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我姑父,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通过听歌、看电影的方式让我学英文,我第一次接触到英语这种语言时觉得它是优美的。后来我参加过很多英语比赛。英语是一项能让我得到肯定的东西。

大学里的英语其实读得很轻松的。后来就想出国,大二时就在长春上新东方。在准备GRE、托福的时候,我觉得比高考更有感觉,因为一来这些题目是考验你的逻辑分析能力,二来身边有一群小伙伴,都怀着冲动和梦想。大家一起互改作文,互改申请文章。

大三快过完的时候,我一边准备申请,一边找工作。当时来到了上海,就想投新东方试试,但一开始杳无音讯,因为很多应聘者都是研究生学历。当时我还是很为新东方的精神感召的,所以就给新东方上海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后来他给了我一个面试机会。

面试有三次试讲的机会,我前两次都很紧张,脸红,评审老师问的问题也有些无厘头,比如“超人的内裤你觉得是穿在里面还是外面好?”,应该是想考我的临场发挥能力,我都不知怎么回答。

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我接连三天三夜睡不着,最后一把通过了。在英语能力上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新东方两三百人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对我是很大的挑战,那种场合更多考验的是讲师的personality。所以我最早是从一对一培训开始的,教高中生口语和听力。那是当时新东方刚开始的一个项目,也就是后来新东方增长最快的VIP业务。那时我其实还是大四的学生,时间是2007年。跟着一帮人做一件事的时候感觉特别充实,现在想想那仿佛也是一场创业。

一年之后,我突然被调到大班讲课,因为一个老师去美国了。我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要准备第一次就面对200人的托福口语课了。

Q:这种风格就是外界都熟知的以罗永浩为代表的新东方教师风格吧?
A:对,我记得我的第一节课是在上海新闸路的一个教室,教托福口语,200人都坐满了。有个老师传授经验给我,说要去得早一些,看着学生一个个进来,这样比晚去心理压力要小一些。当时我很紧张,腿发抖,话筒也不会用。上了一个小时,大概走了100个学生。我有很大的挫败感。回去之后我思考了很久,我是不是还想做老师,这是不是我要走的路,因为当时我还可以继续申请出国的。

但其实到新东方教书,是最初我想留学之后的职业方向,而现在我已经达到了,我还需要再去读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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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
A:对,第二周我就开始找到感觉了。虽然有些教学方法在我看来挺恶心的,但开始为了取悦学生我也模仿,一些笑话的笑点在哪里,我都会记下来。慢慢再找到自己的方法。来上大课的学生,更多时候想听你的故事。我给他们讲自己的人生,讲高中时谈恋爱的事,讲我的选择,希望激励他们。他们会更爱听你不好的经历。他们会全场鼓掌来表示感动或者鼓励。

两个月后,这个班的学生结束课程,给老师打分,我的分数居然达到4.7(满分5分),接近很多有经验的老师的分数。接下来的课程,我上得更系统一些。开始会有学生给我写信,写Thank You Card。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做老师的感觉挺好的。

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我成为新东方上海上课最多的老师。后来我就感到自己的瓶颈期来了。因为我的生活比较简单,也会对其他朋友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好奇。我还想去尝试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Q:那接下来有了什么计划?
A:我就想出国读教育。在2010年底,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就只申请了这一所。过完春节,我到美国去面试。面试之前我在美国玩了两个月,从西岸到东岸。这一趟行程除了机票是我自己花钱之外,吃喝拉撒都是靠我以前的学生,其他方面我没花过一分钱,都是我以前的学生接待我。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因为我从侧面看到了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

在一些不太好的学校,学生的生活不是买车,就是买包,话题永远是男女关系。而在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学生们会对我讲他们的迷茫和目标。你经常听到了就是他们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梦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觉得不同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是很不同的。而为什么花同样的钱,效果会差这么多呢?

我接触到的很多学生,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因为信息不对称,不能申请到心仪的学校。我就想到不如在中国做一个美国式的文理学校,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消除留学信息中的鸿沟。

Q:在哥大的面试进行得怎么样?先游玩美国再面试,证明你的心态还是很好的。
A:面试进行得挺顺利的。我的经历对面试官还是有吸引力的,江浙沪考过托福的孩子,有很多都上过我的课,新东方又是一个那么大的培训学校。我的工作经历对申请一个教育学硕士是站得住脚的。

面试回来之后,我就和新东方申请做出国留学咨询。我想先试试看。不过我做了之后,发现我签单很容易,但帮助学生申请的工作只能由另外一个部门负责,我只是一个销售的角色。我甚至有些内疚,怕会害了一些信任我的小朋友。

2011年4月22日,我收到了哥大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好像没有特别激动,虽然十年的梦想实现了。后来因为奶奶去世,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于是我推迟了哥大的入学,开始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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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使我学会了respect

Q:创业的情况怎么样?
A:第一年我们招了二十几个学生。上天也很眷顾我,他们的成绩和申请最后都很理想。有些学生来的时候托福60几分,后来突然就考过100,连我都不敢相信。

开始时,我手下有三名女将,其中还有的是我当年的学生,另外有一些外聘的老师。我们有一个独创是找上一届的学生做下一届的助教,督促他们背单词、做作业、辅导功课。因为上一届的学生在申请之后有很长一段空档期,他们正好分享经验给下一届学生,还能赚到每月1000多块钱的助教工资。“成长,并帮助成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而“传承”是树英跟任何一个培训机构或者留学中介最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树英人都把树英当做一个家,大家就真的很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们的传播都是Word of Mouth(口口传播),学生主要来自上海的几个重点中学。我们把自己看做“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招收的学生也是文化上比较合拍的,不会是那些死读书的学生。树英的学长学姐们即使留学美国之后,暑假回来也会经常回来看看,和学弟学妹们交流。

Q:和95后一代的孩子相处,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
A:我一直比较喜欢和高中生相处,他们乐意接受改变,又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比起大学生更容易沟通。每次我新签下一名学生,我就会在小图书馆和他/她聊一整个下午。99%的情况下,他们会哭。一般都是聊他们的故事,包括家庭、成长、爱情等等。大概有很大部分的孩子都受过家庭的一些伤害,有时是家长过度的呵护,但不懂得方法。更多的可能是一代和一代的代沟。我和他们说,你要理解你的爸妈,因为他们只有一次养育孩子的经历,他们也在摸索。

这些聊天虽然是挖掘他们人生的故事,但更多是对他们做心理上的引导,也同样帮助了我成长。三年来我听了100多个学生的故事。最近有个在范德堡读教育的教授问我,这几年做树英让我学会了什么。我说我学会了respect。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文科的人,不能理解读工科的人,我的想法也很封闭。做了树英之后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追求的人生。在讲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下我也会哭。

比如有一个孩子和我讲了她在学校被人嘲笑,导致自己自卑心理的故事,让我当时也大哭起来。因为我高中也是一个会嘲笑别人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的性格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和孩子们聊天的过程,我也在反省自己。

和学生聊完之后,我会让学生们给我写一封信,用文字来总结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和他们的家长聊。大部分的情况下,家长也会哭。大部分准备把孩子送出国的家长,都是40、50的年纪,在社会上算是成功人士。但他们在养育孩子上可能有些亏欠。他们会惊讶于自己的孩子可能都不愿意和他们进行深入沟通,却会和我讲。“我花了钱让他参加一些活动,问他感受怎么样,他只会说还好,但他却会给你写这么长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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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看起来你和学生们建立了一种很有魔力的关系?
A:树英申请成功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会带他们到栋梁给他们买衣服,我希望他们在大学的第一场舞会穿得美美的。我过生日,他们也会送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确实挺close的,他们会把很多秘密都和我讲。我不太是一种长者姿态去对待他们。比如我对高中谈恋爱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You should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谈恋爱的时候才能反省自己。

现在的树英这些小孩子都出生在很好的家庭里,但他们都很低调,很懂礼貌,爱学习,但是他们都特别迷茫,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对专业没有概念,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没有概念,对未来的生活没有概念。他们特别需要树英这样的地方来讲这些。

很多家长其实也很尊重我们的工作,有时还让我们和学生多聊聊,但千万不要说是他们让老师去和他们孩子聊天的。

Q:树英的学生是男生还是女生多?
A:女生占70%。我觉得中国的教育系统里,对男孩子是有很多不利的因素的。树英的男孩子压力很大,他们的性格在竞争环境里变得比较内向,在18岁的时候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男孩子可能从小受呵护太多,“慈母多败儿”。有很多妈妈自己不上班,就帮孩子做读书卡片,孩子不会报名,他们也代劳了。这样的孩子我们一般都不收。我觉得男孩子需要更多的锻炼机会。另外,中国的教育制度对擅长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的女孩子是有利的,她们就在学校环境里持续得到很多自信,而男孩子在学校里的自信就会被压制,他们刚到树英的时候都是缩肩低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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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树英能改变这种状况么?
A:我们也在尝试。我们这边有一位美国老师,在阿富汗当过美国大兵。我们也让他来鼓励男孩子们更有担当,更有责任感。

Q:2012年中,你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几个月书,对美国的教育文化有什么样的感受?
A:在中国,大家可能觉得读教育学是冷门专业。可是我们班的几十个同学里,有在投行做了十年,有了一笔钱之后,可能想在非洲做一个关于教育的慈善机构,就先到哥大学习一些know-how。我的朋友读完哥大的学位之后,去了印度支教。在教育领域,我们还在教小朋友1、2、3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细致地在讨论小孩子的心理问题。我觉得我们和世界的教育理念差距很大,这对我冲击还挺大的。我们班同学也都很赞同我的理念,现在树英很多的导师也是我当年的同学和老师。

 

我想把树英变成一个完整的学校

Q:你是新东方出身,对《中国合伙人》这部片子传递出来的信息你怎么看?
A:作为一个新东方人,我觉得还没有拍出那一代人的感情。我和俞敏洪有过一段接触,我觉得电影还没有完全拍出他那些特色和性格。一个教育机构和它的灵魂人物关系还是很大的。他还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师。如果说我崇拜谁,我觉得老俞可以排在前三名。

Q:新东方的文化和经历,对你做树英有什么气质上的影响?
A: 我特别感谢新东方的经历。其实在新东方的这5年,我前两年在教1对1,后面的几年在上大班,从树英的课程设计方面我参照了很多老东家的优点。我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学生们的口上找到树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谈到文化,我其实特别喜欢老东家那句“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我在做树英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两句话,一句话是“we have to do what we have to do”。在树英,我们很看中成长,我们享受喜悦也同样接受失败。但我们还是坚信自己选的路,爬着也要走完。所以所有的细节我们都量化开来,学会时间管理,制定计划并完成它。

另外一句就是你看到的那句“some call it idealism, we don’t” 。我特别感谢树英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他们愿意相信我,让我陪他们的孩子完成18岁最重要的成长与蜕变。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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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现在自己还教书么?
A:我教的,我很喜欢教书的。教学相长,树英的很多小朋友们很多学习习惯特别影响我,尤其是我的工作习惯。

Q:在上海,树英面临什么样的竞争?
A:现在上海这样的学校也越来越多了,有些竞争机构也有自己的方式和理念。我一直在跟同事说,我们不进则退。也有很多从常春藤牛校毕业的外国人开办的留学辅导机构,他们的理念也很先进。但我和他们相比的优势是,我和学生们都是在这片土地成长的,我更能理解他们的心理,帮助他们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讲出更好的故事去申请自己的dream school。我经常用自己来自安徽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故事来鼓励学生们“Impossible is nothing”。

我们不像其他中介可能会包办学生的申请文书,我们坚持让他们自己写,然后帮他们改,可能会改十几稿。我和学生说:“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要负责。我们帮你写会很快,但那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Q:在创业这件事上你的压力感强么?
A: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学生涌进来找我。如果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没有一个人来,那就是我的压力了。幸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一天。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我觉得太顺有时不是一件好事。

Q:你会接受风投么?
A:有一些投资人接触过我,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需要钱,也暂时没有开分店的计划,就想把这家学校做好。我现在唯一的压力是,学生人数规模扩大之后,我们的服务可能跟不上,不能像以往那么精耕细作,可能会忽略一些学生。树英的小朋友都不希望我们变大,他们说他们希望树英越变越好,但要变得越来越难进。这样显得他们特别的珍贵,呵呵。

Q:树英接下来有什么发展计划?
A:我们计划做全日制的学校。因为准备出国的学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所以他们是有时间在非周末的时间来上课的。所以我们也会开设美国高中的AP课程,也会开设美国历史、戏剧、艺术鉴赏课,包括请社会各界人士来做讲座。我想把树英变成一个完整的学校,不是只教英语。

 

这个暑假我们第一次带小朋友们去美国读夏季课程,也就是俗称的summer school。这些所有的课程都需要提前申请,要求和大学申请不相上下。我们希望通过高二申高三的这个暑假也就是临申请季的最后一个暑假,让他们亲自感受美国好的大学的教育。让他们了解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课程。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去和所梦想的大学招生官建立很个人的联系。在读完夏季课程后,我们组织了一场美国名校面试团,我们带着他们去参观自己的梦想学校,与招生官面对面面试,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加入每日一课,就是我请了我在美国各行各业精英的朋友给小朋友普及行业知识,让他们对职业有更清晰的规划。总之,这个夏天的树英夏令营来得充实且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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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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